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袭来的重金属污染

南京农大的一位教授率领一个调查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少则两三倍，多则十几倍。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因为大米是全国70%以上人口每日必吃的主食，而且重金属的污染对人健康的损害远远超过以蜡撞光，以次充好的陈化米。

镉米之忧

镉米呈现出连片分布和日渐蔓延的趋势。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一些科学家持有异议。他们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了解一些情况的农民把自己收获的“镉米”卖给猪、牛、鸡等养殖场，再到市场高价买无毒的好米；而经济相对困难的农户就只好吃毒米了。

无处不在的重金属魔影

殊不知，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的科学家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早在9年前，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后者与南京农大的调查数据基本吻合。

浙江大学的一位专家在自己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分析，浙江台州9个有电子废物拆解历史的自然村中，其中7个的稻田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镉、铜、锌复合污染；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研团队2008年的研究监则表明，湖南湘西铅锌矿区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国家决策机构从1956年便倡导污水灌溉，1957年将其列入国家科研计划，1959年确立“变有害为无害、充分利用”的原则。之后，全国陆续形成五大污灌区：天津污灌区、北京污灌区、辽宁沈抚污灌区、山西污灌区、新疆石河子污灌区。天津因为是北京的排污的必经之地，所以天津农田的重金属污染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市农业环境保护管理监测站的研究人员再次锁定污灌区蔬菜。他们从天津的东丽区、西青区和武清县这三个重金属污染相对严重的污灌片区采集大白菜、韭菜、芹菜、黄瓜样品进行重金属检测。结果发现大白菜中，43%的汞超标，23%的镉超标。而部分样品的铅属于轻度污染。说明污灌区蔬菜中重金属开始威胁到人们的健康。而土壤调查结果表明，施用城市垃圾肥的土壤，有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背景值，其中汞达到背景值的30多倍；污灌区土壤的情况更糟，8种重金属含量全部高于背景值，其中镉超出十倍，汞超出更多。

污水灌溉是以色列人发明的，它本身没有错，直至今天以色列及欧美发达国家仍然这么做。但前提是污水必须处理，处理后污水必须达标，也就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含量必须达标，而且对灌溉的范围有着严格的规范。

一次污染，毒存千年

科学证明，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的形成，至少需要持续30年的时间。由于人类的活动把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随被污染了的粮食蔬菜进入人体。为百姓的健康带来隐忧和伤害。一位资深农业专家说，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经过多年，所产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仅会有细微变化。

重金属随污水进入土壤――主要是40厘米以上土层后，不易转移，也不易被微生物分解，就如墨汁滴入清水中，浑然一体，难以剔除。现有的治理方法，如利用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将重金属转移出土壤，或利用土壤修复剂稳定重金属，或利用表面活性剂清洗土壤等技术手段，大多处于试验阶段，加之治理费用昂贵等因素，真正用于大面积土壤工程改造的成熟方法几乎没有。

据农科院的专家介绍，重金属一旦进入农作物，便深深嵌入细胞之内，无论是浸泡、冲洗、蒸煮、煎炒，都无法将其减少或剔除。而它们通过食物潜入人体后，如在土壤中一样，又深深嵌入人的组织细胞中，一样不易排出或者分解。随着毒素的积累会引发各种难以医治的顽固疾病。铅，直接伤害脑细胞，特别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可造成先天智力低下，另外容易致癌、致突变；汞，食入后直接沉入肝脏，对大脑、神经、视力破坏极大；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