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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中十年（856）唐朝遣使册立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可汗一事是晚唐西北史的重要篇章，本文结合传世的诏令、史籍、敦煌发现的《张议潮变文》和西安新出《李浔墓志》，对于这次事件的全貌，特别是使团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的详细情形做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回鹘；庞特勤；《张议潮变文》；李浔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128-05
New Evidence on the Tang Envoy to the Western Uighur Kingdom in 856
RONG Xinj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the 10th year of Dazhong （856 CE）， Tang court sent emissaries to the Western Uighur kingdom in the eastern Tianshan， hoping to erect a new Kaghan， but the emissaries were robbed by“betrayed Uighurs” and lost all of the materials for the Kaghan. This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during the late Tang. This author studies in detail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event， based on traditional sources， Dunhuang manuscript Zhang Yichao bianwen， and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 of Li Xun， who was the vice messenger of the emissaries.
Keywords： Uighur； Pang Teqin； Zhang Yichao bianwen； Li Xun
回鹘西迁，是西域史上的大事；而由于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记载了归义军与西迁回鹘的争斗情况，因此也成为敦煌学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1}。以下在整理有关大中十年唐朝册封庞特勤为可汗的相关记载的基础上，补充新发现的一方墓志上的有关记载，并从不同体裁的史料记录来看唐朝这次不成功的册封活动的真实情景。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所灭，部众四散奔逃，其中有回鹘相伋职拥可汗外甥庞特勤，率领十五部西迁天山东部地区，揭开了回鹘历史的新篇章。这支回鹘虽然是由特勤（可汗子弟）统领，但人数众多。特别是当南下投奔唐朝的可汗乌介及近可汗衙帐的十三部被消灭以后，西迁回鹘成为最主要的一支力量。经过十多年的争斗，庞特勤以焉耆为自己的根据地，据有“碛西诸城”[1]，在安西地区自称可汗。
宣宗大中十年（856）二月，有回鹘使者经由朔方来到唐朝都城长安，另外还有一些回鹘使者随黠戛斯使李兼到达长安，唐朝方才得知西迁回鹘首领庞特勤已在安西地区称可汗。于是唐朝颁发《议立回鹘可汗诏》：
朕君临万有，子育兆人，雨露之所沾濡，日月之所照烛，欲令自遂，必念好还。乃眷朔易之雄，况当勋力之后，每思报德，实用究怀。所以频遣诏书，俾勤寻访，穹庐莫睹，瓯脱已平，万骑岂无其忠臣，六角冀存其贵种……沙漠既空，井邑犹在。近有回鹘来款，朔方帅臣得之，送至阙下。又有回鹘随黠戛斯李兼至，朝廷各令象胥，征其要领，音尘可访，词旨必同，愿复本邦，仍怀化育。皆云庞特勒（勤）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众所悦附，飏宰相以忠事上，誓复龙庭，杂虏等以义向风，颇闻麕至，（既）契素愿，慰悦良多，俟其归还衙帐，当议特举册命。今遣使臣，且往慰谕……大中十年二月[1]
