在大清国最初的那几年

我对外国驻北京使馆的第一印象就是赞叹加惊讶,它们实在是雄伟而又宏大。我禁不住要问:“为什么它们能有如此之大的规模呢?”这里不妨做个比较,如果我们在伦敦的使馆也能有类似的规模,那么意味着它将包括拉罗夫纳广场、布鲁克大街直到克拉瑞芝的所有地盘。曾有人向我讲过这么一个小故事,它能部分地说明当时我们的使馆是多么的辽阔。

1900年外国使团遭到围攻之后,北京城内建立了一片“使馆区”,它的四周被坚固的城墙环绕,另外还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可以踢足球、玩马球,还可以举行阅兵和跑马。

当时那些有份量的使馆均以占地面积大为荣。使馆里不仅要容纳本馆官员,还要能容纳部队和海军。因为根据当时签定的和平条约,使馆可以有自己的部队来负责安全。1901年的一天,在当时的使团长――西班牙公使家中召开了一次外国使节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建立使馆区的决定。当天中午会议结束后,公使们各自回家吃午饭,谁也没进一步考虑建立新的使馆区一事。

当时的意大利驻中国的公使是萨尔瓦哥候爵,他是热那亚人。热那亚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凡事总要抢在人先,赶早不赶晚,尤其是涉及到购私产之类的事情。原先的意大利使馆在义和团围攻外国使团之初便被焚毁,而眼下正是抓紧机会占地建馆的时候。当日下午3点,正当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等国公使要出门实地考察使馆新址的时候,有下属汇报说运河左岸那块地的周围都打上了木桩,上面竖了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意大利使馆”。

原来,萨尔瓦哥候爵在别人用午饭的时间,找了意大利海军的年轻军官――朱塞佩・斯里亚尼,由他带着手下的海军士兵干了一中午,就这样把意大利使馆的范围给标了出来。

英国、美国和俄国公使对此不以为然,嗤鼻一笑,因为他们的使馆还在原来的地方,也就是运河的右岸。而其他一些国家公使对被人抢了先感到很失望,于是愤愤集结在一起找萨尔瓦哥兴师问罪,指责说他这么一来,是把半个北京都划为己有。萨尔瓦哥候爵无奈的苦笑,只好说土地的事大家可以再商量。后来,他不得不将相当大的土地再割让给别国公使。但即便如此,意大利使馆的占地面积也非常辽阔,几乎相当于罗马的平奇奥高地的总面积。后来,意大利的建筑师们便开始在这样一片辽阔的土地上破土动工。由于所有的建造费用都由中国政府承担,所以建筑师们极尽能事,完全不考虑费用问题,也忘了采暖和照明是要由使馆自己支付的。之后落成的公使官邸有两个大厅,每个大厅有六个窗户;两个大卧室,每间卧室四个窗户。当然,其余一切都是相配套的:一楼、二楼各一个大走廊,走廊长15米,宽4.5米。

公使官邸的装修费用由国库支付,意大利国内还专门运来一些名画供官邸装饰之用。在一等秘书的家里,也就是我住的地方,有4个大厅、5间卧室和一个大门厅,却不配备家具。我还得自己掏腰包装修。后来的两年多里,我一直为买家具把那些空荡荡的屋子填满而发愁,这也给我的家庭财政带来了巨大困难。

第一次在新家里吃饭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选了家中最小的那间屋子用作餐厅。因为小,所以采暖会比较容易些。餐厅里没有窗帘,窗户上也没安百叶窗。当我们落坐的时候,我的夫人贝蒂娜问我:“这里有两股穿堂风,一股从大门进来,另一股是从窗子进来,你喜欢哪一股?”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处住宅,使馆内还建有两处宅子,分别供二位翻译使用。另外还有一栋楼是给本堂神父的,那些过往的传教士也可以借住;还设有一个祈祷室,其规模不亚于一座教堂,它的房顶是专门从意大利运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马厩,里面养着18匹马。马厩四周有一片空地,是马活动的场所。还建有一个水塔,一个供植物冬天避寒的大花房。此外还建有一座大楼,可以用作中国仆人们的宿舍。与使馆毗邻处建有意大利士兵的兵营,那里足以容纳三百名官兵。里面有两栋小楼,一栋是士官楼,另一栋是下士楼。兵营里设有食堂、办公室、医院、监狱、弹药库、食品储藏室、厨房、马厩、蒸馏水设备房,如此等等,设施齐备。

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使馆莫不如此,里面都是应有尽有。这也形成了外国驻中国使馆的一大特色。其实在其他国家,如伦敦、巴黎或是柏林,当外交官走出家门的时候,便立刻置身于驻在国的圈子里,举目所见均是驻在国的国人。而北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走出家门,我们周围看到的仍是本国同胞,同我们打交道的也都是各地的外国人。从卫生角度来说,这也许对女人和孩子是个好事。但我注意到,正因如此,外交官们与驻在国几乎没有什么往来,处于隔绝的状态。

而在使馆区以外,那城墙的世界便是中国。在北京,我们用一种蒙古马作为交通工具,这些马虽不好看,却很强壮,很耐劳。我们骑马奔跑,去西山,去颐和园,去天坛,去天主教堂。当马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时,它便成为人类的朋友。1912年的中国同印度一样,还残留着古老的东方气息。随着汽车、电扇、电影、广播和带有酒吧间和爵士乐队的现代旅馆出现后,这些古老的气息也就随之而去了。(摘自《微笑的外交官》蒙达多里出版社,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