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和东北地区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满意度研究

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澳门（118对）和东北地区（266对）夫妻进行研究，以检验两地夫妻沟通模式的差异，及其对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结果发现：澳门夫妻双方回避沟通显著少于东北夫妻：两地夫妻报告的妻子要求，丈夫回避行为多于丈夫要求，妻子回避行为；建设性沟通对两地夫妻婚姻满意度正向预测力最强：要求，回避沟通只对澳门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有负向预测力。两地妻子的建设性沟通都能显著正向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而只有东北地区丈夫的建设性沟通能正向预测妻子婚姻满意度。

关键词 夫妻沟通，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双方回避沟通，婚姻满意度。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幸福的婚姻是个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国外的大量研究证实，夫妻沟通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的核心因素之一

（Gottman，1994，Weiss&Heyman，1997：Heyman，2001）。特别是当夫妻面临冲突时，他们采取怎样的模式解决问题，可以显著地预测婚姻满意度，甚至可以预测几年后夫妻关系的变化（Bmdbury&Kamey，1993；Gottman&Levenson，2000）。在众多的研究中，Christensen和SuUaway（1984）率先从夫妻双向互动的角度研究了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揭示了夫妻关系中三种重要的沟通模式：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和双方回避沟通。研究发现，三种沟通模式都是区分困扰夫妻和非困扰夫妻的重要指标。如双方回避沟通和要求/回避沟通是困扰型夫妻沟通模式的典型特点（Buehlman&Gottman。1993；Gottman&Levenson，1992）。治疗中的夫妻、离婚的夫妻，比起没有困扰的夫妻，有更多的要求/回避沟通和双向回避沟通行为，倾向于较少的建设性沟通行为（Christensen&Shenk 1991）。

在三种沟通模式中，要求，回避沟通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一方面，要求/回避的角色存在性别差异，妻子更多的是要求者，而丈夫更多的是回避者。Chrlstensen和Heavey（1993）的研究指出，妻子要求丈夫回避的夫妻占60%，而相反角色的夫妻占30%，10%的夫妻双方的要求回避行为没有差异。无论是困扰组，还是非困扰组，妻子要求/丈夫回避沟通都多于丈夫要求/妻子回避沟通（Christensen&Shenk，1991；Eldridge，Sevier，Jones，Atkins，&Christensen，2007）。一项对巴西、意大利、台湾、美国四个不同地区样本的研究显示了这种角色差异的跨文化一致性（Christensen，Eldridge，Catta-Preta，Lim，&Santagata，2006）。另一方面，不同的研究发现。要求/回避沟通对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很不一致。传统的观点认为，要求，回避沟通对婚姻满意度有较强的破坏作用，如Heavey，Christensen和Malamuth（1995）的研究发现，要求/回避沟通模式（特别是妻子作为要求者）能够预测夫妻婚姻质量的下降；甚至能预测离婚倾向（Gottman&Levenson，2000）。有些实证研究并未发现要求/回避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下降之间的联系（Noller，Feeney，BonnelL&Callan，1994：Heavev，Layne，&Christensen，1993）。Roberrs（2000）的研究发现，丈夫回避不能预测妻子的满意度，而妻子的回避能显著预测丈夫的满意度。有的研究还发现，在丈夫要求/妻子回避模式中，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会随时间而增高（Heave5，et al。1995；Heaveyet al，1993）；Caughlin（2002）的追踪研究显示，无论是丈夫要求/妻子回避，还是妻子要求/丈夫回避都能够预测妻子婚姻满意度的提高。

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要求，回避沟通是最具有破坏性的沟通模式。社会学习理论（SocialLearning Model）认为，夫妻之间一系列的行为互动是婚姻关系的实质，夫妻一方的行为从另一方的行为回应中得到强化或消退。例如，在夫妻解决冲突时，一方要求导致另一方的回避，回避又会导致更多的要求行为，在这样的循环中，婚姻满意度开始下降（Sullivan，Pasch，Johnson，&Bradbury，2010）。而赞同消极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破坏性并没有那么强，甚至会预测满意度提高的研究者用“适应模型（Accommodation Model）”（Rusbult，Verette，Whitney，Slovik，&Lipkus，1991）来解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他们认为，夫妻已经适应了这种沟通模式，消极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负向作用随时间消失。特别对于丈夫要求为主的沟通模式中的妻子，她们视丈夫的要求行为是对两人婚姻关系改善的一种努力，所以能预测妻子婚姻满意度的提高（Caughlin，2002）。

