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故事(三则)

分　肉

田福是个屠户。生产队没有解散的那些年，每年腊月分肉，都是他操刀杀猪。那时他人年轻，个头魁，再大的猪，他三脚两手便给摁倒，利利索索捆了四蹄，往案板上一扔，一刀子从脖子捅进，红红的热血便涌了出来，一只大盆在下边接着。等猪血控干了，在猪蹄处割条小口，嘴对着一气猛吹，死猪便像气球似的胀大起来。这时，早有人烧好满满一锅煎水。锅是吃食堂那会留下的，三尺六的口径，平时村里用它给饲养室的牲口炒料，这会烫猪派上了用场：涨猪在锅里经煎水一烫，皮便发紧，用刮子一刮，猪毛就利利地褪了下来。猪于是便浑身光亮，白白胖胖。田福收拾停当，一声吆喝，拉下手的跟着上来，一人提住一条猪腿，齐发声喊，百十斤重的猪便稳稳地倒挂在木架子上。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开膛破肚，按人分肉。这对于盼了一年的村民们无异于盛大的节日。看吧，村里除了出远门的，除了年纪太大走不动的，几乎是所有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全都围住场子看田福的表演。尽管腊月的天气还冷，背阴处的积雪还没有消融，但谁也不肯离开一会，一个个眼里流露出来的都是一种等待、兴奋和期盼的目光。

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能难于理解，吃肉还用分吗?分次肉用得着这么高兴、这么隆重么?

的确，这事情说到底够不上什么大事，吃顿猪肉现在看实在是很平常的事情。现如今的人谁贪猪肉呢?为了减肥，人们越来越疏远肥肉，改吃鸡肉、鱼肉、鳝肉；即使买猪肉，也都是挑瘦厌肥。但三十年前不是这个情况，那时人的肚里没油水，眼巴巴地就瞅着要大肥肉。因为肥肉油多，搁锅里一炼，不只吃了肉，炼出的油冻在盆里，平时炒菜放一点，可以吃一两个月。所以年上分肉，谁也不愿意要瘦肉。要是挨上分到后腿部分的肉，就很不高兴。这也难怪，那会一个人一年分不到二斤棉籽油，油可以说比啥都金贵。有一年分油，东头春花婶的两个孩子抬个油罐，一不小心，油罐掉在地上打了，春花婶着了急，到邻家提了一个面盆，连土带油，一捧捧地全掬到盆里，回家后放到锅里再炼出来。全家五口人，一年就分那么几斤油，敢糟蹋一点点吗?既然分的棉籽油明显不够吃，年上分肉能分到大肥肉就显得很重要了。

而今，是一九七五年的腊月。关于这一次分肉，一个月前，队干部就已经讨论过几次了。内容少不了包括：杀几头猪，杀谁家的猪，如何分肉等等。前两项决议的形成没费多大周折，因为往年已有定例，都是按人头算账，今年计划每人两斤，村里二百口人，一乘一除，杀几头猪便有了约数。至于杀谁家的猪，这自然要论个肥瘦，当然是肥猪优先，瘦猪靠后。也不完全是因为肥猪膘厚油大，还有一层原因，那会屠宰猪是要报公社批准的。瘦猪肥猪都占一个指标，那当然是要选肥猪了。这样按图索骥的结果，队长家的、牛娃哥家的、老石家的、东蛋家的猪榜上有名。对于这两项决议，村民们并不关心，都觉着那是该队干部们操心的事情，而讨论到具体的分肉方案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牵扯着每家每户的利益，所以一下子很难集中。

农村的分肉，不是事先割开若干份，部位、肥瘦搭配后再分，而是把猪头一剁，连同猪蹄下水留给饲养户，然后从猪脖子开始，一户一户地挨着往下剁肉。这样，就有个部位、肥瘦的问题，就有个怎样公平的问题。

关于分肉的具体方案，队干部是拿到社员会上征求意见的。会议一连开了两个晚上，方案提了好几套。有人主张按老办法排队，从东头一户排到西头一户；东头的人不愿意了，凭什么就该我们分血脖子呢?今年轮也轮到从西头开始；还有人说不管从东开始还是从西开始，住在村中间的人老是在中间，今年也该变一变。总之，排队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怎样个排法却怎么也讨论不到一起。看看没有办法集中，队长说：“抓阄!”结果大家都还同意，说这个办法行。村里算上五保单身，满共五十七户，团起五十七个纸蛋蛋，一家派一个代表抓阄，凭运气定谁先谁后。

