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程子华

与程子华相知甚深的，在回忆文章中曾这样概括程子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程：

“那是1949年底，他奉命‘打回老家去’，被中央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兼省府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及政委，成为故乡山西的党政军一把手。穿了几十年的军衣，也就此脱下，以新的形象开始了自己革命历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哪知，他在故乡山西干了才十个来月，中央又一道命令，将他调任为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的主任和党组书记，他又以经济战线领导人的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舞台上。以后，他又接连担任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厅副主任、商业部长兼党组书记、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20世纪60年代前期又成为党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一位征战半生的著名将领，一下子又成了一位工作活动无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建设战线重要指挥员，这个变化确实不小，他居然干得十分出色，不能不使人叹服不已。‘’以后，他又再次大改行，担当了民政部长的重任，为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程子华既是一位“经济战线领导人”，还是“一位征战半生的著名将领”。

宋任穷称赞程子华：他是我军一位屡建战功的著名高级将领

1905年6月20日，程子华出生在山西运城一户贫民家庭。1922年夏，考入山西太原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多次参加反对军阀统治的爱国，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6月，程子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年12月，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此走上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道路。

1929年9月，程子华受党组织派遣赴河南驻马店，到军岳维峻部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成功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大冶兵暴”。当时党中央的刊物称誉其为“模范兵变第一声”。“大冶兵暴”壮大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力量，起义部队被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二支队，他任支队长。1931年4月，程子华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红三十五军二。七团团长，独立三师师长等，率部奋战在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前线，威名渐显。

谈到程子华，宋任穷赞不绝口：1932年初，我和子华初次共事。此时，我们一起被派到“宁都暴动”后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团、师的领导职务。子华担任红五军团主力师十四师师长，我担任另一主力师十三师政委。我们并肩作战，共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军时期，子华参加和领导了许多重要战斗，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是我军一位屡建战功的著名高级将领。

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程子华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这时，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有人缘的名人。晚年回忆说：“我初次见到并结识程子华同志，是1931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都瑞金。当时我在红军学校工作，他作为一位红军师级指挥员，经常来瑞金参加会议和别的活动。在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被授予十分荣耀的二级红星奖章。那时能获此殊荣的人不多，因此比较受人注意。他又是当时红军干部中少有的北方人，并且是‘武圣人’关云长的老乡，还是进过武汉黄埔分校的‘科班出身’，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1927年的广州起义与保卫海陆丰的斗争，到中央苏区不久就担任了红军师长，在反‘围剿’战争中指挥所属部队连续打了一些胜仗，他的经历和事迹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因为我是湖北人，他认识我以后就说起自己曾在湖北的大冶、阳新领导过武装兵变，把一批军阀部队带到了红军中。正好大冶是我的祖籍，阳新又恰是我母亲的故乡，他对那里十分熟悉并且很有感情，因此我们也就更加近乎了。他虽然只比我年长三岁，可是在阅历、经验等方面，却显得更为丰富成熟，在战争中的名气和贡献也更大。”

1934年6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日益被动，党中央决定派程子华(时任粤赣军区代参谋长)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传达党中央的军事指示。

行前，中革军委副主席亲自找程子华谈话，同他分析形势，部署任务。9月，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军政委吴焕先是一对好搭档。同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他和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及红二十五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著名的“孤军长征”。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初到达陕南，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其间，他一度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是主要决策人之一。

1935年7月，为进一步策应中央红军，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出甘肃，钳制敌军兵力，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同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分别任军团长、军团政委、1937年，程子华(后中)与徐海东(前右)等在延安合影。副军团长。从缴获的敌人电报中，程子华等得知中央红军有北上陕北的可能，便与徐海东等研究，决定在无法判断中央红军确切去向、难以正面迎接的情况下，先出兵南下攻打陕南甘泉县的榆林桥，以调动敌人北移，策应中央红军。10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一举打下榆林桥，全歼东北军一七师一个团，俘虏团长高福源，既达成策应中央红军的目的，又让张学良看到内战没有出路，同时巩固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在历时一年多、长征二万五千里后，将陕北定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程子华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红十五军团配合中央红军南北夹击敌人，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根据地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程子华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6年2月，为了打通抗日通道，巩固、扩大陕北苏区和红军，红军开始东征，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全程参战。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连克几座县城，一直打到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老巢太原附近。在东征作战中，红十五军团取得了不俗战绩，缴获物资、粮食无数。

同年5月，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党中央又决定西征甘肃、宁夏，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分两路西进。进军途中，程子华参与指挥红十五军团重创了马鸿逵的反动武装。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又率部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建立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党中央派程子华到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北方局委员、北方