总结以往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夫妻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自己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主体效应）尚无定论，特别是消极沟通模式（如要求/回避沟通）对夫妻满意度的影响（见上文的论述）；其次，夫妻沟通模式对对方婚姻满意度影响（客体效应）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如大多数文献的结果认为，一个不满意的丈夫有一个不停要求、唠叨的妻子，一个不满意的妻子有一个总是回避的丈夫（如Gottman，1994；Markman，Stanley，&Blumberg，1994）；而有些研究却发现，丈夫的回避与妻子的满意度并不相关，而妻子的回避却能显著反向预测丈夫的满意度（Roberts，2000）；再次，所有以上研究都是基于西方文化框架，在“和为贵”为主的东方文化下，夫妻之间更多的秉持“忍”、“让”的家庭伦理观。在冲突面前，一方要求，一方回避，或者双方回避可能普遍存在。文化因素在夫妻沟通模式和满意度的关系之间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东方文化下的夫妻，消极回避沟通并不会对婚姻满意度有很大的破坏力：而作为夫妻积极沟通——建设性沟通，更能显著预测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为此，本研究拟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下夫妻沟通模式有何异同。具体来看，丈夫和妻子在冲突面前倾向于扮演要求者还是回避者的角色？不同文化背景下，夫妻积极沟通模式和消极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主体、客体效应分别是怎样的？

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本研究拟探讨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澳门和东北两个地区普通夫妻为研究对象。东北地区代表传统东方文化。澳门地区代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通过直接对比两地夫妻，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夫妻沟通和婚姻满意度的异同。同时，把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双向回避沟通放在同一个模型中，同时检验积极沟通和消极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力（主体效应），并考察丈夫报告的沟通模式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妻子报告的沟通模式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客体效应），将能更好地揭示夫妻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的假设是，东北地区的夫妻比西方文化熏陶下澳门地区夫妻，沟通模式更消极；东北和澳门地区的夫妻，妻子要求/丈夫回避行为都多于丈夫要求/妻子回避行为：建设性沟通能显著预测东北地区和澳门地区夫妻的婚姻满意度，而要求/回避和双向回避沟通只对澳门地区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有负向预测力，对东北地区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预测力。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澳门和东北地区夫妻均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进行选取，均采用自陈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澳门地区的被试通过两种途径选取：一是通过澳门妇女联合会向其会员派发问卷，二是请周围愿意参加项目的夫妻派发问卷。共发出520份问卷，回收294份，回收率为57%。剔除无效问卷。包括明显不认真填写的、大部份题目没有完成的以及只有夫妻一方完成的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236份（118对夫妻），有效率为45%。澳门夫妻的平均婚龄为11.25年（SD=9.11）。丈夫的平均年龄为39.26（SD=9.28），每月经济收入为12，072澳元（SD=6685）

（当时汇率为1澳门元兑换1元人民币），初婚的占98.30%，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共占56.90%，具有学士学历的占31.90%；从未上过学或具博士学历的人数分别为8.60%和0.90%。妻子的平均年龄为36.87（SD=8.55）。每月经济收入为10，142澳元（SD=5249），初婚的占99.10%，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共占59.10%，具有学士学历的占34.80%：从未上过学或具博士学历的人数分别为12.20%和1.70%。

东北地区的夫妻选自一所普通小学6个自然班和一所重点小学6个自然班（每个年级随机选取1个班）的家长。发出问卷1130份，回收772份，回收率68.3%。剔除无效问卷，包括明显不认真填写的、大部分题目没有完成的夫妻、只有夫妻一方完成问卷。最终有效问卷532份（266对夫妻），有效率为47.08%。东北夫妻的平均婚龄为11.21年（SD=2.83）。丈夫的平均年龄为37.64（SD=3.26），每月经济收入为2800元（SD=6400），初婚的占97.00%，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共占68.40%，具有学士学历的占31.60%：从未上过学或具博士学历的人数分别为0.40%和3.00%。妻子的平均年龄为35.85（SD=3.08），每月经济收入为1894元（SD=1807），初婚的占97.40%，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共占71.90%，具有学士学历的占31.70%：从未上过学或具博士学历的人数分别为0.80%和1.10%。

两地丈夫与妻子人口学变量的平均数差异检验见表1。可以看出，澳门地区夫妻的年龄、月收入显著高于东北地区。当年澳门本地居民月平均收入为17，000澳门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07）（当时汇率为1澳门元对换1元人民币），东北本地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为1，914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7）。可以看出，澳门地区夫妻的月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夫妻的月收入高于平均水平。东北地区丈夫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澳门地区（这是因为澳门地区的被试中，50岁以上的占14%，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东北地区的被试都在50岁以下，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一些）。在之后的比较中，将把年龄、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平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2.2研究工具

