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心脏“密码”的“机械”大师

“心脏是推动血液循环的肌性器官,是一架肌肉构成的精密机器。我在研究肌肉做的机器之前一直是研究钢铁做的机器。”回想起走过的路,张运感慨颇多。

1952年,张运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医生家庭。1970年中学毕业后,他被招进一家工厂当钳工,对机械制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学好机械制图这个难题,张运白天干活,晚上苦读,一年多后就能独自完成从设计、制图、描图、校对到审核好几道工序。

从初级钳工到高级学者

1973年,渴望到工科院校深造的张运参加了大学考试,然而却被来自山东医学院的招生老师一厢情愿地领进了医学院的大门。虽然步入医学殿堂,但张运始终割舍不下他的“工科情结”:上人体解剖课,他会想起组装的机器零件;看到四肢骨骼,他会想起机床的曲轴……他那藏在近视镜片后的明澈的眸子,总是在不停地搜索,寻找“工学”与“医学”的结合点。

张运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大学二年级的那堂生理学课。就在那堂课上,他第一次听到人体中有“电”,生物电。“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吗?”生物电激发了张运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望,由此他又认识了人体与电的的结合物――心电图,并把能够找到的各种有关心电图的书籍全都买了下来。他像一只在沙漠中突然看到绿洲的羔羊,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营养。他立志要在当时被称为“为医治资产阶级老爷病服务”的心电图学领域,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绿洲。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要想掌握本专业最新、最有价值的东西,必须要阅读大量的外文尤其是英语医学杂志、专著。当时大学里也有英语课,但教材只有薄薄的两册,而且都是最初级的内容。为了能系统地学习英语,张运悄悄找到了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英语教授胡玫。二人达成君子协议,胡教授偷偷地教,张运偷偷地学。当时学校校址在泰安,周围是一片茂密的玉米地,是个“偷艺”的好地方。于是,每天早晨、中午,张运就钻进玉米地悄悄学英语。功夫不负苦心人,大学毕业的时候,张运的英语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毕业不久就翻译了10多万字的英文资料。事实证明,良好的英语水平为张运后来的学习和研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他如虎添翼。

神秘心脏的“追新人”

1976年大学毕业后,张运来到聊城新医医院。在这所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医院里,张运有了用武之地,他急切地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临床。一天,医院收住了一位病情特殊的心脏病患者,心跳每分钟300多次,按常规治疗,病情反而加重,生命垂危。医院和聊城地区的著名心脏病专家来了,可面对这一罕见病例都束手无策。初出茅庐的张运根据自己学到的丰富的心电图学知识,断定这是一例罕见的心律失常,并提出了对症治疗的方案,结果很快见效,3天后病人就转危为安。

短短2年的临床工作让张运进一步认识到,医学界对心脏这个神秘的“机器”还知之甚少,破译心脏“密码”,道阻且长,但他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1978年,张运以优异的成绩考回山东医学院,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心血管病专家高德恩教授攻读心内科学。在老师的指点下,张运攻克了一道道难关,涌现出一个个新的构想。他的毕业论文《联合负荷试验对冠心病诊断价值的探讨》,在国内首次证明了冠心病患者心肌缺血时室壁运动异常早于心电图异常。从此,在张运研究神秘心脏的道路上,不断上演着新的追求、新的设想、新的论断、新的成果。

震动国际心脏病学界的“娃娃医生”

1983年,正当国际医学界对多普勒超声技术处于探索阶段的时候,张运被国家教育部选送到多普勒超声新技术的发源地――挪威去进修深造。那里的心脏病权威们根本瞧不起这个来自中国的只有31岁的医生,戏称他为“娃娃医生”,指派一个护士带他。张运被激怒了,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当时,利用多普勒超声技术测量二尖瓣口血流量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尚未解决的难题,张运盯上了它。当他提出要进行这个课题研究时,导师大为震惊,因为这不仅需要丰富的心脏病学知识,而且还要有深厚的数学和物理学功底。望着老师怀疑的目光,那股爱国情、自尊心、不服输的性格汇聚成的力量在全身涌动,张运暗下决心:我必须完成!

为了攻克这一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张运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课题的研究中去。经过反复的标本剖析、超声技术观察以及数学公式推算,他终于发现用“椭圆形模式”代替以往的“圆形模式”去计算二尖瓣口的血流量,得出的数据与临床的金标准――心导管法测试的数据结构极为近似。不久,研究结果在欧洲最权威的《英国心脏杂志》全文发表。

这一惊人的发现立刻震动了挪威甚至国际心脏病学界,专家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主动提出让他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凭着坚定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到1985年8月,他已在国际著名专业杂志上发表十几篇论文,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利用多普勒超声技术对多种瓣膜性心脏病进行定量诊断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新公式,受到国际心脏病学界的高度评价。1985年12月,张运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挪威历史上用2年时间完成5年博士研究工作的第一人。

造福中国心脏病患者的“带头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诊断心脏病需要把一根导管插到患者心脏里,那时候“插管子”的技术不好,时常会出现并发症,甚至会导致死亡,随着多普勒技术的应用,几分钟时间就可以给患者作出多方面诊断,很简单,而且完全没有损伤,再也不用插管子了”, 张运说,“我的科学研究最终是为人民服务,要争取社会效益,最大幅度地减少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了造福中国的心脏病患者,张运1985年底回国后先后举办了多期“全国多普勒超声诊断技术学习班”。经过培训的医生,很快把这一新技术带向全国,使我国心脏病诊断技术迎来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为使更多医生掌握这一技术,他还编写了65万字的专著《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学》,此书后来成为医生涉足这一领域的必读教材。

作为超声心动图学领域的开拓者,多年来,张运始终密切关注学术动态,在保证临床和教学工作的同时,分秒必争投身科研,使自己一直处于世界心血管病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前沿:他对多种心血管疾病时血流速度、压力阶差和心内压力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多普勒定量诊断扩展到多种心脏病,使大多数心脏病患者避免了创伤性的心导管血流动力学检查;他在国际上较早并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多平面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新技术的临床研究;他在国内首先开展了经静脉心肌声学造影的临床研究,成功地实现了冠心病患者的心肌灌注显像和心肌血流量的估测;他首次提出了舒张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诊断标准,揭示其分子生物学机制,研制了定量诊断软件系统,研究了多种药物对该病的疗效和作用机制;他建立了超声检测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系列方法学, 评价了多种药物稳定和消退斑块的疗效和分子机制, 研制了新的中药制剂……

年近花甲的张运,依然饱含着年轻时的朝气和热情。面对一项项荣誉和成就,他始终淡然。他知道,仍有无数心脏“密码”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