分局委员。其间，他积极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同阎锡山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方法，让身边同志钦佩不已。

1938年底，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由于系初创，在各方面都还不够巩固，在日军反扑下一度形势危急。党中央和非常关心冀中根据地的建设，派程子华带一批干部赴冀中，同时派、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到冀中，带动和影响冀中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进程。

1939年1月，程子华抵达冀中，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委，后兼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到任后，他把一批红军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分配在各分区、各团担任政委或政治部主任，迅速在冀中部队建立、健全了八路军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党指挥枪”很快落到了实处。冀中部队经过整训，军政素质都有极大提高，成为能攻能守、能打硬仗、威震敌胆的主力兵团。

到冀中后，程子华和吕正操、黄敬、孙志远等合作得很好，彼此亲密无间。虽然他们也有过不同意见，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都能摆到桌面上，畅所欲言。对此，吕正操深有体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在一次反‘扫荡’中，部队跳到外线后如何行动，我和子华同志的意见有分歧。本来按照当时的政工条例，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他不签字，司令员的决定就不能执行，但子华同志尊重我的意见，他签了字，没有实行否决权。”

比程子华稍晚几天，、关向应率一二。师也来到冀中。为统一指挥冀中地区的部队，以便粉碎敌人的围攻，巩固冀中根据地，中共北方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决定由、关向应、程子华、吕正操、黄敬等五人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任书记。在一二。师扩军问题上，程子华和吕正操、黄敬思想一致，大力支持。一二。师离开冀中时，已由来时的6400多人，发展到近2．2万人。

程子华虽在部队工作，但他并非仅仅注意军事。他关心政治，关心经济，关心群众生活，是从全局关心冀中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的。1939年7月间，冀中发大水，敌人到处决堤，整个冀中一片，部队没吃的，群众无法生活，给根据地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军区搞起了合作社，到冀南去购买粮食和棉花，纺线织布，生产自救。程子华对冀中的合作社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还在晋察冀边区介绍经验。本来，军区准备把几个团调到兄弟军区度荒，结果反倒是兄弟军区部队来冀中度荒。

1940年底，程子华和宋任穷奉命统一指挥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的部队，对顽固派石友三部进行讨伐。他们认真贯彻执行一二九师关于“讨逆战斗”的一系列指示，机智果敢地指挥各部队协同作战，沉重打击了顽军，取得了讨伐石友三斗争的胜利。

从1941年起，敌人发动的秋季“扫荡”更加残酷，企图捕捉和摧毁军区领导机关。程子华在一次战斗中也差点遇难。当年9月间，程子华、吕正操率部来到安平县的宗佐，司令部驻扎在一个紧靠村边的大房子，作战室在正房，程子华住东厢房，吕正操住西厢房。刚进屋，敌人的飞机就直冲他们的住房轰炸，一颗炸弹打中了正房。当时的险情，多年后吕正操记忆犹新：“敌机紧接着用机关枪扫射，四五架飞机轮番扫射，反复轰炸。敌人可能认为我们住正房，所以重点炸正房。飞机轰炸时，我们都趴在床底下。轰炸过后，我和子华同志就互相呼唤，他喊我，我喊他，谁也不知对方死活。我们出了屋后，才发现炸死了作战室的一个值班参谋和一个通信员。”

1943年8月，程子华担任中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同年秋，在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回延安以后，他曾一度晋察冀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主要领导职务，成为我党、我军在华北地区独当一面的重要指挥员。其间，程子华领导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日军3个月的“大扫荡”，坚持和扩大了敌后武装斗争，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巩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程子华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程子华指挥的塔山阻击战，成为我军战史上最著名的战例之一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程子华就预见到了冀热辽地区在抗战胜利后对于华北、东北全局的重要性。他在主持晋察冀分局工作时曾明确指示：“冀热辽区党委对开辟热河工作，在热河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应下最大的决心，认识开辟热河，对巩固冀东有很大作用，而且要把热河作为进一步开辟东北，直接配合苏军的前进基地。”

1945年8月14日，程子华看到形势迅速发展，日本即将投降，遂决定建立中共热河省委，派遣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等赴承德，筹建热河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并派一批热河籍干部回热河工作；同时，指示李运昌率部队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为全面开展冀察热辽的工作打基础。

1945年10月，在抗日战争胜利、酝酿内战之际，程子华出任中共东北局委员，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委。根据党中央解放全国的战略部署，他领导创建了冀察热辽根据地。