抓阄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一次抓阄偏偏又是绳从细处断，越不该出现的情况越是出现。山西老梁是个孤寡老汉，前面提到的春花婶家里娃们多，男人又是个病病身子，是村里头一份困难户，这两户在村里一贯是照顾对象，但他们这次抓的号却最靠前，打肉肯定在血脖子那一块。大伙都觉得这两户不该抓这两个号，可谁又该抓这个号呢?那个年代的人都穷，谁比谁也好不到哪儿去。再说，也不能因为这两户改变“抓”下来的次序，那样牵动面太大，只会是“越做醋越酸”。所以只有这样定下了。

今天的分肉就是按抓阄的次序进行的，不过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一、二号不再是山西老梁和春花婶，而是队长明礼叔家排在了第一号，牛娃哥家排在了第二号。这一变化据说是因为老队长的一个动议。老队长说，今年队上杀的猪有他家的一头，按老规程他家能留个猪头，有这个猪头，他家今年能过个肥年。所以第一刀的血脖子就不要分给山西老梁了，他是一队之长，按道理也该排个第一。老队长一打这个头，牛娃哥是老党员，自然也不会落后。他说他今年也是“杀猪户”，老队长排第一，说啥也得给他排个第二吧!这样一调整，山西老梁和春花婶自然而然就可以分到肋条肉了。而肋条肉在那个年代是最吃香的。

冬天的日子短，赶分完肉已是半后晌了。人越走越少，到最后，除了几个队干部，就剩下些十来岁的小娃娃了。队干部留下来是招呼摊子，而那些娃娃们则是眼巴巴地等着要猪尿泡。猪尿泡有点像现在的吹气球，吹起来有排球般大小，却又比排球轻快，拍起来嘭嘭地脆响，一大群孩子传递着玩耍，自有着另一种乐趣。猪尿泡是归田福发放的，他杀猪，他当然有这个权利。但发放也不是乱抛绣球，想给谁就给谁，而是由娃娃们玩锤子、剪刀、布，谁是最后的胜利者，猪尿泡归谁。田福总是很认真地看孩子们玩这种游戏，等发完了猪尿泡，他才收拾起钩子、杀猪刀等工具。工具是放在提笼里的，放进去的还有他家分得的猪肉。除了这，他腰里还一字排开地别着四根长短不一的猪尾巴。人一走动，那尾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这是老辈留下的乡俗，谁杀猪，猪尾巴归谁。

田福走在街上，孩子们跟在后面看热闹，这是田福一年里最神气的时候。一年就这么一回，田福当然要挑最远的路走。路过饲养室的时候，迎面碰上生产队的饲养员老陈，正抱着一抱麦秸往回走，田福问抱麦草做啥?老陈说老黄牛要下牛犊了。田福道声辛苦，从腰间抽出一根最大的猪尾巴扔过去，老陈不要，田福哈哈着说，他腰里有四根资本主义尾巴，不兴割一根给你吗?

老陈也哈哈：“一年才这么一回，要是每个月分回肉该多好。”

老队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饲养室，正巧接上老陈的话茬：“可不敢每月分一回，那开会还不把队干部劳死。什么时候，要是不再分肉了那才好呢!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到街上去买。只要你有钱。”

老陈说：“那田福不是失业了么?”

田福说：“我盼着有这一天呢!”

这天晚上，队上的老黄牛下了一头小牛。小牛出生的那个时候，满村巷里飘溢着馋人的肉香。月亮地里没有了往日小孩游戏的喧闹，这会儿，早回到家里等候在灶台边了。

哄地

农民们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一句世代流传的俗谚道尽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一代一代的乡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也告诫子孙，不要亏待土地，欺哄土地，否则要受到老天的惩罚。这方面最有名的一句格言便是：“人哄地一料，地哄人一年。”所以农民们总是不惜汗水地精耕细作，虔诚地给土地施肥灌水，以使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肥沃丰润，长出丰收的米粮。

农民们这种天经地义的感情，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亘古不变的、不容亵渎的。但偏偏是农民们自己，在一个并不遥远的年代里，热火朝天地亵渎了自己的格言。

我要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

那时，我还在生产队劳动，因为我的高中毕业生学历，队长给我派的工作是文书兼宣传。这工作看起来风光，也不用下地晒太阳，但其实是个很费心劳神的事。上边的运动一来，熬夜写材料是经常的事。