这时唐朝的本意，是希望庞特勤这支回鹘能够从安西地区迁回到漠北回鹘衙帐所在地区，一旦其回归，则加以册封，这样名正言顺。从下一诏书可以得知，唐朝随即遣使前往回鹘“慰谕”，通报这个消息，但唐朝使者刚过灵武，就遇到从安西地区而来的回鹘使者，于是又与回鹘使一起回到长安。
这批回鹘使者带来的消息是说庞特勤这支回鹘部众已经在安西地区立足，不便返回漠北，庞特勤在安西地区被拥立为新的可汗，而且“诸部宾归”，希望唐朝给予册命，以便“为诸蕃所信”，不使其对在安西地区建立的“新造之邦”产生怀疑。于是，到十一月，宣宗颁布《遣使册回鹘可汗诏》，不再期望回鹘回到漠北原居住地，而是册封在安西的可汗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诏书说：
朕自纂承丕图，常多轸恻。爰命使者，将远抚之，讯厥存亡，俾求嗣立，轺车才至于灵武，蕃使已及于塞垣，迨至阙庭，深陈血恳，称可汗已立，诸部宾归。实资神祇之卫，乃藉忠勋之力。果能克绍，叶纂旧图，颇协人愿，深契朕志。尚恐未为诸蕃所信，犹疑新造之邦。是用特命使臣，遵行册礼……可册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命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册使，仍令所司择日备礼策命。大中十年十一月[2]
唐朝君臣信从了回鹘使者的说法，准备派遣使臣，前往册礼。上面是“封立”的诏书，正式册封的“册文”则是《（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汉书》，册封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对应的回鹘文是Uluγ t■ngrid■ qut bulm■■ alp külüg bilg■ qaγan[3]。
在十一月正式遣使册封时，宣宗的《（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汗文》说道：
皇帝若曰：我国家诞膺天命，光宅中土，居临九有，包举八荒，声教所加，册命咸及。而况回鹘，北方之强，代济忠烈，惠行邻境，俗慕华风。立国以来，尝效诚节，代为甥舅，每岁通和，推诚不疑，为我与国。当会昌之际，自属天灾，人罕粒食，上下离散，牙帐为墟。地多种落所侵，国甚黍离之叹。朕自登宝祚，每轸素怀，爰发使臣，访其后嗣。轺车既出，蕃使爰来。咨尔回鹘可汗，挺此雄材，生于贵族，能收既绝之烬，常怀再振之心，愿嗣天骄，载归地着，发使请命，诚辞可哀。夫亲仁善邻，国家之宝，兴灭继绝，王者之宜。况朕布德滂仁，施于海外。尔乃坚诚励节，行乎域中，所以公侯子孙，道在必复，华夏屏卫，理宜长存。既将还定旧封，钦承坠绪，克绍崇构，允膺鸿休。今遣使臣朝议郎、检校秘书监兼卫尉少卿、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王端章，副使臣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郎中兼国子《礼记》博士、御史、赐绯鱼袋李浔持节备礼，册命为九姓回鹘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尔其服我恩荣，膺兹位号，勉修前好，恢复故疆。宜克己于蹛林，长归心于魏阙，无怠尔志，永孚于休。{1}
这是册封诏书的正式文本，在《唐大诏令集》也是归入和上面的“封立”诏书有区别的“册文”一类中。所遣正使为朝议郎、检校秘书监兼卫尉少卿、御史中丞王端章，副使是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郎中兼国子《礼记》博士、御史李浔，他们带着这份诏书上路。对于此事，《资治通鉴》卷249记载了具体的时间：
大中十年……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十二日），册拜为嗢禄登里罗汩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4]
遗憾的是，王端章等一行唐朝使臣在半路被打劫，无功而返。《通鉴》卷249记载：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塞，不至而还。辛卯（二十七日），贬端章贺州司马。[4]8066
同样的记载，又见于《旧唐书》卷18《宣宗本纪》，涉及人物略多：
〔大中十一年十月〕入回鹘册礼使、卫尉少卿王端章贬贺州司马，副使国子《礼记》博士李浔为郴州司马，判官河南府士曹李寂永州司马。端章等出塞，黑车子阻路而回故也。[5]
这里都说是黑车子阻断道路。前人已经指出，黑车子是室韦别种，其活动地区在东北一带[6]，说这个部族阻断王端章的出使道路，似乎不好理解。