1945年12月，中共军队在接管热(河)北时，与“东蒙自治政府”武装和子章的骑兵师发生了冲突。和子章的部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上层民族人物、封建王公的武装，是以“铁血部队”残余人员为基础搞起来的，游离于和共产党之外，有较大的破坏性。事发后，程子华立即和李运昌等分局领导研究，认为涉及民族问题一定要慎重。鉴于和子章没有接受的收编，决定对和部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策略上采取以谈判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的做法。经过谈判及必要的军事行动，对和部晓以民族团结和革命的大义，终于促使和子章转变立场，加入了革命队伍。程子华领导改编和部为蒙汉联军后，随即派一批干部到这支部队任职，并由李运昌兼任蒙汉联军司令员，使这支部队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同时，也使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16个旗县、东西长达700公里的地域成为冀察热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和部是“东蒙自治政府”的主要武装力量，改编了和部就为内蒙古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1946年1月，为了确保其进攻东北的通道北宁线的安全，先后派遣4个军3L4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热河。热河是中共掌握的第一个全省解放的根据地，对东北战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程子华和萧克、李运昌的指挥下，人民军队不畏强敌，坚决地进行了承德保卫战，歼敌3．1万人。不仅遏制了军队的疯狂进攻，保卫了承德，保卫了冀察热辽，而且对东北甚至全国战局的好转，也起了重大作用。

1947年春，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军在许多地方正在失去优势和主动权，整个战局已经转变为人民稳步前进收复失地的局面。4月，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在林西召开了全区党代会。这次党代会，实际上是全区战略性反攻的总动员会。根据党中央关于将地方军和野战军分开的指示，分局日常工作由黄火

青主持，军区工作由李运昌主持；程子华和军区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组成前线指挥所，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统一指挥第五、第十三、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和骑兵旅，以热河为主战场，开始了战略反攻。

从1948年起，全国范围的国共战略决战形势在逐渐形成。这年10月，程子华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参加辽沈战役的前期准备作战。根据东总的命令，程子华率领冀察热辽部队第八、第九、第十一纵3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开始了大兵团作战，先后攻占了绥中、兴城，切断了敌联络东北和华北的大动脉北宁线，使东北卫立煌集团不能退入关内、华北傅作义集团不能向东北增援。这一行动，实现了关于“闭门打狗”的战略方针，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帷幕。接着，他又指挥第八、第九两个纵队，肃清锦州据点，切断锦州与义县敌人的联系，孤立了锦州敌军。

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关键在于能否拿下锦州；而能否攻克锦州，则在于能否阻止从葫芦岛登陆的援敌的进攻。为挽救东北战场的败局，先后调集增援的兵力达11个师。亲临葫芦岛指挥战斗，可见他对于增援锦州的决心。程子华受命率第四、第十一纵和3个独立师阻击敌人，保证我东北主力攻占锦州。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了这场空前艰苦的塔山阻击战。首先，他进行了正确的阵地部署，战前就将阻击阵地放在塔山一带。亲临阵地观察后，他又果断地决定将原来部署在制高点白台山的主要防御阵地，调整为以塔山村为主的防御阵地，部署主要的兵力和配置密集兵器；在广大防御面上掌握雄厚的突击力量和纵深的火力配置。其次，在防守战术上运用冀中宋庄战斗经验，将掩体挖在墙两边，既能阻击，又能隐蔽。战斗打响后，敌增援部队在空军和海军炮火的支援下，每天总攻两至三次，每次三至四个师的兵力像潮水一样向我塔山阵地轮番进攻。我则浴血奋战，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顶住了敌人连续六昼夜的进攻，使其不能前进半步。此战确保了我军攻占锦州，并对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程子华指挥的野战阵地坚守防御，正确选择防御要点，重点设防和积极防御作战的塔山阻击战，成为我军战史上最著名的战例之一。

1948年11月初，程子华奉命率领先遣兵团先行人关，一直攻到北平郊区，与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华北统治中心北平的包围，迫使守军在我军的军政压力下放弃战争，和平解放了这座名闻中外的文化古都。大军进驻北平后，他担任了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委，着手接收并清理这座兵荒马乱中的大城市。各项工作刚刚就绪，他又于1949年4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四野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再次率领大军南下，从河南、湖北打到湖南，又挥戈直下广西。正当他指挥的部队旗开得胜、扫荡残敌时，忽然一道电令将他调走，一项新的任命正等待着他。

1949年末，中央任命程子华为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从此，他结束了长达22年的戎马生涯，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