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就业风险、就业动机与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行为研究

H摘要：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进城务工人口就业搜寻成本增加，劳动力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不同就业部门工资的差异生成了务工的就业风险，即求职失败的风险，以及工资收入降低的风险。本文从预期就业风险视角探讨进城务工人口的部门决策行为。对不同风险类型的劳动人口进行分类，将其代入Logit回归方程，实证检验得出就业风险因素对就业部门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风险厌恶型务工人口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业的概率高于风险偏好型务工人口。

关键词：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预期风险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079-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8

The Expected Employment Risks and the Choice of Employment

Sector of Migrant Population

HAN Xue 1，2， ZHANG Guangsheng 2

（1.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CPC Shenyang

Municipal Committee，Shenyang 110036，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The segmentation of labor market has increased employment cost of the migrant.Job search model cannot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employment decision proces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which caused the wag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employment sector， generated the workers employment risk， namely the risk to job failure， risk of revenue reduction.We classified the risk types of the labor force and discussed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We found that the employment risk factor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election behavior of the employment sectors.The probability of the riskaverse worker be employed in the informal sector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abor with lower risk aversion.

Keywords：migrant population；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the expected employment risk

一、问题的提出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工人要求补偿以接受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致命或非致命的工伤风险。补偿性的工资溢价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来降低工作中的风险。近十年来关于迁移就业风险的研究主要围绕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展开，其中包括就业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量。拉吉・阿萨德（Assaad）、伊山・突那利（Tunali）运用静态劳动力供给模型，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就业与失业存续期间人员配给、营业额以及随机性等方面的影响，其假定风险规避的劳动人口所要求的预期效用至少和在非约束部门中所提供的保留效用一样高，由此可推导出一个结构表达式，以此来量化就业风险补偿中预期和未预期的部分[1]。哈米什・洛（Low）、科斯塔斯・迈格赫（Meghir）、路易吉・皮斯特佛里（Pistaferri）通过构建结构性的消费生命周期模型，以及经济体中伴随着搜寻摩擦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流动来区分不同的就业风险源。各种不同的风险会对生产力产生冲击，毁掉工作[2]。丹・布莱克（Black）、托马斯・克尼斯纳（Kniesner）运用乐观工资模型（Hedonic Wage Model）对就业风险进行了测量[3]。理论上，关于人口就业的风险研究大致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费景汉-拉尼斯等为代表的部门结构分析法，它以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的工资差异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认为当劳动人口从农村或其他地区转移到城市时，由于供职部门的变化，其面临着工资降低的风险。二是以哈里斯-托达罗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法。托达罗关于农村劳动人口迁移与城市失业的模型中提出，农村劳动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有两个：农村与城市的实际收入差以及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在托达罗迁移决策模型中，其提到了就业风险因素，认为预期的就业风险表现为特定时段内获得城市工作的概率，而且农村劳动人口只能在已获取城市传统部门工作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城市现代就业部门的工作[4]。三是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劳动人口就业的理性选择是建立在规避家庭投资风险基础上的，其代表人物俄德・斯塔克（Stark）修正了托达罗模型的不足，将个体进城务工行为天然地假定为理，引入就业风险及风险规避因素来考察农村劳动人口的城市就业状况[5]。

