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存亡始末

1931年，由于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华北门户洞开，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随时面临被侵占的危险。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议》、《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为实现独霸亚洲的野心，加紧了分裂华北的活动，当时日本全面侵华尚未准备充分，与英美的矛盾不断加剧，为使得它在东北统治的牢固，日军侵华的政策发生了明显调整，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变为以“政治侵略为主，武装占领为辅”的侵华政策，开始推行“华北自治运动”（时华北区域包括冀、鲁、晋、察、绥五省和平、津两市），当时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便是“华北自治运动”的产物。

1935年11月25日，身兼蓟密和滦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的殷汝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同年12月25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22县329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造成冀东社会的大动荡。

殷汝耕（1889-1947），浙江平阳金乡人（今属苍南）。17岁赴日本求学，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毕业。1913年再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以“日本通”自居。毕业归国后，好交朋友、拉关系的殷汝耕一直与日本特务勾搭来往，时常为日提供情报，日本人称他是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人才”。他在日本娶了一个瞧不起中国人的寡妇井上慧民为妻（婚后改名为殷慧民），为博得日本人的好感，他也用妻子的姓，取了个日本名字井上耕二。通过妻子的关系，殷汝耕很快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后，殷汝耕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他先在北洋时期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入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殷汝耕参加了郭松龄发动的“反奉事件”，后因失败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以求活命。1928年5月，殷汝耕负责对日交涉日军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竭力为南京政府对日外交效劳，参与了《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工作。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专员公署设在通县，殷汝耕任专员。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陶尚铭任专员。陶尚铭被免职后，滦榆区公署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

1935年11月15日，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殷汝耕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极力要求实现“华北自治”，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致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11月23日，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召开由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保安会议，密商非军事区“自治”事宜。24日，殷汝耕在通县召开非军事区各县和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及保安队长参加的专门会议。在取得支持后，于当晚发表脱离中央政权的宣言，声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冀东之和平”。25日，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8人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殷汝耕自任“委员长”。这是继洲国之后，冀东伪政府成为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政权，殷汝耕由此也成为关内头号汉奸。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非军事区所属18县，即通县、滦县、临榆、遵化、丰润、昌黎、抚宁、迁安、密云、蓟县、玉田、乐亭、卢龙、宁河、三河、顺义、平谷、兴隆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城、龙门，均为“委员会”管辖。12月，伪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自治辖区。

伪冀东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蒙政权先后签订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公共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找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他还多次派人或组织考察团赴日本、伪蒙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为寻求日本和伪蒙的经济支持，大肆出卖华北地区的经济，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

殷汝耕的卖国行径和伪政权的成立，使国民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193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委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直接处理华北事务；委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下令河北省政府将滦榆专员殷汝耕免职查办；同时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其职务由河北省政府直接处理。还下令河北、平津当局，不予承认冀东伪政府组织，并通缉捉拿殷汝耕，然而却要求不可引起非军事区的纠纷。由于日本的干预和保护，使得国民政府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

由于伪冀东政权的出现，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一致声讨汉奸殷汝耕，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对于这个亲日卖国的伪政权，冀东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中共京东特委领导人王平陆在北部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滦县、抚宁一带山区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不久将原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一部分人整编为“抗日保国军”，反抗日伪的统治。1936年间，冀东各县人民纷纷组织了反殷武装，遵化县有王道为军长的“反殷自治军”，遵化县石门区有千余人的“反殷人民自卫军”，奋起抗争。1937年以后，反抗日伪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加强，在丰润与滦县境内、遵化南部和丰润中北部地区，都有游击队或游击小组活动，不时袭击日伪据点。1937年1月，抚宁县爆发了300余人农民参加的武装抗捐活动，矛头直指伪政权。唐山市的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也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伪政权的统治。开滦、华新工人举行罢工，商界公开抵制伪钞，文化教育界人士编印、传播抗日宣传材料等。

为了掌握伪政府的内部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打入伪冀东政府要害部门。中共冀东党组织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派地下党员打入伪政府保安队内部，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伪军的工作。殷汝耕的投敌卖国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冀东保安队在沦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后，张庆余等人自觉脸上无光，但没有勇气和汉奸政权决裂，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张庆余的儿子认为其父是亲日叛国，有辱先人，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许多冀东保安队官兵的亲友乡党，也都视他们为十恶不赦之徒。在爱国抗日主张的影响下，1935年12月，张庆余、张砚田秘密拜会了新就任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表明了愿意追随宋抗日的心愿。1936年8月，驻守沧县的张砚田所属第二总队第四分队百余警士哗变。9月，驻昌黎的伪保安队第三总队四大队400余人哗变。是年冬，驻昌黎的伪保安队第三总队李海天所属第六区保安大队200多人起义，加入抗日行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奋起抗战。张庆余、张砚田派心腹与二十九军取得联系，向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机宜。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张庆余等以“配合皇军”为名，使冀东保安队1万余人的队伍得以集结，为起义创造了条件。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二十九军，并令保安队配合日军行动，但驻扎在通县旧城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拒绝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张庆余、张砚田认为部队起义的时机已到，当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包围冀东伪政府，活捉了殷汝耕。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万余人向日本侵略者突然发动攻击，活捉了通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后将其击毙。这一起义事件的发生，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也给“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致命的打击，史称“通县事件”或“通县抗日事件”。这次通县起义后，殷汝耕被迫辞职，由池宗墨接替政务长官的职务，伪政府的所在地也由通县迁往唐山。

1937年12月14日，由华北日军特务部扶持的老牌亲日分子王克敏、王揖唐等人，炮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吞并，结束了两年又三个月的汉奸伪政权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