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种不同平等观比较

从对不平等社会现实的深刻关心出发，罗尔斯和马克思分别基于不同的正义规范对西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做出回应。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 P3)，社会正义的主题为社会的基本结构［1］( P7)，一旦立约者能够以其理性、平等、自由人的共同身份，通过公平程序而共同选择社会的正义原则，那么，此种正义原则就“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1］( P4)，因而无疑会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一个稳定的理想社会籍此得以形成。通过这种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罗尔斯表达了一种弥补资本主义民主制下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裂隙的努力。然而，由于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抽去了基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划分的阶级结构，因而无法进一步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如何限制了实质平等意蕴的表达，从而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与罗尔斯的进路不同，马克思不仅反对基于某种抽象的所谓“人类理性”，从作为主观价值预设的应然正义出发，以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和社会批判图式来解释社会现实，而且也反对从抽象的正义观念和原则出发来建构理想社会，他强调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阐释社会现实。由此，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的个体出发，从对人和社会关系的辩证理解出发，在一种人类正义的社会规范之下去建构其实质平等的社会理想。与罗尔斯旨在建立正义原则的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不同，马克思人类正义的社会规范旨在彻底改变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实现人的自由、权利和平等，获得人的独立、个性和解放。可以说，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平等，与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抽象的、理性的人的平等，在思维方式、解释原则和价值取向上都有着根本的差别，从而呈现出马克思面向人类本身的价值追求与理论意境。

一、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及其平等内涵

被誉为 20 世纪西方政治哲学领军人物的罗尔斯从对不平等社会现实的深刻关心和对弱势群体不利处境的深切关照出发，从 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到 1993 年出版的《正义论》续篇《政治自由主义》以及他的其他许多文章一起，集中表述了一种对平等之政治价值的重视和追求。罗尔斯反对由于社会和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实质不平等，他强调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服务于社会最不利者的利益。通过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罗尔斯表达了一种弥补资本主义民主制下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裂隙的努力。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力图在承认多元价值的前提下，建立分配社会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正义原则。此种正义原则一旦证成，将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公共规范。然而，现实生活中，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社会需要一套正义原则以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适当标准，但对于究竟何种正义原则才是适当的正义原则，每个人的看法却各不相同。罗尔斯认为，不论存在多少分歧的正义观念，其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对社会各种权利和义务做适当的分配，因此，社会正义的主题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如何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如何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何能够找到一个最合理、最适当的正义观念，从而使得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都接受它呢? 按照罗尔斯的想法，假如每个人都从各自私利的角度出发去选择规导未来社会的正义原则，必定无法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立约者从一个公平的立场出发，通过一种公平的程序来决定正义原则。这种经由立约者通过公平程序而共同选择的正义原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其理性、平等、自由人的共同身份，在公平的立场上所选择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价值理念上，而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特殊价值理想和生活方式都给予了公平的对待，由此方式证成的正义原则无疑会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一个稳定的理想社会籍此得以形成。罗尔斯称他的这种理论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 pure pro-cedural justice) 。［1］( P85 － 86)

罗尔斯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集中通过正义原则的第二个原则即差别原则得到表达。其第一条原则即自由平等原则和古典自由主义区别不大，保障的同样是一种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所提供的平等的消极自由，然而，仅仅保证公民的消极自由，并不一定能保证自由价值的同时实现。如社会民主主义者普朗特( Raymond Plant) 指出: 平等的消极自由主要是由市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来保障的，它们为所有的人以同样的方式确定了同样的非强迫的限制。然而，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的是: 为什么自由是有价值的? 答案是: “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但是要想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仅仅有消极的自由远远不够。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要求有某些实际的资源，个体能够凭借这些实际的资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过他们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个体不具有行使这种自由的最低限度的能力，那么自由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毫无价值的。具体而言，如果没有社会和经济层面上的平等，政治平等就不过是一种幻想:即便富人和穷人拥有同样的法律权利，但是财富上的差别至少使得富人可以聘请到更好的辩护律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得那些富裕的社会成员能够获得更实际的有利于促进他们利益的法律保护; 即便富人和穷人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利，富裕者将比贫困者拥有更多的能力来影响候选人的选择、媒体、公共意见以及政治权威。［1］( P80)