有关迁移就业风险的研究始终以效用为分析起点，因为获得效用规避风险是迁移行动的前提。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对于转移就业有重要作用，托马斯・多曼（Dohmen）等认为转移就业面临的一般性风险意味着行为中包含着风险，如控股股票、自主创业或是选择受雇他人。因而风险问题可以定义为在行为上对于行为人面临风险时的潜在态度的有效测度[6]。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的效用分析必然包含对于就业风险的判断和认知。笼统地将风险划分为预期找不到合适工作以及收入下降的风险，再将风险统一作为解释或控制变量的研究，缺乏针对不同个体风险特征的细致刻画。具有不同风险类型的人会有不同的迁移决策行为。在很多关于劳动人口迁移或流动的文献研究中，就业风险并非是主要考察因素，关于就业风险的研究多结合专业化、地域及人口特征等展开[7]。另外，国内学界关于农村劳动人口就业风险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不同部门的工资差异、城市对务工人口的就业排斥等，而缺少对农村劳动人口风险类型的剖析。务工人口外出就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因满足需求所形成的动机，进而引发的决策行为可能会形成带有规律性的行为模式。人首先要满足生存的需要，其次是发展的需要，不同的需要会引发不同的动机，务工人口外出就业的动机都有哪些呢？由于需求的复杂多样，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以及受亲朋老乡等影响都会使农村劳动力产生外出务工动机。但人的行为还是由首要动机驱动的，次要动机对人的行为起辅助作用。现有文献很少专门研究务工人口的就业动机，一般将其动机假定为同质化[8]。根据相关文献对于就业动机的描述，结合调研问卷的结果，本研究将务工人口因需求引发的首要动机概括如下：生存动机，即为了生活水平改善、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需求引发的动机；发展动机，即为了今后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学到一定的技能，寻求更高的职业平台等需求引发的动机；享受动机，即不愿居住在农村，为了留在城市生活，喜欢待在城市等需求引发的动机。

本文在前述理论基础上，将预期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因素引入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行为中，探讨其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数理模型

本文中的预期就业风险来源于两种情况：一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的现实使一部分务工人口被选择到非正规部门。由于现存的体制，正规部门中提供的与就业安排相关的系列福利会降低劳动人口就业过程中的风险，如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等，而由于很多非正规部门并不在政府有效监管范围内，其提供的就业福利非常少甚至没有。相对而言，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风险要大于正规部门。二是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具有相关职业技能，或者具备管理经验和素质的务工人口获得正规就业的可能性会更大。从这一层面上讲，具备符合工作要求的经验与技能的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务工人口，其就业风险相对较小。由此，预期就业风险既是内生的，

又是外生的，

因为预期就业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的个体的人力资本差异性所决定的，同时，预期就业风险往往又在很大程度上由劳动力市场等相关体制性因素诱发而成。

个体对风险的态度由效用函数决定，个体会通过期望效用最大化来进行行为决策。而效用是个体对某种事物或做出某种行为的评价，当个体做出某项决策时，他会得到一个效用值，即在限定环境条件下，行为者从诸多选择中获得的偏好程度[9]。密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与约翰・萨维奇（Savage）认为个体效用函数在凹、凸、凹间反复，这可以解释为何个体在某些状况下将自身置于风险的同时，又为规避其他风险进行支付[10]。个体的就业决策可以用弗里德曼期望效用理论来解释，按照其解释，务工者正好位于效用函数的凸部。伊丽亚敬・卡茨（Katz）与俄德・斯塔克在弗里德曼等研究的基础上，构造了发展中国家不同风险类型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城务工的决策模型[11]。本文借鉴此模型，同时将其模型中关于进城务工预期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效应忽略。之所以要将社会地位效应忽略，是因为由于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在中国，务工人口进城务工更多是短期、单向度的，其行为具有可逆性，很多人并非要在城市寻求长期发展。此外，社会人才上升通道等的设置，使得关于预期社会地位获得的讨论显得过于复杂，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围。由此，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就业部门选择行为进行数理分析。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在构建数理模型之前，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就业风险影响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选择行为。

假定二：具有风险厌恶型的务工人口，倾向于选择正规部门就业。

假定三：发展动机影响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的选择。

1.双重约束条件下的就业选择效用模型

经典的选择理论通常假定人们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效用最大化。很多时候个体面临的约束条件并非是单一的，如果仅仅考察单一约束条件下个体的效用，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会产生偏差。因而有必要考察多重约束条件下个体的选择行为。加里・贝克尔（Becker）检验了时间和预算双重约束下，时间和金钱在解释人们如何分配时间方面的关系[12]。克里希纳穆尔蒂（Krishnamurthy）同样运用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了人们的周末出行需求[13]。

