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司法解散的原因

摘 要:司法干预以公司司法解散方式介入公司僵局具有其必要性。从公司僵局的技术层面成因来看，公司股东之间事先并未预见到公司僵局的产生，故在公司章程中并未对此进行事先的防范。为了社会公益，采取公司司法解散的司法干预手段完全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只有解散违法生存的公司，才能最终解决公司持续不断违法。

关键词:司法解散 公司僵局

一、公司僵局

从技术层面来看，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的机制的缺陷是导致公司僵局的外因。一般而言，董事会或者股东会的通过一般事项的决议均需要参加会议或者全体拥有半数以上的表决权的董事或者股东赞成，才能上升为公司的意志并予以执行。当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中形成拥有均等表决权的两派力量，并产生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时，根据上述的议事规则，将不会形成任何简单多数决而不会有任何决议通过，公司决策层将因此陷入瘫痪。在另一种情况下，公司的少数派股东在设立公司之时，拥有对公司而言甚为关键的技术或者资源，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较高的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表决通过比例，或者规定对某些事项拥有否决权，即使形成多数决，也不能将其反对的议案变成公司的团体意思。此时，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发生严重对立之时，也不会形成任何公司意志，包括使任何一派退出公司的决议，或者相互收购股权，或者彻底解散公司的决议。

从理论层面而言，闭锁公司的特点是公司僵局产生的内因。一般而言，公司僵局出现在闭锁公司之中。在我国公司类型中，闭锁公司接近于有限公司和未能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有些虽然上市，但是交易非常不活跃，无法保证在报出的价格水平或者比价格水平低的价格均无法实际达成买卖的上市公司也属于闭锁公司之列。闭锁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股东对外来职业经理人要么不信任，要么不愿意承担雇佣其的费用支出，因此，一般由股东亲自负责管理经营公司。实际上，相当多的闭锁公司实际上就是家族公司，股东之间互为亲戚朋友关系，彼此之间还存在家庭声誉、兄弟情义等非金钱物质关系。多数情况下，能够和衷共济、避免利息冲突交易给公司带来的损害。但是，就笔者审判中所遇实际情况而言，随着公司经营的继续，股东亲自经营极易导致之间就经营产生歧见，继而引发争吵，并不断牵涉进其它的非经营性的矛盾因素，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反而会助矛盾升级。此时，闭锁公司运作会陷入混乱停滞，公司僵局就此产生。闭锁公司另一个特点是公司股权缺乏流动性，股东缺乏退出机制。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闭锁公司股权无法由市场进行估价。闭锁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不对外公开，对外部投资者而言，明显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即使强行进入闭锁公司，其合法的权益缺乏外部力量的监督，例如市场、媒体以及类似证券监管机构的高压式监管等，故外部投资者很少会对购买闭锁公司股权感兴趣，因此，对立股东无法以退出公司方式解决矛盾，彻底终止公司僵局状况。

公司僵局出现对公司本身、股东、债权人以及市场均有害无益。对于公司而言，原本蒸蒸日上的公司，因为公司僵局而陷入停顿。公司原本应该解决经营问题，现在却在股东或者董事的纷争中越陷越深，偏离正轨。对于股东而言，投资公司是为了未来获得收益，公司陷入僵局导致公司前景黯淡，收回投资甚至获得收益的期待落空。公司股东长时间不为了公司经营殚精竭虑，反而为了彼此歧见耗尽时间和精力。对于债权人而言，公司盈利是其债权获得清偿的物质基础，公司陷入僵局，不断亏损，则债权人获偿的担保基础不稳。

就前述公司僵局的成因和危害而言，笔者认为司法干预以公司司法解散方式介入公司僵局具有其必要性。从公司僵局的技术层面成因来看，公司股东之间事先并未预见到公司僵局的产生，故在公司章程中并未对此进行事先的防范。当事后发生公司僵局之时，双方严重对立，股东已经无法自主推动，从而解决僵局。从公司僵局的理论层面而言，闭锁公司的退出困难导致股东无法通过自己转让股权的方法自我解脱。从公司僵局的危害来看，公司僵局的持续是各方"全输"的格局。因此，借助于具有国家强制力特性的外力介入公司僵局，就是必然的选择。