逻辑的结论就是: 尽管市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证了消极的自由，但它们却根本无法保证自由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价值。

因此，我们需要社会权利，需要对社会基本益品进行尽可能平等的分配，因为这些基本益品对于自由价值的实现是不可或缺的。按照罗尔斯的说法，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当他们有利于社会中最不利地位者的最大利益时才是可接受的，这也就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要义所在。［2］( P8)

由此可见，罗尔斯认识到资源的平等分配对于实质平等之实现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只有实现社会基本益品的平等分配，才能保证自由对于所有的人都具有大致平等的价值。在这里，罗尔斯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看法大约一致，因此，正因为我们重视所有人的自由，我们才更应该关心如何去获得在自由价值方面更大程度的平等。照此推论，如果我们接受了自由主义关于每个公民都拥有平等尊重的假定，说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应该拥有更加有效的基本自由就是没有道德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清楚的规定了有效个体和自由价值之条件的基本益品就应该被平等分配，原因只是因为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分配能够比这种平等分配更具有道德上的根据。［3］( P211)

综上所述，通过差别原则，罗尔斯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以公民的社会权利来弥补资本主义民主制下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裂隙的努力。机会的平等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达到，结果的平等又由于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动力而遭到排除，那么只有一种民主的平等才能符合社会的正义要求。所谓民主的平等，是指由社会权利所保障的一种更具实质意义的平等，由此，公民的社会权利就成为保证民主的平等的必要条件，民主的平等以及公民的社会权利成为对社会正义目标的一种实质性推进。这也正是为什么罗尔斯认为在基本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得到满足后，公民的社会权利就成为一个正义社会所应当考虑的主要目标。由此可见，在保证公民的实质平等问题上，罗尔斯的观点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其差异原则和社会权利的观念融合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从而改变了自由主义的正义学说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倾向。

二、程序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困境及其根源探析

如前所述，罗尔斯力图修正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局限，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将正义的主题定位为“社会的基本结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基本结构其实只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基本的政治结构，由于其程序正义的规范抽去了基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划分的阶级结构，因此，正义的分配和正义的政治秩序都是在不触动根本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进行的。那么，正义规范的主题究竟应该是什么? 正是在这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野。

在罗尔斯那里，无知之幕的设计排除了所有偶然的信息，似乎那些被排除掉的信息和人类的具体身份成了和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无关的东西。照此推论，在立约者进入原初状态之前，就必须不仅去除自我的个人身份，而且还要去除自我的特殊信仰，然而，值得质疑的是: 恰恰正是那些罗尔斯打算从理性的制度制定者身上剥去的特殊信息和知识使得不公平状态成为可能。在罗尔斯看来，似乎一种恰当构想的自由主义就可以成为正义的来源，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来，这种构想只是“解释世界”，而非“改造世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出发来看，罗尔斯似乎没有准备将以下可能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生活事实来承认，这种可能性就是: 职位、生活机会、财产等等可能和各种各样的家庭、共同体或阶级相连，可能和在全面的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位置相连，而不是和抽象的理性选择个体相连。对于罗尔斯来说，个体的权利或利益先于所有其他形式的义务; 在这些假定的自由选择行动中进行选择的个体免于任何先前的社会约束。因此，事实上，他所坚持的平等是一种特别狭隘的平等: 用古特曼( Amy Gutmann) 的 话 说，是 一 种“自 由 主 义 的 平等”。［4］