2.2.1人口学变量

包括被试的出生年份、结婚年份、婚姻状况、学历、职业、收入和子女个数等。

2.2.2夫妻沟通模式问卷

采用Christensen等编制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s Questionnaire）测量夫妻沟通模式（Christensen，&Sullaway，1984）。问卷共35个项目，基于夫妻在面对问题时、讨论问题时、讨论问题后三个阶段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进行评定。按照常用计分标准。只有16个项目参与计分，包括3个分量表，9点评分，从“最不可能”（1）到“最可能”（9）。3个分量表分别为：（1）建设性沟通，共有7个项目，其中3个项目代表双方都是建设性沟通，4个项目代表双方都是破坏性沟通，前者减去后者得到该分量表的分数，分数越高表示夫妻的建设性沟通行为越多。Heavev，Larson，Zumtobel和Christensen（1996）的研究证实，这样的计分方法比只把积极行为相加能更精确的代表夫妻之间的积极沟通行为。在澳门和东北夫妻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5、0.66：（2）要求/回避沟通，共6个项目，其中包括妻子要求/丈夫回避（3个项目相加）、丈夫要求/妻子回避两个分量表（3个项目相加）。6个项目得分相加，分数越高，表示夫妻间的要求/回避行为越多。在澳门和东北夫妻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3、0.67；（3）双方回避沟通，包括3个项目。3个项目相加，分数越高表示夫妻双方的回避行为越多。在澳门和东北夫妻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0.70和0.56。

2.2.3婚姻满意度问卷

采用Spanier（1976）编制的夫妻适应量表（Dradic Adjustment Scale，DAS），共32个项目，包括4个分量表：双向满意度、夫妻一致性、夫妻和谐度和情感表达。本研究考察夫妻对婚姻的总体满意度，所以只选取了双向满意度量表。双向满意度由10个项目，其中7个项目是6点评分，按照频率从“所有时间”（1）到“从不”（6）；1个项目为5点评分，频率从“每天”（1）到“从不”（5），1个项目是7点评分，从“极不幸福”（1）到极为幸福（7）；另外一个项目是测量夫妻对婚姻未来的看法：从“渴望关系成功，愿意付出努力”（6）到“关系不可能成功，没有什么可以做”（1）。10个项目相加，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婚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澳门和东北夫妻双向满意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7和0.79。

2.3数据收集过程

澳门地区问卷收集过程：研究者向主试讲述问卷收集的目的和用途、问卷填写的原则（以匿名方式进行、夫妻分开填写、所有问题按实际情况填写即可，没有对错之分。以及自愿参与）。主试在派发前对问卷进行编码，同一对夫妻的编码相同，以“H”和“W”分别表示丈夫和妻子。每对夫妻的问卷均事先放在一个信封中，当面或邮寄给自愿参与的夫妻。夫妻独立填写后并密封，交由主试统一收回。

东北地区的问卷收集过程：研究者首先向班主任讲述问卷收集的目的和用途、问卷填写的原则（同上）。班主任根据学号进行编码，同一对夫妻的编码相同，以“H”和“W”分别表示丈夫和妻子。每对夫妻的问卷及知情同意书均放在信封里，交给两所小学一至六年级共12位班主任。班主任通过短信或电话与家长联系告知研究目的，若家长同意参加，请学生把信封分别交给父母，家长独立填答完毕后并密封。由学生交给班主任统一收回。

2.4数据整理和分析

运用协方差分析考察东北和澳门地区夫妻沟通和婚姻满意度的差异：运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要求/回避沟通的角色差异：运用Amos7.0建构各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力模型。

3.结果

3.1各变量描述统计及地区差异比较

由于两个样本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见表1），在对两地夫妻的因变量进行比较时，把有显著差异的人口学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控制其影响，结果见表2。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前，澳门地区的建设性沟通显著高于东北地区的夫妻（p

3.2要求回避沟通的角色差异

为了考察要求/回避沟通的角色差异，以报告者的性别为组间变量（2个水平：男、女），要求/回避角色为组内变量（2个水平：丈夫要求/妻子回避，妻子要求/丈夫回避），分别对澳门和东北地区夫妻做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对于澳门地区的夫妻，要求/回避角色主效应显著，F（1，234）=10.217，p0.05。

对于东北地区的夫妻，要求/回避角色主效应显著，F（1，530）=34.308，p

3.3沟通模式对于婚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

3.3.1澳门地区夫妻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主客体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澳门地区夫妻建设性沟通、要求/回避沟通、双方回避沟通对自己和对方双向满意度的预测力，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分析，结果见图2。模型的各项指标均达到统计学标准（X2/df=1.47，RMSEA=0.035，NFI=0.99，CFI=0.99，GFI=0.99）。从主体效应来看，丈夫的建设性沟通显著正向预测双向满意度（β=0.31，p

3.3.2东北地区夫妻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主客体效应分析

东北地区夫妻沟通模式对双向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模型见图3。模型的各项指标均达到统计学标准（X2/df=1.41，RMSEA=0.025，NFI=0.99，CFI=0.99，GH=0.99）。从主体效应来看，丈夫的建设性沟通显著正向预测双向满意度（β=0.47，p