七十年代那个年月时兴搞运动。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往运动上套，似乎一贴上“运动”标签，便有了一种雷厉风行、势不可挡之势。所以，那时公社一年总要搞几十次运动。什么扫盲运动、积肥运动、打井运动、大批判运动、学人寨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农田基建运动，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农村的运动，有些是常年性的(比如大学大寨、大批判)，而大量的运动却是季节性的。唯其季节性，所以来时就像一阵风，刮得很猛，非要在短期内出效果不可。我是那年收秋时接手文书的，秋收一罢，公社就布置下来，要在全公礼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全民积肥送肥运动、老队长的广播喊话自然不用我准备稿子，他虽然没多少文化，但此类运动牛年搞，一年搞几回，那些老生常谈的话他能倒背如流，讲起来一套一套，绝不比公社书记差。因此我的任务就址刷标语，用那种石灰大白粉调起来的半稀不稠的汁子在墙上乱画，也不用讲究什么美学布局，只要写得到处都是就行。内容大致就那么几条：“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今年送去千车粪，明年回收万担粮”，“掀起积肥送肥高潮”等等。

这一年的积肥送肥运动的确有声有色。不只是公社，县上也抓得很紧。装备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一天几趟地游村造势，公社组织的检查团三五天就来一回，至于积肥送肥的进度数字，一天就要给公社汇报一回。

任务是层层分解的。县上给公社有任务，公社又给各队有任务。下达到我们村的任务是：积肥六十万斤，送粪五百大车(四架子车折一大车)。因为“麦不离八月土”，收秋后接着就要种麦，农时很紧，所以这时的积肥和送肥是同时进行齐头并进的。为了完成公社下达的任务，村里男女老少齐动员，真个是搜索枯肠、穷其所能。

积肥得找肥源。生产队饲养室只有七头大牲畜，一年屙不了多少粪；社员每户也就是养一头猪，三五只鸡，再加上人粪尿，也攒不了多少肥。夏秋两料庄稼都要底粪追肥，还要给自留地另外留点精粪，社员的粪坑里，真东西越来越少，除了树叶杂草烂菜帮，也就是每天扫下的垃圾，锅洞里刨出的草木灰，还有直接从地里拉回来的黄土。对社员家庭攒的粪，队上一年收两次，夏种一次，秋播一次。一架子车粪算十分工，这样，给粪坑里多倒一车土，就等于多挣十分工，论起来比做活还划算。虽说收粪有老队长亲自检验，但人眼不是天平，准确划个等级也是难事，再说没有这些黄土搬家，要完成上边的任务也不可能。

除了到社员家里收粪，再就是组织突击行动。秸秆还田不太现实，社员家里缺烧的，麦秸、玉米秆都做了柴火；杂草也不是废物，拉回来都喂了牲畜。剩下来可用做突击的办法就是拆火炕、刨烟囱、挖老墙、扫落叶，为了造出一些声势，团支部还组织青年搞了几次夜战。

我因为刚接手统计，不懂路数，以为统计就要真量细数，忙前跑后地到各组去问，到地里去数，但有些数字还是统计不上来。比如说积肥多少斤，这斤两又是如何称出来的呢?我很为统计数字不全发愁，老队长却不怎么当事。草草地扫了一眼我的统计，啥话没说，伸手向我要过钢笔，自己将数字齐齐改了一遍，让我就按改过的汇报。我一看，吃了一惊，老队长改过的数字，起码比我的统计放大子三倍。至于积肥数字，也写得有零有整，第一天就积肥八万六千四百斤。我说报这大数字不怕上边检查?老队长哈哈：“谁查?下面说多少就是多少，他还拿秤到地里称去?”我想想也是。平时检查团来村，也都是到队部听听汇报，吃一顿肉菜，到近处转转就走，从来没听过查出来什么问题。

多亏按老队长改过的数字上报，不然就在公社印发的简报上成了倒数第一名，即使这样，名次也还是靠后，老队长因此还受了公社书记的批评。

批评还是轻的，当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大批判开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抓革命，促生产”，你行动迟缓，完不成上边下达的任务，你就很可能要上批判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队长就被公社叫去了。这一次叫去的还有其他几位落后村的队长。原因是这几个村的送肥进度缓慢，拖了整个公社的后腿。公社书记说，这一次是打招呼，情况如再不改变，就要给他们这些人办学习班。