在罗尔斯理性选择的理论当中，个体被设定为一种个体消费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集体的生产者，这种个体的消费者总是去发现现成的东西，而绝对不为确保一些东西应该被发现而付出任何的行动。因此在原初状态中，立约者以一种被动的声音同意将要被“安排”的不平等; 我不知道我在安排这种不平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知道这种不平等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原初状态只能从物质上的不平等开始，因为一个物质的社会正在被生产和再生产。正义的第一条原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就如何拥有这种平等的机会制定政策，正义的第二条原则告诉我们从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利益该如何分配，然而，没有一条正义原则能够就我们为什么要同意这种不平等的安排给出任何意见。［5］

也就是说，在罗尔斯那里，一个调节良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是潜在地和正义两原则相兼容的，在《正义论》第二编第五章“分配的份额”部分，罗尔斯指出他真正关心的唯一问题是将分配问题视为“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市场安排，因为他认为只有一个纯粹的市场才能够使我们考虑我们感受到的差异。然而，市场的分配一再地被私人所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即市场要分配的东西是通过私人所有的生产方式制造出来的。照此推论，罗尔斯并非没有注意到现实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中严重的非正义的痛苦，事实上，罗尔斯在《正义论》第 275 页明确指出: 并非现实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没有遭受严重的非正义的痛苦，因为存在着一种理想的正义的财产所有制并不意味着其历史形态也是正义的，甚至不意味着他们是可忍受的。可是，面对这种非正义的痛苦，他得出的结论是: 非正义是不公平的机会和不公平的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内在于某种劳动分工。然而，可以提出质疑的是: 如果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那么，罗尔斯就必须能够避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违反分配正义的规则，但是资本主义违反了我们的共同人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对于保持所有的创造力、进取心，以及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创造物质财富提供动力都是必要的，这些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强迫大多数人为他们做工资工人从而将这种动力垄断在自己手中。

相反，那些为了工资而工作的人，通常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他们付出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维持他们的必要生存所需，他们因而被剥夺了参与创造性的活动并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以上没有一样是和一个社会中的自由主义的程序公平原则不相兼容: 我们并不需要刺刀来强迫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工作，所有制已经解决了这一切。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作为一个阶级，垄断着必要的资金，从而可以驱使他人进行劳动; 他们只需坐等别人来向他们企求工作，仅靠这样，他们就可以确保获得利润。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无法使他们自己的劳动正常开展和运行，因而不得不争先恐后的去企求获得工作，而这种工作根本无法给他们带来任何利润。严重的阶级划分已经铭刻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的状况中，正如性别和种族的划分一样。［5］

综上所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表达了一种对普遍平等的人类生活境况的追求，试图以一种纯粹程序的正义制度之设计消解自由和平等之间的裂隙，促进实质平等，从而保持多元社会之正义秩序，可视为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一种自觉反应。然而，由于罗尔斯囿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之内去解决问题，因而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限制了实质平等意蕴的表达，从而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其通过普遍平等的理想证成的社会正义也难免流于空想。囿于此种“解释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狭隘视野，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从而使得其实质平等的理想更多围绕道德、文化层面而展开，难免有以道德文化批判代替政治经济批判的嫌疑。

三、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

与罗尔斯不同，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一方面指向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指向其作为背景的只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社会理想，从而在一种人类正义的社会规范之下表达了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马克思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再到独立个性的自由发展，从历史发展线索来看，依次为群体本位、个体本位、类本位的发展过程，群体本位阶段对应于人身依附关系的身份社会，个体本位的发展阶段对应于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阶段，对应于契约社会，类本位的发展阶段对应于未来 以 自 由 个 性 为 基 础 的 全 面 自 由 发 展 阶段。［6］( P104)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与解放是平等观念的理论主题，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不是仅仅获得法权意义上的权利、自由、平等和公正，而是人的本性在人的世界、人的关系和人的活动中的充分生成。因此，与罗尔斯旨在建立正义原则的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不同，马克思人类正义的社会规范旨在彻底改变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实现人的自由、权利和平等，获得人的独立、个性和解放。因此，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平等，与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抽象的、理性的人的平等，在思维方式、解释原则和价值取向上都有着根本的差别，体现了马克思面向人类本身的价值追求与理论意境。