4.讨论

4.1澳门和东北地区夫妻沟通模式特点比较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后，两地夫妻在双向回避沟通上仍存在显著差异，澳门地区夫妻显著低于东北地区夫妻。这说明，东北地区夫妻在冲突面前双方都趋向于采取回避的态度。也许在“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传统的中国夫妻更可能选择回避冲突，以维护夫妻之间的和谐：而在受到部分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澳门地区夫妻，较少采取双向回避的态度。

4.2澳门和东北地区要求/回避沟通角色的一致性

从要求回避的角色看，无论是澳门地区，还是东北地区，妻子更多扮演的是要求者的角色，显示出跨文化的一致性，这和Christensen和Shenk（1991）及Christensen等（2006）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对于要求/回避在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角色差异，不同研究者引用“性别角色差异”（GenderRole Conditionning）和“社会结构差异”（SocialStructural Difference）两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前者认为由于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不同，女性属于“关系型”，在关系中寻求亲密，担心被拒绝和抛弃；而男性被社会化为独立的、自主的，他们倾向于寻求距离，担心被侵犯（Napier，1978）。而后者认为差异的原因是男性和女性在婚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Jacobson，1989），男性比起女性在婚姻中的获益更多，例如女性除了工作，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养育孩子等。妻子的总体婚姻满意度低于丈夫。因此，在婚姻关系中，妻子总想要寻求改变对方，而丈夫总在逃避改变，寻求改变者——妻子自然是要求者的角色。Christensen和Heavey（1990）运用实验室观察研究显示，性别和社会结构差异共同起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下，要求和回避的角色不尽相同。在本研究中，由于问卷调查的限制，无法得出定论来支持哪个假设，需要设计更精密的观察实验研究来解释这种现象。

4.3沟通模式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三种沟通模式中，无论对于澳门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主客体效应。还是妻子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东北丈夫、妻子的主体和客体效应，建设性沟通都是最强的预测指标。其次，要求/回避沟通只对澳门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显著，对东北地区夫妻的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显示一种跨文化的差异，部分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这说明要求/回避沟通在内地夫妻的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在“忍”“让”“和”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当一方出现要求、指责行为时，为了避免更大冲突，另一方自然而然选择忍让和回避，要求者更多的把对方的回避解读为避免冲突，并适应了这种模式。由此看来，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学习理论的所认为的一追一逃式的恶性循环并没有继续下去，也未对中国内地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产生巨大破坏力。本研究结果更多的支持了适应模型。也许在婚姻早期，要求/回避沟通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但随着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认知的调整和互相适应，要求/回避沟通已经成为他们避免冲突的一种方式，并不会对满意度有负面影响。研究中东北夫妻平均婚龄在11年以上。因此要求/回避对满意度并没有太多影响。对于澳门地区的夫妻，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婚姻中更倡导开诚布公的面对冲突。当一方要求、一方回避时，回避行为被更多的解读为一种“拒绝”，这种“拒绝”导致更多“要求”行为，从而对婚姻满意度产生破坏力。

建设性沟通是夫妻婚姻满意度解释力最强的指标。可能的解释是，夫妻双方如果在冲突时能够互相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双方均不回避冲突，问题可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即使有冲突，也不会影响到婚姻满意度。这提醒人们，在婚姻咨询的实践中，要更多的聚焦于训练他们学会更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技巧，而不需要执念于纠正他们的消极沟通行为。有趣的是，只有两地妻子报告的双方回避沟通对婚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正像上文提到的，无论在东北还是澳门地区的夫妻中。妻子更多的是要求者，丈夫是回避者。而一旦妻子和丈夫一样，在冲突面前变的回避，婚姻将面临更多困难。这和Roberts（2000）研究结果相一致：丈夫的回避对妻子的满意度没有影响，而妻子的回避会对丈夫的满意度产生影响。从客体效应来看，在控制了主体效应后，两地妻子报告的建设性沟通能显著正向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丈夫报告的建设性沟通只对东北妻子的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但贡献率很低）。这个结果启示人们，也许妻子的建设性沟通在婚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果妻子可以在沟通中不再一味的要求、批评、指责或回避，而是正向的、直接的、建设性的解决问题，将使得婚姻受益更大。

5.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澳门地区的夫妻双方回避沟通显著少于东北地区。（2）澳门和东北地区夫妻的妻子要求/丈夫回避行为多于丈夫要求/妻子回避行为。（3）从主体效应看，建设性沟通对东北和澳门地区夫妻的婚姻满意度的预测力最强：要求/回避沟通只对澳门地区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有负向预测力；对东北地区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双方回避沟通只对两地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产生影响，从客体效应看，两地妻子的建设性沟通都能显著正向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只有东北丈夫报告的建设性沟通能正向预测东北妻子的婚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