同样，我们可以将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选择行为类比为投资行为，就业选择过程类似于投资决策过程，相应的，可以构建务工人口的就业选择数理模型。佐腾哉・里村茂夫（Takuya Satomura）构建了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模型，用来解释个体多重约束下的投资或消费行为[14]。本文根据效用理论，借鉴上述模型，构建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的数理模型。

设务工人口就业选择的效用函数为

maxU（Git1-θ1-θ，Dit）（1）

i为第i个个体，Gi为务工人口选择工作给其带来的满足感，Di为就业动机。其中，θ为曲率参数，用来度量风险，0

s.t.∑Nn=1（wnGn）=M；∑Nn=1（lnGn）=Q（2）

M表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某行业可以获得的货币收入上限，其中wn表示行业工资均值；Q表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某行业能够供给的岗位上限，其中ln表示行业所需的劳动力数量，n=1，2，…，N，为行业中劳动力从业人数。

根据（1）式，边际效用可表示为：

Un（G，D）U（G，D）Gn≥0（3）

引入拉格朗日乘子λ和μ，构建辅助方程来获得库恩-塔克条件，需求方程表示为：

L=U（x）+ λ[M-∑Nn=1（wnGn）]+μ[Q-∑Nn=1（lnGn）]（4）

获得的库恩-塔克条件为：

LGn=Un（G，D）-λwn-μ，ln≤0，Gn≥0

GnLGn=0（n=1，2，…，N）

LGn=-λ=0，LGn=- μ=0

Lλ=M-∑Nn=1（wnGn）=0，

Lμ=Q-∑Nn=1（lnGn）=0（5）

GnLGn=0为互补条件，表示需求非零时，也即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需求存在时，约束条件是有约束力的。

将上述公式进一步整理，可得：

LGn=Un（G，D）-λwn-μ， ln=0， Gn>0

LGn=Un（G，D）-λwn-μ， ln

从（6）式可知，积极的需求与从库恩-塔克一阶条件获得的平等约束有关，在非平等的约束条件下出现零需求。平等的约束条件导致模型中密度贡献的可能性更大，而不平等的约束条件导致模型中质量贡献的可能性更大。

2.引入风险分类后的模型

根据效用模型，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需求与约束条件密切相关，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不同就业选择可能会带来效用增量，或者产生效用损失。上面的模型中风险因素θ是风险规避程度的度量参数，接下来有必要对于务工人口的风险类型进行细分。由预期效用模型可知，务工人口根据以往的经验或主观的判断，认为状态Sk发生的概率为P（Sk），Yi在状态Sk的属性值为X（Yi，Sk），假设X（Yi，Sk）相互独立，Sk也相互独立。我们将进城务工人口就业状态分为三种情形来考察：正规部门正规就业、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假设务工人口发生这三种类型就业的概率为P（Sk），P（S1）=ni1N，P（S2）=ni2N，P（S3）=njN，ni1，ni2，nj

分别代表进城务工人口进入正规部门从事正规就业、进入正规部门从事非正规就业、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数。在不同部门不同就业状态下，务工人口会获得一个特定的属性值，即X（Yi，Sk），Yi代表务工人口的收入水平。因而其属性值是收入水平与就业概率的函数，务工人口的期望效用可以表示为其期望的工资收入，本文将务工人口的职业类型分为七类，分职业探寻务工人口期望工资水平与实际工资水平间的差值，以此表示务工人口的预期就业风险。具体公式可表示为：

Ins=P（Sk）pro+[1-P（Sk）]pro（7）

Ins表示务工人口的预期就业风险，pro表示某一职业类型务工人口的工资收入均值。

P（Sk）=n′N（8）

其中，n′代表务工人口在不同职业类型中所发生的就业状态，即不同职业类型下的正规部门正规就业、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

