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身份特征对盈余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依据“高管阶梯理论”，选用沪市A股2007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调整基于盈余反应系数的盈余质量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与上市公司高管身份特征相关的研究变量，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身份特征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性别对盈余质量有不十分显著的影响；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公司盈余质量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与公司盈余质量之间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关键词：上市公司；高管身份特征；盈余质量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对于盈余质量，国内外学者至今没有形成其定义的一致看法。一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作者简介：万宇洵（1950— ），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会计学科带头人，特聘专家。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肖秀芬（1988— ），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财务理论与实务

的定义是盈余质量是盈余信息的投资者决策相关性，也就是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能力[1]。在资本市场上，外部投资者盈余信息的主要来源仍然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年度和中期报表[2]。财务报表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公司盈余质量的高低[3]。

近年来，不少上市公司通过粉饰财务报表等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实施盈余操纵甚至财务欺诈。公司高层管理者有能力且有动机进行这一系列的行为，于是公司高管成为公司盈余质量影响因素中的一大研究热点。Hambrick等（1984）针对公司高管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认为公司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相关信息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继而影响企业行为，对公司的盈余信息也产生着重要影响[4]。基于高层阶梯理论，Bantel等（1989）认为，管理者由于学历、年龄、性别和工作经历等身份背景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个人信念和情绪，进而会在公司的财务行为中产生不同的影响。在高管性别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方面， Peng等（2007）研究发现男性管理者比女性观者表现出更多的过度自信；Krishnan等（2008）利用美国Catalyst（美国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公布的1996～2000年的财富500强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质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却发现男女性别的特质差异程度在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有所不同（Roxas 等，2004；Bernardi 等，2008）；张会丽等（2010）选用我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高层女性比例的高低对盈余质量没有显著影响，支持了Roxas 等（2004）和Bernardi 等（2008）的研究结论[5]。在高管年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方面，Vroom等（1971）和Hambrick等（1984）研究认为，年龄大的管理者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小的决策，企业盈余质量较高；Prendergast等（1996）认为年轻管理者为了展示自身能力，容易在企业决策中表现出过度自信，操纵盈余的可能性更大；何威风等（2010）的研究则表明高管年龄与财务重述负相关。在高管学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方面，Spence（1974）提出了劳动力市场上信号传递理论，该理论认为雇员的学历能向雇主传递其能力信息；Amason等（1997）的研究表明，高管成员教育背景的多样性对于改善决策质量有益；陈传明等（2008）发现高管学历影响企业多元化；姜付秀等（2009）则发现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影响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上述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高管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且往往只针对高管背景中的一项如性别、年龄等进行集中讨论，没有对高管背景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本文基于高层阶梯理论，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样本，避免了以往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等方法的弊端，不受实验环境控制，问卷设计合理性等因素的影响，首次从高管身份特征这个角度来研究企业盈余质量问题，逐一实证研究了高管的各个身份特征与企业盈余质量的关系，意在使研究结果更趋科学合理，拓展了企业盈余质量研究的研究视野。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盈余质量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高管的身份特征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1958年March和Simon提出有限理性人理论，企业管理者作为有限理性人，很难在企业决策中做出完全符合经济学意义的理性决策。Hambrick等（1984）也认为管理者不可能对复杂的环境进行全面的认识，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性观察，这样相关信息的选择，观察，解释和处理就取决于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即企业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者特质的影响——这就是管理学的重要理论高层阶梯理论。由于管理者认知结构和价值观的难以衡量性，后人采用与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密切相关的身份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等作为替代，来研究管理者特质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6]。本文选取管理者身份特征中最具代表性的性别、学历和年龄，来研究其与企业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

（一）高管性别与盈余质量

性别影响行为是心理学界的共识。将心理学理论引入管理学后的研究表明，在企业决策和战略行为中，男性管理者和女性管理者存在差异[7]。Eagly等（2003）认为女性董事必须施展出更优秀的才干才能升至公司高层。女性管理者对自己的任务会做充分准备，因为她们对自己的持有比男性更高的期望（Fondas等，2000）。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更容易在行业中生存下去（Boden等，2000）。与男性相比，女性管理者更少表现出过度自信（Peng和Wei，2007），因此面对同样经营环境时，更能做出正确决策。女性管理者也比男性管理者更厌恶风险（Schubert，2006），因而决策更加谨慎。基于此，本文认为女性管理者在公司决策中更加谨慎，更不容易因为过度自信而做出控制盈余行为，公司的盈余质量相对较高，于是我们提出假设1：

