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波:科学乌托邦

筑波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教会我们怎样建设高科技产业园，还在于教会我们怎样做世界第二。

筑波与日本的故事，要从两本畅销书开始说起。

1969年7月，法国《世界报》驻远东记者吉兰所著的《世界第三大国・日本》在法国出版。此前一年，日本的GDP刚刚超过联邦德国，跃居全球第三，西方世界第二。从此，日本开始了长达42年的“坐二望一”历程，直到2010年。

在《世界第三大国・日本》中，作者毫不掩饰其对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由衷的赞叹，尽管日本从未承认过自己属于东方世界。而书中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溢美之词，几乎都在数十年后被用于夸赞另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中国。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本国的经济成就让艰苦奋斗了25年的日本国民为之骄傲和陶醉。来自西方的认同和称赞恰在此时迎合了日本人的心境，这成为这本书走红的最佳注脚。1969年12月，该书目文版出版，半年之内竟再版15次，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

也是在1970年，日本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日本的国家形象借此良机全面改观。这次世博会创下的7000万人次的参观记录，直到40年后才被上海世博会打破。狂欢之下，日本开始憧憬更加美好的明天，他们深信日本经济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但当时的日本经济远没有达到可以让人盲目乐观的程度。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工资上涨已经开始使西方的订单逐渐告别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又诱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频发的石油危机更使日本的GDP数值显得坚挺而脆弱。

国民的狂热与憧憬，和此时知识界的冷静与反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吉兰的著作风靡日本的同时，一位名叫高桥敷的物理学家写了另外一本书：《丑陋的日本人》(中译名为《人性的荒野》)。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当时日本风行的GDP至上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970年，《丑陋的日本人》与《世界第三大国・日本》同时畅销日本。

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是日本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第一的根本。于是，作为日本战后最重要的国家规划之一，《筑波科学城建设法》于1970年7月颁布并开始实施。在经历了长达12年的论证与规划之后，筑波终于正式起步。

从那时开始的40余年时间中，日本一直为登顶世界第一而努力，并一度无限接近这个目标。但如今，日本却不得不接受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榜眼”之位无奈易主的残酷现实。而在这个过程中，筑波几乎演绎了一个与日本经济完全相同的发展曲线。从满怀希望、红极一时到江河日下的巨变，让人唏嘘，也令人不解。

“筑波自始至终也没能成为日本的创新主体，”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专访时，《环球财经》编委白益民表示，“日本不具备发展硅谷式创新模式的现实土壤。”

为什么需要筑波?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技术进步。日本战后经济的起飞过程，本质上就是日本在技术上对先行国家的追赶过程。这一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日本直到今天依然傲视全球的制造业竞争力，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通产省工业技术研究院曾委托日本技术经济学会进行一项调查，以评估日本产业的技术水平。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已经实现产业化的43个主要技术领域，日本的实际技术水平都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美国商务部随后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判断，该报告指出，在上述领域，日本技术水平优于美国的比例已经达到65％，优于欧洲的比例则已超过80％。

成绩似乎足够喜人，但简单的数字对比往往会掩盖很多更重要的深层次问题。

尽管此时日本总体技术水平已与欧美持平，但其基础研发能力却仍明显不足。从技术追赶的实质看，日本当时的优势地位仅限于产业化研发过程的下游，在更关键的上游，日本的追赶者角色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日本对此也有察觉：早在日本为其制造业成就感到骄傲时，他们就发现还有大量核心技术完全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这些技术事关未来，但日本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

日本未来工程研究所为此专门引入了“技术年龄”的概念以衡量日本产业的实际技术水平。调查显示，尽管日本的整体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但其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接近于成熟期的老商品中，而在黎明期的新产品中，日本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与此同时，日本战后采取的市场驱动型研发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所谓市场驱动型研发模式，是指以技术引进为基础，以改进和集成为手段，借助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实现盈利的研发方式。这种模式下，盈利的维持和扩大完全依赖于产品市场的扩大是否足以消化持续扩大的产能。

这显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因为它过分依赖产品市场的扩大。随着日本产品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当一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时，这种模式不但已经无法继续贡献利润，甚至还成为日本诸多国际摩擦的根源。

日本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就必须从以往的争夺市场向开发市场转变。而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日本的研发体系必须从以应用研究为主转向以基础研究为主，必须实现从以技术模仿为主的市场驱动型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发现驱动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日本的国策从“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寄托了这个岛国大国梦想的筑波横空出世。

