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做八卦以外的事

在娱乐喧嚣至上的现实语境中，崔永元选择了《我的抗战》。虽然现在大家都对八卦感兴趣，但他做的却都是八卦以外的事。因为他有他的寄托：“我们要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让每一个人有尊严。

“向中国军队致敬”

2010年12月5日，在北京世贸天阶举行的崔永元团队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同名图书首发式上，当91岁的原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第50师特务连连长尤广才被央视主持人敬一丹隆重“推出”时，有年轻人喊出了“向国军致敬”的“反动口号”。早早赶来采访的台湾《中国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王铭义笑了。

崔永元也笑了：“不用那么喊了，时代变了，我觉得应该向中国军队致敬，无论他是国军还是共军，在日本鬼子面前，都是中国军队。”

大多数时候，崔永元刻意保持着低调。在过去8年里，崔永元团队自筹1.3亿元，共采访3500人，集成影像200万分钟，搜集老照片300万张，最初的重大结晶就是这部11月15日开始在全国85家电视台同步播出的纪录片及同名图书《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

崔永元不止一次地抹眼泪，为这场特殊会真正的主人：尤广才以及89岁的原八路军抗大干部3团学员张晋，后者的一只胳膊当年被迫截肢，肺部一直残留着日军的4枚弹片。

团队寻访到的谍报工作者的故事远比《潜伏》残酷。“现实生活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献了就奉献了，很多人失去了就失去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包括坐在我们面前的两位抗战老人，我不知道我判断得准确不准确，我觉得从他们浴血奋战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一辈子接受的掌声可能还不如我一天接受的掌声多，这就是现实。”

梦想：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

《我的抗战》一书虽然也涉及张自忠、左权和吕公良等抗战名将以及百团大战、松山之战和平型关战役等重大战役，但口述的主体还是平凡如张晋、尤广才的空军战士、文艺抗战者、情报工作者和修路民夫等，战俘和伪军也首次作为重要话题在书中被理性述说。

参与了《一个时代的侧影：1931―1945》《峥嵘岁月――成都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等多部抗战纪录片的江苏行政学院教授李继锋，受邀担任了《我的抗战》历史顾问。他的研究显示，日军士兵和军官大都受过良好教育，通过日记、回忆录甚至战史为战争留下了众多记载，“中国抗战老兵中文盲半文盲占了多数，无法用文字留下有关战争的真实记载，再加上政治环境的缘故，非共产党领导的军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刻意回避这一段经历。而到如今，这些抗战老兵已经风烛残年，对他们的采访往往可能就是一次终极的访问，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访问。他们多半是从一个士兵和下级军官的角度去讲述抗战的，抗战是千百万无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默默奉献而铸就的。”

2002年，主持了6年半《实话实说》的崔永元患上了他那著名的抑郁症，在心理医生建议下，高考历史考了96分的他开始将关注重心转向历史。那一年，他开始做《电影传奇》；2006年又召集城市青年们重走长征路、寻访老红军。崔永元的历史感就这样传递给了他年轻的团队。

真正的转折其实在2001年。崔永元去日本访问NHK，在对方一个特别行动组的庞大影像库中提出想看有关张学良的资料时，接待人员迅即调出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数日的一个30分钟演讲的影像记录。更让崔永元震惊的是，影像库的一整面墙都是介绍中国56个民族的民俗、服饰、生活习惯、住宅和民居等的资料，“所有的原件都在日本，连房子都拆了弄回去。所有的书都是日本学者写的。”

回国后，崔永元兴冲冲地去找当时的台长，建议“每年拿出一个亿或者几千万专门做历史资料的收集”，但台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崔永元迫不及待地抓住制播分离的机会，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清澈泉”，做起了口述历史，“借钱，拉钱，募钱，反正除了偷钱，所有的方式都用上了”。

崔永元这几年的主要精力就是频繁接触“既有钱又有文化又强调尊严又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虽然起步之初的筹款“比抗战难多了”，但现在越来越顺畅。在所接触的各国意向捐助者中，日本人反而是最有兴趣的。

2007年8月，崔永元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作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这8年来，团队的口述史还旁涉外交史、留学史和企业史，有企业家大额赞助时，崔永元就设法从“企业家口述史”中匀出一部分资金，以照顾“抗战口述史”的运作。

崔永元口头上并不喜欢学术界，但《我的抗战》严格遵循着口述史的规范，扩展了美国学者及唐德刚等前辈在这方面的实践。其团队尽量直接采访亲历抗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对名将后人的少量采访只是作为背景性知识。

首席记者郭晓明光采访张晋老人一个人，就采访了17次，累计40小时。为了让这些老人的情绪保持平稳，每次采访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内。苦尽甘来，曾海若、郭晓明这样的年轻人通过“爷爷们的故事”了解了过去历史课本上被遮蔽被遗忘的很多内容，他们试图将这些有温度的历史传递给更多同胞分享。

崔永元也获益匪浅。比如，上战场除步枪外还携带烟枪的川军，过去易被视为军纪涣散。但崔永元通过实地采访，看到烟枪上还刻着“长官有令上战场，不杀倭寇不还乡”，由此对川军有了新的认识。团队里更多“80后”在后期整理、制作时发现了教科书上看不到的珍贵内容时，总是不禁发出惊叹，然后奔走相告。