由于不同务工人口的风险类型是不同的，有必要将务工人口的风险类型进行细分。假定进城务工人口的财富值为W，其行为选择能接受的最大损失为L，且随着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务工人口能够接受的最大损失也会增加，即LW>0，务工人口就业风险的承受能力为：

Es=LW（9）

对（9）式求导，可得：

dEsdW=WdLdW-LW2=1WdLdW-Es=EsW-（EL-1）（10）

其中，EL=WLdLdW为损失对收入的弹性。

从（10）式中可以发现，随着务工人口收入的增加，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取决于可接受的最大损失弹性EL：当El>1时，dEsdW>0，务工人口对于预期就业风险的承受能力随W的增加而增加；当El

dEsEs-adWsW=0（11）

其中，a=El-1。

对（11）式两边积分，得：

∫1EsdEs-∫1WdW=c，c为积分常数。

Es=Waec（12）

将a=EL-1代入（12）式，得：

Es=ecW（EL-1）（13）

（13）式即含风险偏好因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公式。无论c取何值，Es都大于0，与现实相符合。

三、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理论仅能解释务工人口的复杂行为的一部分，持有为实现自身积累、为将来有更好发展这类动机的务工人口，本应选择一些更有利于其需求实现的职业或岗位，可却做了相反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弄清务工人口决策行为背后的具体影响因子，厘清其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寻求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王春超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其侧重点在于分析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人口特征、企业及社会环境特征中的具体变量对其就业行为的影响[15]。纪韶基于京津冀都市圈的调研数据，构建了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的微观分析模型，运用嵌套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迁出概率与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因素[16]。还有学者探寻制度对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17]，个体特征以及农户家庭特征对就业决策的影响[18～19]。

通过上述公式推导，风险因素是务工人口选择不同就业部门的关键影响变量，但同时，就业动机、个体特征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对个体的选择行为也会产生影响。按照经典文献的解释，预期的就业风险包括在城市就业容量所能容纳的基础上找到工作的风险，特别是找到合适工作的风险，以及在城市就业获得的收入少于在农村就业获得收入的风险。但经典文献关于就业风险的确定是单向度的，只考虑了相关的可能产生风险的因素，却忽视了风险具有结构性特征，也即不同类型的人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因而，更为准确的度量方法是将风险依据个人特征进行分类。

1.预期就业风险

根据风险理论假定，进城务工人口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之差是其外出务工面临的主要风险。在这一理论假定下，测算务工人口在正规部门正规就业、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以及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的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值，并以此作为就业风险的替代变量。期望效用使用获得该份工作的概率，即该行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来计算，对应的收入是实际收入，而1-p概率对应的收入使用该行业的平均收入代替，表示该就业人员在不从事该职业时获得同行业平均收入水平的大小。然后效用的期望就是使用p*实际收入+（1-p）*行业均值收入，之后的值代入效用函数得到。在收入水平的细化上，区别了本岗位实际收入和本行业平均收入，一个代表从事本行业本岗位的预期最高收入，一个代表从事本行业的均值收入。这个分析方法的假设就是，由于农民工技术水平和择业风险的限制，他们选择工作时多考虑在本行业内选择不同的职务，以规避跨行业择业风险。具体公式如下：

r=piyi+（1-pi）-yi（14）

其中pi表示从事某一职业的第i个务工人口占某类部门某种就业方式全部人数的比例。其中pi表示为：

pi=nij∑jNφη（15）

j为职业类型。φ（1，2）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η（1，2）表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yi表示第i个务工人口的实际工资收入，表示某类部门某种就业方式的工资收入均值。