最失败的产业园

对筑波的设想，早在1958年就已经开始。那一年，中国为实现工业化而发起的运动，和日本为实现现代化而尝试建立科学工业园的努力，共同成为全世界最深刻的记忆。

在东京的大都市发展规划中，日本政府首次提出为东京建设一个卫星城，并将东京及其周边的国家级实验性研究机构全部迁至其中，以求建立一个适宜研究与交流的基地。这座卫星城所承担的另一个使命，是借助这种有序的搬迁缓解东京过度拥挤的状况。

现代科技史上最拖沓冗长的搬迁从1963年开始。那一年，日本政府将科学工业园的位置最终确定为筑波，因为只有那里的28平方公里土地不但可以满足各级研究机构，还可以容纳日后“必然”大量进驻的企业。随后的历史证明，日本政府的乐观情绪明显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渲染过度了。

愚公移山式的搬迁持续了整整30年。直到1993年，内阁才在耗费了超过2万亿日元之后完成搬迁任务。46个国家级科研单位，250个私人研究机构以及超过130000名科研人员和接近19万人口被整体搬迁至筑波。

日本政府的努力到此为止，因为他们认为大功已经告成。但实际上筑波与理想的科学产业园模型相距甚远，宫产学结合在筑波始终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这里只有搬迁，没有整合，只有政府意志，没有产业支撑。

筑波的各类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都有各自的行政主管部门，在东京的日本政府有关机构与其在筑波的下属单位都是垂直领导和垂直指挥。但各部门内部的一体化操作阻碍了筑波的

一体化进程，也使筑波内的国有机构延续了与民间沟通较少的弊病。

筑波的问题远不仅于此，它没能吸引到一流的大学，除了筑波大学，日本最好的大学依然全在东京；它也没能吸引到足够的私人企业，这导致很多国企员工也拒绝前往筑波，因为在日本，这些人退休之后要寻找私人企业继续工作；它也没能建成任何一所一流的学校，这导致很多研究人员不得不在东京与筑波间往返奔波，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它甚至没能完成其最基本的使命，直到现在，东京仍然是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

日本政府曾试图经由筑波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就像它曾经主导日本经济实现腾飞一样。但当通产省支持的研究经费在全国科研支出中所占比例已不足1％，而企业又不愿配合政府的大型研究计划时，日本政府实际上已无力扮演技术研发总召集人的角色。

这使筑波最终幻化为一个官僚科学城，其研究人员的个人意志完全体现在政府的计划之中。他们依赖于政府的资金，而缺少对产业的关注，其研究成果最多只是满足论文的发表。在筑波，一个科研项目从立项到最终公布，所需时间竟长达10年，周期之长足以完成一次技术革命。这使筑波即便在身处顶峰之时，其研究成果也鲜有商业化的成功案例。

缺少了产业支撑的筑波最终只能缓慢地滑向失败。到1998年，日本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时，建设总时长刚好40年的筑波只实现了50亿美元的总产值。而同一年，硅谷实现的总产值则高达2340亿美元，双方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硅谷的成功源自资本与人才的充分流动，但筑波从未拥有这样的外部环境。因此，筑波无法取得硅谷式的成功。”白益民表示，“筑波注定无法成为日本的创新往体。”

财团是合格的创新主体吗?

二战之后，日本建立了一套以强调学习为主的产业体系。

在企业内部，日本通过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制度赋予员工以安定的环境，使员工乐于为经济进步和企业发展贡献力量。在日本，夫妻聚少离多几成常态，因为加班与陪客户已经成为职场人士下班后的生活惯例。

在企业之间，日本则借助企业系列和长期交易使大量中小企业成为大财团的附庸。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小企业承担起不断提升零部件质量和推进技术微创新的使命，大财团则成为技术集成的实际执行者和攻城略地的急先锋。

独特的制度设计赋予了日本独特的经济形态和生存哲学。专注和勤奋使日本的技术追赶速度远胜他国，这使日本的战后重建成就惊人。但过分追求团队合作与秩序井然则使日本社会表现出对商业精神的本能排斥：在日本，银行极不情愿提供创业贷款，风险投资更是罕见得如同沙漠里的绿洲。