马克思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建构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他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等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又指出由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而这种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无疑妨碍了实质平等内涵的真正表达。因此，从多个角度综合其后果来看，资本主义对平等的影响体现为一种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创造了前提，从而使得具有平等身份的公民有可能平等地享有他们的权利;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和平等之间又体现出一种敌对关系，其具体表现就是: 资本主义通过将经济关系置于首位，从而又削弱并强化了人们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在市场中获得利润为美德，对自由竞争的鼓励强化了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平等观，阶级之间的经济地位日益呈现出巨大的差距，能够提供社会认同的，不再是公民的忠诚，而是是否在市场中获得利润。

个体蜕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公民资格仅仅被理解为保护作为消费者个体的个人权利，保持和改善真正的公民资格的核心权利如社会权利的需要被视而不见。关于资本主义对平等的敌对，马克思做了描述，在他看来，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和保护者，作为一种身份和价值的公民资格在现实中仅仅是一种抚慰品而已，是公民的无能为力状态的一种掩护: 政治人仅仅是抽象的虚构的人。［7］( P188)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不能通过社会权利的分配得到维持，那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存在对大多数的公民来说，就没什么用处。正如特纳所指出的: 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在公民资格和市场的不平等之间存在一种正在进行的动态的联系，这种动态联系的特征正好表现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种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的公民资格领域中寻求解决时，恰好暴露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

从以上对于罗尔斯和马克思平等观的论述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和马克思的平等观有其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是通过对潜在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当中的自由和平等之间的价值冲突的分析，进一步得出以社会正义为内涵的平等理想。然而，罗尔斯和马克思的平等观也存在根本的不同: 首先，前者从抽象的“理性人”出发，仅仅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狭隘视野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去看待平等，后者则从现实的人出发，将平等诉求放置在更为广阔的人类正义的视野之中。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引入平等关照，关注弱势群体，思想上已经突破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紧密的联系，但他又不能正视或挑战这种关系，因此，面对来自于各方的批判，不得不退回到政治领域，求助于一个假想的封闭的民主社会来回避矛盾。与此不同，马克思反对撇开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来抽象的探讨人性，他对“自我”、社会、人与人、人与类之间关系的理解并不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迷信、形而上“自我”概念的预设以及抽象的原则基础之上。他反对“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8］( P15)而是强调应从人与物、个体与类的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人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现实中的个人，而所谓“现实的个人”，所指的是: 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人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与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交往方式的制约，简言之，也就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9］( P29 － 30)

从对人和社会关系的辩证理解出发，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并指出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性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人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7］( P443)

在此，马克思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狭隘局限，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在人类正义的社会规范基础之上建构了实质平等的理想和社会正义的远大目标，并为实质平等之理想的真正实现指明了方向。其次，尽管罗尔斯触及到社会正义的根本在于经济正义，但囿于其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限制了公民资格之平等意蕴的表达，而是退到了政治领域，以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二分来回避矛盾，并试图以对政治领域中正义的寻求来代替和包容对经济领域中正义的追求。罗尔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也恰恰在这里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当中，去寻求经济领域不正义的根源，并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经济结构是如何影响了公民资格之实质平等内涵的表达，从而在经济正义的基础之上，建构政治上普遍平等的公民资格理想，将政治领域的正义建立在坚实的经济领域的正义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不再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神话，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努力和奋斗而渴望达到的真正目标和真实的人类生活状态。

综上所述，和罗尔斯的应然正义诉求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想无疑更为彻底，他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影响了公民资格之实质平等内涵的表达，而且通过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提出了更为理想的人类平等的设计。由于影响实质平等的制度被废除，实质平等有望真正得到实现。因此，与西方正义理论家着眼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稳定和繁荣，局限于资本主义内部提出解决方案的进路不同，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外部提出解决方案，目的是用另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以一种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视野为一种更具实质意义的平等理想的建构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