老队长回来后的情绪很不好，这不只是因为被公社书记刮了鼻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实在找不出可以提高积肥送肥进度的办法。公社下达的任务指标明显脱离实际，没有那么多的肥源却要积那么多的肥，给地里送那么多的粪，这不是撵着鸭子上架么!他吃饭不香，睡觉不实，为完成任务伤透脑筋。老伴看他发愁的样子，说：“干着急有啥用?别的队进度快，去看看人家咋闹的不就行了。”老队长想想也是。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白天忙得不可开交，那就晚上去吧!反正那时候兴夜战，晚上地里也不愁找不着人。

这天吃罢晚饭，老队长叫我，我问啥事?他说咱今晚到留庄看看。我说：“行!”留庄距我们村五里，步行到那里，也就晚上九点左右。朦胧月光里，但见得地里人影晃动，还有一辆胶轮大车走走停停。“这是留庄人在搞夜战。”我说。老队长停步望了一会，有点诧异，这么些人在地里干什么呢?说是送粪吧，看不见地里有架子车；说是扬肥吧，又不见举锨的样子。老队长搞不明白，自个琢磨着：“人家这唱的是哪一出戏?”我说我也不太明白。老队长说咱到地里近处看看，不就把什么经验都学到手了。

因是一个公社，相互有亲戚走动，到了地里，眨眼就遇见一个熟人。老队长喊他“生财”，他叫老队长“大安”。叫的都是小名，看来是老相识。生财问话：“黑天过来有啥急事?”老队长直话直说：“来你队上取经。”生财弄明白了，笑言：“有啥经?都是些哄人的经。”提起话头，生财狠劲地瞰着手中的刨耙，很有点不吐不快的激动：“你说这叫积肥送肥么?不用车往地里送粪，派些劳力拿上刨耙，趁黑天没人了刮地皮，就地攒起个黄土堆堆，这就叫把粪送到地里了?这叫哄地哩!上哄天，下哄地，到头来自己哄自己。”“那辆车不是给地里送粪么?”老队长问。“那车是给上边领导眼里抹鸡屎哩。拉上一车灰粪，给刚攒起的土堆堆上每堆盖上两锨，一者染了颜色，二者碾上一地的胶轮大车印子，应付上边的检查。”“这是大虎的点子口巴?”(大虎是这个村的队长) “大虎也是跟外边学的。上边脱离实际，催进度，要数字，下边完不成，又怕挨批，就想歪点子。一级哄一级，大家都高兴。”听完生财的话，老队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声没吭，倒背着手，大踏步地走出秋收后的庄稼地。我跟在后边，紧赶紧撵地跟不上。

回来后，老队长挂口没提留庄的经验，当然也没学留庄的经验，更没有议论留庄经验的是是非非。他心甘情愿地参加了公社的学习班，尽管那学习班的滋味并不好受。

此事过去了三十多年了，老队长和生财而今都―匕十大几。一次在镇上碰面，闲聊时还把此事当笑话提起，完了少不了还要引发一番感慨：真是闹不明白，那个时候人比现在少，人均地比现在多，流的汗比现在大，一年四季老在地里忙活，咋就打不下粮食呢?

吃　路

春天的时候，村长从乡里开会回来，带回厂西丰一级公路将要通过韦庄的消息。

这没头没尾的话儿，却也使得韦庄的父老乡亲们很兴奋地议论了一段日子。尽管村长在放出这个口风时反复申明，由于公路的修建将要占去韦庄三十多亩耕地从而要造成责任田的调整，但村民们似乎没有人因为调整后耕地减少或者因为调整后保不住自己莳弄平整而又肥沃的土地感到遗憾，更绝少有人流露出时下小说家笔端所描写的那种农民们对于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将要一朝失去的依依不舍的恋情。韦庄村讲究实际的村民们此时此刻所关心、所打听、所估摸、所划算的是这条公路的修建将会给他们带来些什么。

不必责怪韦庄人对土地缺少恋情，因为生活中有着现成的令他们眼馋的补偿远远大于失去的童话。离韦庄十里的赵庄，就因为国家在那里修了个焦化厂，于是村里的许多青年男女一夜间跳出农门吃上了商品粮，而那些手头拮据得连买化肥都发愁却又朝思暮想着翻拆土屋的庄户人，也因为有了一大笔卖地收入轻而易举地盖起了带走廊的砖瓦房或是小楼房。至于因为有了焦化厂从而有了菜市便使得那里的菜农和贩菜者们像变戏法似地拿到大把大把的钞票，那更是死守田土的种地者们望尘莫及的。

虽然说公路现时还没动工，但韦庄人却都在私下的交谈中各自酝酿起自己跃跃欲试的宏大计划了。比如说，生意人认为公路修到这里这里必定繁华，将来靠公路开个小卖铺、小食堂或者小菜店什么的肯定红火；跑运输的专业户则划算着开工后浩大的用石量和土方量，计算着一年下来，弄他个万元户不成问题；没有手艺也不会做生意的人脑子也没停，他们思谋着、打听着国家将会拨下多少征地款。自然，还有地里的树呀，坟呀，机井呀，挪动挪动不也都有钱嘛!