2. 务工人口风险分类

关于风险的实证研究中，如何判断人们的风险态度是件困难的事情。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研究者很难观察到人们真实的风险偏好，因为不能准确地度量受试者真实的风险概率分布，同样研究者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受试者的信仰。大卫・耶格（Jaeger）运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分析转移就业倾向和风险态度间的关系，以受访者自己对于风险的态度作为风险变量的替代指标，设计的问题是：“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一般而言，你是更愿意冒风险还是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对于选项，采用了11点量表法对就业风险变量进行描述，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10个维度。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为 ：转移就业的务工人口相较德国本地务工人口而言，更倾向风险规避；就业风险指数增加1单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转移就业概率增加0.62[20]。

笼统地将风险划分为预期找不到合适工作以及收入下降的风险，再将风险统一作为解释或控制变量，缺乏针对不同个体风险特征的细致刻画。具有不同风险类型的人会有不同的迁移决策行为。 在对风险界定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对风险类型进行分类。根据期望效用假定，决策后的各种可能情况下的不同收益对应着不同的效用，这些效用的加权平均就是期望效用，而不同收益的加权平均值就是期望值。

r′=U（EX）-E[U（X）]（16）

r′代表风险类型，U（EX）为期望值效用，E[U（X）]为期望效用。若期望值效用大于期望效用，说明务工人口的效用曲线是凹的，即二阶导数是小于0的，这说明得到一单位的效用比失去一单位的效用低，即他更在意失去，属于风险厌恶型；若效用曲线的二阶导数大于0，则认为务工人口属于风险偏好型；若效用曲线的二阶导数等于0，则诊断务工人口属于风险中性。

期望值效用表示为：

U（W）=U[piyi+（1-pi）y-]（17）

pi=wij∑jwφη （18）

pi为第i个务工人口在某部门某种就业方式下，从事某一职业所获得的月工资收入与同一部门同一就业方式下该职业全部工资收入的比例。yi表示第i个务工人口获得的工资收入，表示某部门某种就业方式下，某职业的工资收入均值。φ（1，2）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η（1，2）表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

期望效用表示为：

EU=EU[p′iyi+（1-p′i）y-]（19）

p′i=nij∑jNφη（20）

p′i表示某部门某种就业方式下，进城务工人口从事某一职业占该职业全部从业者的比例，yi为务工人口月工资收入，表示某部门某种就业方式下，某职业的工资收入均值。φ（1，2）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η（1，2）表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

结合（17）～（19）式得：

r′=[piyi+（1-pi）]-[p′iyi+（1-p′i）]（21）

（21）式即为就业风险类型。

3.就业部门与就业方式

本文中将正规部门界定为：机关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与合资企业、雇佣人数在1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非正规部门是指那些依靠自有资本经营运转，且不受公共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管制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组织，具体而言包括：由个体或家庭通过自营或合伙等方式组织的小型经营实体、雇佣人数在10以下的私营企业组织、个体从业者以及家庭手工业者。另外，与国内一些文献中的界定不同，本文将那些户籍为农村，在城市从事小生意、小买卖，或者私营业主的务工人口界定为自雇，由于保险是自已购买，因而也属于非正规就业范畴。据此，本文中将非正规就业从业人员界定为以下几类人员：自我雇佣，包括个体经营户（有固定摊点和没有固定摊点的小业主）；家政服务人员、临时工，不足10人企业的受雇者，且没有与务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没有为员工上相关保险。正规部门的正规就业界定为：雇佣人数在10人以上企业的受雇者，受正规财政金融和信贷体系控制约束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受雇者，他们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能享受到相关保险。若在上述正规部门，但没有享受到相关保险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则为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

4.计量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选择计量模型：

Li=Ln（pi1-pi）=β1+β2χi+β3γi+β4δi+β5μi+εi（22）

其中，pi表示选择做出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决策的概率，1-pi表示没有做出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决策的概率。pi1-pi=eβ1+β2xi，两边取对数，得到Li=Ln（pi1-pi）=β1+β2χi+μi