幸运的是这一事件也为敦煌写本P.2962《张议潮变文》记录下来：
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与）游弈使佐承珍相见。承珍忽于旷野之中迥然逢着一人猖狂奔走，遂处分左右领至马前，登时盘诘。陈元弘进步向前，称是“汉朝使命，北入回鹘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所以各自波逃，信脚而走，得至此间，不是恶人。伏望将军，希垂照察。”承珍知是汉朝使人，与马驮至沙州，即引入参见仆射（张议潮）。陈元弘拜跪起居，具述根由，立在帐前。仆射问陈元弘：“使人于何处遇贼？本使伏（复）是何人？”元弘进步向前，启仆射：“元弘本使王端章，奉敕持节北入单于，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逆回鹘一千余骑，当被劫夺国册及诸敕信。元弘等出自京华，素未谙野战，彼众我寡，遂落奸虞。”仆射闻言，心生大怒。“这贼争敢辄尔猖狂，恣行凶害。”向陈元弘道：“使人且归公馆，便与跟寻。”由（犹）未出兵之间，至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差走马使至，云：“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至伊州侧。”[7]
根据有关张议潮的史籍记载和相关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虽然属于文学类的作品，但所述史事是当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记录。这里所记大中十年王端章使团一事，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单于”是用古名代称回鹘，王端章一行册立回鹘使团在“雪山南畔”，被“背乱回鹘”一千余骑劫夺了国信，各自奔逃.其中押衙陈元弘逃到沙州界内，被归义军游奕使佐（左）承珍撞见，带到节度使张议潮处，说明缘由。张议潮正准备出兵讨伐背乱回鹘，大中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派人报告，有五百余帐背乱回鹘来侵伊州。可惜《变文》后残，不知下文如何分解。
这里所说的“雪山”，森安孝夫氏认为指伊州及纳职北方之山脉{1}，笔者表示赞同。这支活跃在伊州地区的回鹘可能是西迁回鹘散出的部族，不属于焉耆的庞特勤势力，所以劫夺唐朝送给庞特勤的国信[8]。
《张议潮变文》告诉我们有关王端章使团的一些新的信息，即唐朝使团的国信是被背乱回鹘所劫，而不是黑车子。逃回长安的王端章等人大概被冲昏了头脑，也不清楚打劫者是谁，所以就说是黑车子了。也可能他们就是用黑车子来给自己的失败之行找某种借口。
现在，我们又有幸见到一方使团副使李浔的墓志，提供了一些史籍和敦煌文书没有的信息。这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获的一方墓志，我们把主要内容转录如下：
唐故义武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并序]
翰林学士承旨朝请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柱国赐紫金鱼袋苗恪 ■（撰）
李系出皇支，道王讳元庆之后。道王，神尧之子，贞观中自陈王改封，其后子孙多显勋力，居要官，或嗣封，或否。至贞元中，尚书大京兆讳实，嗣封道王，用雄强严猛为治，敢言人善恶无避，自丞相已下皆惮焉，德宗深器之。公即王之少子也，讳浔，字礼源……始出门，贤人学士争与之交，名声爆烈，若火风嘘。公卿皆愿出力，推致青云上，故宗正尚书公为当时文章人物主，方为御史〔中〕丞，时公持一轴文留门下，尚书公省之三过，乃曰：“道王之子有是文，岂烦再试！”不数月，尚书公司贡士，遂擢居上第。近俗尤尚新得第进士，先一日，必窥觑罅隙，刺侦将上之籍。闻得则夜漏未尽，持炬守省门，仍贷假冠屦车马，以支一春游谒。公是日日至辰，方乘驴至牓下，一谢已，复闭门治笔砚。始仕，校秘书于省阁下，又于宗正寺修皇谍。后四从诸侯府……登朝为博士。
北狄乱，其种争立，宣宗问可使绝域者，宰相上公名，因得假尚书郎，赐绯衣，介王端章而去。未至虏帐，遇他虏遮我，留碛中，欲尽杀汉使者，劫取一切物，且伪言我为当立者，索展礼。公曰：“斯■ ■图之？”端章曰：“已在虎口中，尚谁与图！”公曰：“不可即允之。”端章手持册，与读未毕，虏噪而攻我，凡旗节、车马、玺币、装橐尽劫去。行人幸不死，脱归。公连坐贬郴州司马，移复州。侯固节制北单于府，生平慕公，因奏以自副，加宪丞，与金紫。未行，侯移治中山，复请公以副。币未至，得疾殁于复州，大中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也，寿五十八。[9]