“我们现在是抢救的原则，谁年龄大就做谁。”抗战老人的口述被严格地整理成连语气词都不能省略或改变的字字对照版和有所修订的阅读版。崔永元更愿意和记者探讨的是他的团队在口述史实践上的摸索和尝试，他们的首席记者和后期编辑分别要出严格的采访手册和编辑手册。

近期，崔永元又筹到了2000万元，他的团队“下一步将直接去台湾采访”。“现在大家都对八卦感兴趣，我们做的都是八卦以外的事。”崔永元有着更高远的梦想：“希望在三到五年内，我们能够做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这样一个雏形，那完全是数据系统。”

拒绝没有历史感的“时尚”

机锋不减当年的话语风格和特立独行的个性，都容易让人担心崔永元在央视的实际地位越来越边缘，连他的同事柴静都这样担心过。崔永元并不承认在体制内的边缘化，至少在口头上。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因为《我的抗战》的口述史实践，崔永元与曹德旺、姜文、任达华和张朝阳等人一起，被一家男性杂志评为2010年的“年度时尚先生”。崔永元穿着他最豪华的行头去参加颁奖典礼，“但是他们怎么看都觉得我不像”，他用一贯的幽默接纳了这个头衔：“我觉得评委们的眼神是准的，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感，再有钱也是土老帽。”

在《我的抗战》的现场，在“时尚廊”书店的VIP会客室内，崔永元仍不放弃对“伪时尚”的讨伐。收集抗战史料的过程中，总有新材料不断涌现，这带给他非常大的刺激：“我们自以为很时尚或者很时髦，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一定比那个时代强多少……那个时候，无论是兵还是民，当他们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的时候，他们真的漂亮，太漂亮了，他们漂亮到我们现在娱乐圈没有那么漂亮的人，难怪张艺谋找个演员费那么大劲，那时候（漂亮的人）俯拾皆是。”

翻看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国民众的影像，崔永元发现“他们脸上的那种精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掩饰不住的。那时候的文人真的像文人，你在大街上和他擦肩而过，你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经纶，你能看出他是读书的人。现在把一个读书人和商人摆在一起，你还真不一定分得出来，所以电视台老有‘猜猜看’的节目。”

而说到生活方式的时尚，崔永元认为如今被奉为“富贵运动”的高尔夫球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早在1930年代就在云南腾冲出现过，“那时候的高尔夫球杆还保存着”。

更酷的是，腾冲农民当年就开始排演郭沫若和曹禺等人的剧作，还“戴着耳机收听电台”，以当时国际电台每天播发的最新消息编成一张报纸。乡民们还建了藏书7万册、堪称当时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匾额是胡适先生给写的”。

崔永元很怀念那个时代的美好，在他看来，今天的时尚男女在购买衣服上花的钱很多，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时尚，因为“物质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内心、思想和人的精神面貌”，“如果商人不像商人，文人不像文人，当官的不像当官的，老百姓不像老百姓，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和乐趣上都找不到兴趣，叫什么时尚？叫什么现代化的社会？所以我们在读历史、收集历史、整理历史、研究历史的时候，尽可以在生活方式在表面文章上多问几个为什么”。

每时每刻都在“选择”

“在我年轻的时候接受的都是大历史的叙述，‘全民抗战’四个字都给解决了。但是当我们做个人口述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段历史都非常鲜活，我愿意用两个字来形容它，‘选择’。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都面临着选择。”中外特别是国内一度流行的历史观多强调时代洪流对个人的裹挟，这也成为人们拒绝承担错乱时代的个体责任的一大理由，崔永元却强调个体在动荡时代仍有着自我抉择的可能，而且这种选择还将影响到每个人此后的人生与命运。

“抗战的时候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我们采访了500多位士兵、军官和市民，干什么的都有，也许超出你们的想象。你们肯定知道有打仗的，你们知道有当汉奸的吗？”崔永元的籍贯地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当年就出过不少汉奸，“还有做生意的，读书做学问的，还有当的，还有做嫖客的，真的和今天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两个字：选择。你选择做什么？像我们面前坐的两位可爱的老兵，就选择了奔赴沙场，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有统计显示，中国是“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国军队数量的国家。1932年“洲国”成立时，日本因为担心控制不了由中国人组成的队伍，并没有建立伪军，而是扶植当地武装，建立了“兴安军”，主要以“保安队”和“伪警察”面目出现。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前，日本才开始大量收编中国军队。

《我的抗战》团队曾有机会采访到一个在“洲国”当过伪军的老人，这个老人一直坚称自己不是汉奸，认为他加入的只是“满洲国的军队”，他没有出过当时“”的“国境”去打自己的同胞。但是，这些“理由”并不足以让他直面那段历史，因为“他的儿孙还在，他不想让自己的后人抬不起头来”。

而当年出卖抗联英雄杨靖宇的3个叛徒中，有两个还活着，迄今仍不敢承认自己的叛徒身份。“否认，也许比承认更能说明他们的态度”，“对于那些没有被清算的汉奸来说，肉体上的刑罚可以躲过。活着，才是对他们心理最漫长的惩罚。”《我的抗战》的一位编导这样感叹。

在娱乐喧嚣至上的现实语境中，崔永元选择了《我的抗战》，他有他的寄托：“到了21世纪，我们要尽量少地用大叙述，要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这个国家也一定会体面”。（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