H1：上市公司高管男性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二）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

首先，管理者年龄代表着管理者的阅历和风险倾向，从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年龄大的管理者更加厌恶风险，更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小的决策（Vroom等，1971）。而年轻的管理者由于急于展示自身能力，在企业决策中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而做出降低盈余质量的决策；其次，年龄较大的管理者工作时间长，积累了一定的个人声誉，而对于管理者而言，声誉时常与职位升迁、薪酬等许多长期的利益相联系。管理者一旦被发现有夸大公司盈余，粉饰财务报表的嫌疑，将会严重影响个人声誉[8]。所以拥有了一定声誉的年长管理者更不愿意用自己的声誉冒险，因而更不会操纵盈余。由此 我们提出假设2：

H2：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三）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

学历代表着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能够反映管理者的知识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管理者的认知能力【7】。学历越高的高管，越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姜付秀等，2009）。学历越高的管理者知识越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越强，决策的准确性也就越高。盈余操纵是一项高专业性高风险的行为，学历高的管理者更能识别盈余操纵行为，更懂得盈余操纵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因此，高管学历越高，企业越不可能发生盈余操纵行为，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

H3：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情况

本文样本选自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企业。由于我国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新的会计准则，为避免会计准则变动带来的影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2007—2011年。剔除有行业特殊性的金融保险业外，仍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工业等12个行业。同时，剔除ST、PT的企业，最后获得762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所采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高管背景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其中一部分高管身份数据缺失，我们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巨潮网、新浪财经频道以及与此有关的公开出版物上的相关数据进行补充。

本研究中高管根据魏立群和王智慧（2002）、王建华（2008）、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等的研究，界定为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能在公司中影响财务决策的人员[9]。

（二）模型设计

本文将盈余质量定义为盈余信息的投资者决策相关性，也就是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能力。基于这种定义，我们采用Easton和Harris提出并验证的盈余反应系数模型来评价盈余质量，并用盈余反应系数来度量盈余质量。盈余反应系数是学者们经常用来度量盈余质量的一个研究工具，是指投资人对盈余宣告的反应程度[10]。

本文以基本的盈余反应系数为基础，结合研究目的，加入需要考察的变量，得到本文的研究模型。根据Fan 和Wang（2002）、王化成和佟岩（2006）以及王建华（2008）等的研究，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中引入企业规模Size、托宾Q和资产负债率Lev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将时间Year和行业IND加以控制，得到基本模型（1）：

对于假设1，我们在上述基本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上市公司高管性别这一因素，得到实证模型（2）。对于上市公司高管性别这一因素，当高管性别为男性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i公司高管性别Gend这一虚拟变量为该公司所有高管性别的平均数，也是该公司男性高管占所有高管的比例。当把高管性别这一虚拟指标与盈余质量指标相乘，其系数可以反映高管性别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根据假设1，该项的系数 预期为负。由此，我们得到模型（2）：

对于假设2，我们在基本模型（1）中增加上市公司高管年龄这一因素，得到实证模型（3）。对于上市公司高管年龄这一因素，采用上市公司所有高管的年龄平均数。将上市公司年龄这一虚拟指标与盈余质量指标相乘，其系数可以反映高管年龄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根据假设2，该项系数 预期为正。由此，我们得到模型（3）：

对于假设4，我们在基本模型（1）增加的基础上，加入上市公司高管学历这一因素，得到实证模型（3）。对于上市公司高管学历这一因素，当高管学历为高中或中专以下时取值为1，大专时取值为2，本科时取值为3，硕士时取值为4，博士时取值为5。i上市公司高管学历Edu这一虚拟变量为该公司所有高管学历的平均水平。将上市公司高管学历这一虚拟变量与盈余质量指标相乘，其系数可以反映高管学历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根据假设3，该项系数 预期为正。由此，我们得到模型（4）：

上述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下表1：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处理软件是stata11和excel。表2为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上市公司高管中男性比例平均为84.76%，甚至有某些公司全部高管均为男性。女性高管比例最高为66.37%，说明在该类公司中女性已经能在公司中通过个人决策影响公司行为。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龄为48岁，高管年龄最长为57岁，最小为36岁，说明上市公司高管中不乏年纪较长，经验丰富者，同时也有年轻人走进公司最高决策层。上市公司高管受教育程度为本科水平。该统计结果与何威风等（2010）的统计结果相近。