李浔虽然出身唐朝宗室，但到了晚唐时期，要入仕为官，也要靠自己的努力。墓志的前半即讲述他的科举生涯。按唐朝科举制，举子在考前要制造声誉，并向可能的主考官行卷。当年冬天考试，次年二月发榜，开元以后发榜的地点基本固定在尚书省礼部南院[10]。聚集在崇仁坊等密近之地的举子们，届时都会提早侦察考试结果，并做及第后春游的各种准备，在夜漏未尽的时候就守候在省门口，等待发榜。墓志记李浔在科举道路上，也同样在制造声誉，也向主考官行卷，但他信心十足，发榜那天，到了太阳高照的辰时（相当于7-9点），方才骑驴到榜下；及第后也不随时流而动，而是闭门读书写作，入仕后，从秘书省校书郎，做到国子博士。
不过这位科举出身的文人，正像《张议潮变文》所说的是那种“出自京华，素未谙野战”之辈，所以遇到“他虏”的打劫，就没有那么潇洒了，最后使团被洗劫，虽幸而逃归，但被贬官降职处理。
现在我们在长安留存的从唐朝国史系统而来的《旧唐书》、《资治通鉴》和敦煌当地称颂节度使功绩的《张议潮变文》之外，又有了当事人唐朝册封回鹘副使李浔后人的私家记录，相互对照，可以看到史料中的同与不同之处，以及墓志材料的价值所在。
第一，关于劫夺王端章一行的部落，《旧唐书》、《通鉴》说是“黑车子”，《李浔墓志》说是与“北狄”（代称回鹘）不同的“他虏”，而《变文》说是“背乱回鹘”或“背逆回鹘”。敦煌变文的记录是与事件发生时间和距离都最为接近的，因此，劫夺唐朝国信的部族应当是不附属于庞特勤的另一支回鹘，即《墓志》所说的“他虏”。
第二，《墓志》和《变文》都详细叙述了王端章一行被劫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墓志》说到劫掠的部族声称“我为当立者”，也证明这个部落是另一支回鹘，他们拥有一千骑，势力也不算弱。从上面所引唐朝诏书所记回鹘使者称“诸部宾归”可汗庞特勤，但仍希望唐朝给予册命，以便“为诸蕃所信”，其实表明回鹘诸部还没有完全信从庞特勤，因此这支所谓“背乱回鹘”自称“我为当立者”。《墓志》记载，王端章等被劫后，李浔说还要想想办法，但王端章说“已在人家虎口当中，还图什么”，李浔虽然争辩说“不可当即允许他们的请求”，但王端章随后即手持册书，要任命劫掠者为可汗。可是这批回鹘部众没有耐心，将唐朝使者所携全部旗节、车马、玺币、装橐尽数劫去。可以想象，如果这支回鹘部落有了唐朝的国信，就可以号令其他部族，宣读与否，对于他们并不重要。李浔的出使，本来应当是作为《礼记》博士来安排回鹘可汗按照唐朝礼制来接受册封的，可惜结果没有等到这一幕发生，就被打劫一空。好在唐朝的主要使臣并没有被杀，而是逃回长安。《墓志》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真切的被劫后的情况。不过我们也要分析，《墓志》显然是李浔本人的说辞。
第三，《变文》所记陈元弘，是王端章使团内的押衙，他说“元弘等出自京华，素未谙野战”，的确是句实话。正使王端章为卫尉少卿，是“掌邦国器械、文物之政令”的卫尉寺副长官[11]；副使李浔是教授《礼记》的国子博士，《唐大诏令集》和《旧唐书》可以补足《墓志》的记载；判官李寂是河南府士曹。三人都不懂野战，在西北部族离乱之际，唐朝以这三人作为使者前往绝域，可以说是用人不当。
第四，好在这些使者跑的还算快，丢失国信等物，正副使者和判官一个没少，可能是得到在伊州一带游奕巡逻的归义军兵将的援助，得以最后回到长安。三人俱被贬官，李浔被贬到江南西道的郴州（桂阳郡）任司马，可以说处罚很重。虽然《墓志》里特意讲到李浔在被劫后曾与王端章争执，这应当是回朝后的陈词，但显然丝毫没帮上忙，还是被贬到边远地区。以后又量移至山南东道的复州（竟陵），距京师稍近。虽然因为侯固的帮助，李浔得以“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但还没有来得及回到中原就死在复州，最后以“义武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户部郎中”的身份埋葬。
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一事是晚唐西北史的重要事件，新出墓志给我们理解分析传世史料和敦煌文书都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使得这一事件的轮廓更加清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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