二、股东压迫

控制股东的信托义务理论产生于美国。美国马塞诸塞州最高法院 1976 年的判例，多纳休诉罗德电铸版公司即是典型案例。该案法官认为该案焦点系被告行为是否违反了控制股东对其他股东的信托义务。该案涉案公司系闭锁公司，闭锁公司中股东人数很少，其一般不会上市交易，主要股东积极参与管理经营，这样的公司于合伙企业非常相似，往往不过是"已注册"的合伙企业。与合伙企业一样，封闭公司股东之间只能相互信任、信赖并绝对忠诚，才能确保企业的成功。因此，在企业运行中，闭锁公司的股东之间相互负有与合伙人之间相互负有的相同的信托义务。合伙人之间相互负有的责任标准是最大限度的诚实信用和忠诚。

对股东压迫另一种理论解释就是股东期待利益落空理论，该理论亦产生于美国。该理论认为股东在加入公司之时，怀有一种"合理预期"。与公众公司的小股东不同，资本与劳动结合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股东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合同。股东除了期望得到利息回报外，还希望在公司获得管理层的职位，以公司为业。公司合同必须对公司参与方长期的、变动不居的关系做出安排，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当事人在缔约之初所能预见的范围。

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也造就了控制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他们往往会想方设法利用公司法律规则灵活性来完成一种在缔约之初看似合理的合同安排。闭锁公司股东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大大强化了可能性。因此，控制股东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设立公司时候设立的公司合同的漏洞，逐步蚕食少数股东利益，将会使少数股东希望获得的利益完全落空，成为控制股东"俎上之肉"。

笔者认为控股股东的相对于少数股东之信托义务，也是少数股东的合理预期的一部分。当设立公司之时，股东均是期望其余股东会与其一起尽力经营公司，履行尽职和勤勉义务，而不会料想到控制股东之后会有谋取一己私利行为。控制股东违反信托义务，压迫少数股东，则其在法律上完全具有可责性。

当股东压迫产生之时，少数股东完全无法与几乎全面控制公司资源的控制股东相抗衡，而事先充分协商避免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的时机已经完全错过，因此，作为外力的司法完全具有干预的空间。英美法系设立公司司法强制解散之初衷即使干预股东压迫。

三、公司社会责任

学者均是从两个角度阐述公司社会责任，其一是公司利害关系人理论，另一则是公司作用力理论。公司利害关系人理论认为公司作为社会各种关系的聚集点，其不仅仅关乎其自身股东利益，而且还关乎与公司有关的债权人、职工、社区居民等等的利益。笔者认为从公司利害关系人理论进路研究公司社会责任，从广义而言，可以包括公司僵局的情况，公司僵局危害到了公司员工的职业前景，债权人的清偿期待，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公司利害关系人利益受损成为公司司法解散事由，已可纳入了公司僵局的范畴。

而就公司作用力理论而言，公司因为拥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完全可以为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而置公益与不顾。权利是一种自由，在民法中，通行自治的原则，根据该原则，都不能在违背本人意愿或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义务。但是民事主体的权利不是无限制的，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则是个人权利自由的边界。没有监督与外部的约束手段，权利的享有者完全可以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因此，一般的监管措施或许可以短暂的遏制公司私欲，但是其作用的持续性令人生疑，或者迫使某些公司手段更加隐蔽，更有甚者，根本没有达到任何该监管手段所预想的效果。

因此，为了社会公益，采取公司司法解散的司法干预手段完全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只有解散违法生存的公司，才能最终解决公司持续不断违法。与域外采用司法手段解散该类公司不同，我国则采取了行政解散的手段。笔者采取公司司法解散违法公司，更注重兼顾公司的利益，能给予其程序性保障权利，而行政解散则主要关注与效率问题。采取必要的非诉讼程序完全可以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