（二）回归分析

1.上市公司高管性别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首先，本文以高管性别平均数为0.5作为分界点，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高管性别平均数小于0.5为女性高管比例较高组，高管性别平均数大于0.5为女性高管比例较低组。分别对两组数据按照盈余反应系数基本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表3：

表3可以初步反映上市公司高管性别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由表可知，女性高管比例较高的公司组的盈余反应系数相对较高。当女性高管比例较高时具有显著性。本文的假设1得到初步证实。接着，我们按照模型（2）进行再一次回归检验。回归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

由上表的回归检验结果可知，上市公司高管性别对盈余质量有负面影响，即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质量有正相关关系，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二者之间仅有中等强度的负相关关系。

2.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首先，我们以高管平均年龄为45岁作为分界点，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高管平均年龄大于45岁为高管年龄较大组，高管平均年龄小于45岁为高管年龄较小组。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表5：

表5可以初步反映上市公司高管年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由表可知，高管平均年龄较长的公司组的盈余反应系数明显较高，且均具有显著性。本文的假设2得到初步证实。接着，我们按照模型（3）进行再一次回归检验。此次回归检验结果如下表6所示：

由表6的回归检验结果可知，上市公司高管年龄对盈余质量有正面影响，即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有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是明显的相关关系。

3.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首先，我们以高管平均学历为3（本科水平）作为分界点，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高管平均年龄学历高于3为高管学历较高组，高管平均学历小于3为高管学历较低组。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上表7。

表7可以初步反映上市公司高管学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由表可知，高管学历较高的公司组的盈余反应系数相对较高。且均具有显著性。本文的假设3得到初步证实。接着，我们将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盈余反应系数模型，进行再一次回归检验。回归检验结果如下表8所示：

由上表的回归检验结果可知，上市公司高管学历对盈余质量有正面影响，即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有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是明显的相关关系。

五、研究结论

在研究中，本文选用使用新企业会计准则后连续五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身份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和学历三个因素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

（一）上市公司高管男性比例与盈余质量存在并不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结果说明由于女性在性格等方面的谨慎等原因，比男性更适合财务决策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因此，在公司规划与任命企业高管人员时，应当充分让女性高管发挥在财务工作上的优势，认识到女性高管对于提升公司盈余质量的意义，给予女性更多的升职空间。

（二）上市公司高管年龄与盈余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结果说明：首先，年龄越长的管理者越不愿意冒风险来操纵盈余；其次，年龄长的管理者经验更丰富，决策相对而言更准确。这两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盈余质量。因此，公司在任命高管人员时，应适当关注该人员的相关工作经验和时间长短，尽可能让经验丰富、作风谨慎的人员进入公司决策层。

（三）上市公司高管学历对盈余质量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果说明学历高、会计专业水平高的管理者能更深入地了解财务领域，在工作中更能发现风险和差错，提升公司盈余质量。因此，公司在进行人事任命时有必要考察其教育背景，尤其是在对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会计决策岗位进行任命时，在考察会计专业学历的同时，可以适当考虑CPA等难度较高的专业水平资格者。

总之，上市公司高管作为企业的决策人，能影响其情绪、理解力和认知的身份特征会对企业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是完善治理操纵盈余质量行为的制度设计上不能忽视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张正国.股权集中度、股权构成与盈余质量[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3 ）：104-109.

[2] 王化成，佟岩.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基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考察[J].会计研究，2006（2）：66-74.

[3] 余怒涛，沈中华，黄登仕.审计意见和年报会影响盈余质量吗？[J].审计研究，2002（3）：55-63.

[4] Donald C. Hambrick， Phyllis A. Mason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02）：120-128.

[5] 张会丽，张然，林景艺.女性高管是否影响公司盈余质量—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168）：62-66.

[6] 何威风，刘启亮.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J].管理世界，2010（7）：144-155.

[7] 王霞，薛跃，于学强.CFO的背景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中国财务重述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1（9）：123-134.

[8] 陈德球，雷光勇，肖童姝.CEO任期、终极产权与会计盈余质量[J].经济科学；2011（2）：104-116.

[9] 魏立群，王智慧.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2（4）：16-22.

[10] 顾振伟，秦默，欧阳令南.改进后扩展琼斯模型与其他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比较研究[J] .财经丛论，2008（5）：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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