反正国家有的是钱，反正国家不会亏集体，更不会亏个人。如今城市里搞基建，谁不想着吃国家的唐僧肉，又有哪一家基建不是给“钉子户”大把大把地塞钱?对于这一点，常到城里跑生意的大能人汤二就给亲哥汤大解说过多少回。当他听说并且打听清楚路面确切无疑地是要经过村西，而自己家的责任田又恰好在那一块，先是放出口风，他今年要务瓜哩，一阵风似的在地头垒起间土坯房。接着，又在仲春那几天时间，动员家里的婆娘娃娃，在承包的三亩责任田的地畔子上都插上拇指粗细的杨树苗子。

老实本分的汤大不明白弟弟的聪明，说：“插树歇地呢!”

汤二说：“这块地快也种不成了，公家要在这搭修路哩。”

“那你插这些树顶个毯!不白费工了？”

汤二嘿嘿一笑，神秘地伸出两个指头：“白插弄它做啥?一根条子两角钱呢 ”

汤大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好精明的址他二爸!从大渠岸上砍下这些烂树条子，原来是想揩国家的油哩。

汤二见老大默不作声，以为他心里活动，显近科地说：“这两天没事，你也不让我嫂子和娃们插些?”

汤大…―声没吭。心想，国家再有钱．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拿钱摔泥片子。汤大问过村长，村长没悦叫插，也没说不叫插 但相邻有些怕吃后悔药的家户都插上了。 修路的事，就这仟仆人们的吵吵中和插树的忙碌中又过去了一十多月， 上面的勘察队终于下来了。没过多久，二十五万多元的征地款也跟着下来了。征地款中，有迁坟款、挪仆款、移路款、青苗补偿款，自然也毫无例外地包括定居不久的杨树情折价款――尽管这六厂多株杨树苗子在一个晚㈨全都被拔去而变成几架子车的烂柴火。

至于汤二突击垒起的声言用作看瓜的土坯房，工程方面先是给开价三百，汤二赖着不拆；追加到五百，汤二还不接受，此事就这样撂下了。而到开工时，因为汤二睡在推土机下玩了一次命，工程方面怕出事，领导一句话：“不就是这一家吗?给八百元算了!”此事的结局使汤二很为得意，村里人也都因此佩服他的精明，老实本分的汤大倒被人耻笑了。

不过，事情最后的发展也出了汤二等人的意料之外。各坟主迁完坟茔之后，都等着村上分钱，村长却放出话来，说根据乡里的精神，征地款不能一分了事，要用这笔钱搞文明村形象工程。村里具体的规划是：将南北两条土街道改造成水泥路，再给村里修个水塔，给各家各户通上自来水。村长的女婿承包了这两项工程，村长的兄弟、村长的叔伯兄弟以及村长的姑父叔父都参加了进来。工程进展确实很快，不到两个月，路平水通，一切就绪。水塔放水那日，乡里开了个现场会。村里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夜里还放了一场电影。村长更是风光，不仅被乡上树为模范干部，还奖了一辆自行车。村民们对村长办的这两件好事也都持欢迎态度，说下雨不用再踏泥路了，吃水不用再去井边挑了，晒麦晾玉米也不愁没有干净地方了。至于因此最后一户平均分不到一千元，也似乎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夏，韦庄村就是这样在修路的期待和繁忙中度过的。

第二年春天，我回乡里，弟弟告诉我，村长昨天夜里被公安局逮了。一村人都莫名其妙，不明白是咋回事。后来才知道，村长去年借着搞文明工程，给自己的腰包里“文明”了六七万元。村里人这才如梦方醒，都不禁感叹村长的手段高明。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干部热心于搞“形象工程”。汤二你小子显摆什么?村长不显山露水，人家捞的油水是以万计数；你吆喝得山响，不过是捡了几块碎骨头渣子。

我把家乡的这个故事，后来讲给我的一位老领导，他只是淡淡一笑，不以为然。也许这种事他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于是对一切都能容忍。他说：“这么平淡的故事，在哪里碰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