同时，考虑到样本的风险类型，本次研究中依据研究需要

将全部样本依据其对风险的敏感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成风险偏好、风险厌恶、风险中性三类，并分别作为虚拟变量代入方程中。公式（22）中χ、γ、δ、μ分别表示风险、就业动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制度及行业等因素对务工人口就业决策的影响。εi为随机扰动项。

四、数据描述与估计结果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博士生于2013年8月在沈阳展开的进城务工人口就业的调研，调研地点涵盖沈阳9个市辖区、1个县级市及3个县。市辖区的调研按照辖区内街道常住人口数和街道面积综合水平排序，选取两个街道进行等距随机抽样。每个街道随机抽取样本25～30个（拟调研最多样本为30），共抽取样本500个；每一个县里面，先对全县各乡镇人均GDP进行排序，按照人均GDP水平排序的等距随机抽样方法，抽选一个乡镇，随机抽取家庭户调研，共抽取样本200个。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406名进城务工人口的有效问卷。

1.样本总体描述

我们将年龄在33岁及以下的务工者称为新生代务工人口，设为0，将年龄在34岁及以上的劳动人口界定为老一代务工人口，设为1。总体来看，全部调研对象中，男性劳动人口占全部样本的60.79%，没有进城务工的人占19.8%，已婚人员占全部调研总体的69.1%，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4.5%，务工前有技术的占14.7%。具体样本情况及调查样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见表2和表3。

2.计量分析

根据上述风险来源以及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的推导，本文有必要从这两个层面考察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选择行为。本文设计了三个模型，分别考察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就业风险和文化程度、就业动机和文化程度三种交互效应对于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4。

模型一考察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对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预期就业风险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就业风险增加一个单位，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会增加0.0001。相较风险偏好型而言，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分别增加0.79和1.32。务工人口享受型动机增加一个单位，相对生存型动机而言，其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增加0.95。我们想考察不同风险类型和就业动机交互作用下，进城务工人口的选择行为，设定就业风险和就业动机的交互项，相对于风险偏好且生存型务工人口，风险中性且享受型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会降低2.04。

模型二考察就业风险和文化程度交互作用对于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就业风险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的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会降低1.35。就业风险和文化程度的交互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务工人口的人力资本缺乏回报。

模型三考察了不同文化程度和就业动机交互作用下的务工人口就业选择行为。就业风险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相对于生存型动机，发展型动机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降低1.43。相对于风险偏好型务工人口，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分别增加0.55和0.69。相对于生存型动机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而言，发展型动机且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务工人口选择正规部门就业的对数发生比增加2.28。

图1就业风险概率图

估计结果验证了假设一，就业风险影响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部门选择行为。三个模型中风险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从一般意义而言，离开家乡进城务工本身意味着一定的风险，我们对风险的概率进行描述，可以发现会得到一条类似“N”的折线（见图1）；除了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三验证了假设二，风险厌恶型务工人口倾向于选择正规部门就业；我们预期的就业动机对于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三不成立。

五、简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考察了进城务工人口就业部门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风险因素能部分解释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部门选择行为，动机因素和文化程度也是影响其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风险和动机是个体决策行为的重要参考变量，风险厌恶型较风险偏好型务工人口而言，其选择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会更大。

由于户籍限制和职业类型等的掣肘，很多流动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口很难享受到城镇化的红利。相较城市户籍人口而言，缺少就业福利关照的进城务工人口，其就业风险要更高。因而降低务工人口的就业风险是稳定其就业，提升其就业质量的关键。据此，本文认为，城市政府通过减少外来务工人口的就业条件限制、增加对外来务工人口的职业培训与指导、更多更准确的就业信息等施政措施，可以有效地消除务工人口就业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增强其进城务工的正向预期。城市企业努力提高外来务工人口的工资与福利待遇，改善其工作环境，可以降低外出务工的就业风险。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逐步取消针对进城务工人口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引导企业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环境，加强对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管理与服务，可以降低进城务工人口的就业风险，最终实现务工人口在正规与非正规部门间的有序合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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