这使财团内部创新成为日本主要的创新形式。这种创新有其天然的优势，它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和更完备的销售渠道，而这些都是创新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内部创新也确曾帮助日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精益生产”和普锐斯不但使丰田成为全球第一，还使丰田一举占据了汽车产业争夺未来的制高点。迄今为止，仍没有任何一款新能源汽车或者混合动力汽车取得如普锐斯一样的行业地位。

但诺基亚的例子告诉我们，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大企业内部的创新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相比于小企业，大企业创新动力明显不足，因为它们可以更简单有效地增加利润和规避风险，比如扩大市场，比如改进设计，比如提升质量，再比如金融投机。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宽松的金融环境下，日本财团将大量资金投向金融领域，金融资产投资在这些财团总投资中的比例从1983年的28％迅速增加到1989年的41.4％。在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中，日式财团率先发家。

即便泡沫破灭之后，财团仍未将发展重心转向技术创新。

从1986到1995年，日本企业总投资中的研发投资比例竟从129％锐减至9.6％，与此同时，为生产能力增强而进行的非创新性没资比重则从22.8％攀升至29.2％。在泡沫破灭的第二年，这一比例甚至一度飙升至32.5％。

由于技术追赶过程此时早已完成，产能的扩大显示出财团对待高风险创新的态度依然保守。这种方式甚至马上从日本国内传染至海外，于是，在泡沫形成和破灭的过程中，日本以“投资立国”的形象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但海外市场扩张带来的短期利益明显消磨了日本财团对技术创新的热情。直到1998年，日本企业海外研发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才提升至3％，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企业10％的平均水平。而且，日本企业的海外研发投资主要集中于分析当地市场和支持当地销售活动，在更为重要的“为全球市场进行产品开发”和“支持基础性研究”方面，其支出在研发投资中的比例仅为6.5％。

财团式创新的疲软乏力，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山，拯救日本的创新体系。

ERATO：日式创新突围

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日式创新体制的弊端。

将对研发人员的管理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捆绑在一起绝非明智之举。长期雇佣关系严重影响研发人员的流动性，而以工龄为单维度的工资和晋升制度则不利于研发人员创造力的发挥。

田中义和曾这样形容日本的制度，“大约99％的日本年轻人认为所有一切都趋于完美。但他们错了，日本实际上就像一只被煮在水里的青蛙，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良好感觉都只是因为水还是温暖的”。作为社交网站Gree的创始人，田中义和的个人财富在2010年达到惊人的16亿美元，这使他得以跻身“全球技术行业青年亿万富翁”的行列。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是，“即使世界经济正处低潮，年轻和崇尚创新的企业家仍然可以创造财富。”

这反映出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走势：企业成功的关键正从规模、组织能力和技术积累，转向思想、个人能力、新技术和适应世界经济潮流的能力，这也正是日本政府努力的方向。筑波显然没能完成这样的使命，于是，在建设筑波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发起了另外一个计划，这就是ERATO(Exp loratoryResearch for Advance Technology)，先进技术探索研究。

ERATO计划开始于1981年。作为日本科学技术厅主办的研究机构，除最初迫于社会压力开展了几项应用技术的研发之外，ERATO在随后的所有时间里一直将研发活动局限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基础研究领域。

ERATO与众不同之处，显然不在其研究范围，而是在其运行方式。

与人们印象中的日本商业或科研组织不同，ERATO是一个典型的动态网络组织。它以牺牲研究活动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为代价，换取了研究组织的灵活性和人员的流动性，试图以此打破日式研究体制在追求创新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它只面向社会招聘研究人才，对大学毕业生则完全不予考虑。为了避免利益集团的干扰，也为了打破研究人员的终身雇佣制，ERATO要求获聘人员在最长仅为5年的合同期间必须全职参与研究，并在项目期满后重新择业。为了冲破体制困境，ERATO甚至并不要求研究取得成功：ERATO拥有评判机构去评定研究成果，但其评判内容却不包括研究内容的成功与否。

评定ERATO在科研上的成功因此变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对日本的政府研发体系而言，ERATO的组织运行方式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但对政府的研发体制的改革而言，ERATO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经由ERATO，日本政府向外界释放出其改革旧有体制的坚定决心。正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所指出的那样，“ERATO的既定目标并非促进高技术创新和把学术性科学研究引向高水平，日本所期望的是能经由ERATO摸索出一个更好的基础研究系统”。

一切竟依稀如昨日。人们不应忘记，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日本社会都曾寄望于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