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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一步步丧失了关税，这是中国海关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耻辱。
1842年 8 月 29 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条约。
此后，中国在对外贸易上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对一个具有文明根基深厚的国度来说，打破固有的思维和生存方式，其间的痛苦和悲哀更是不言而喻。此时，作为贸易主管部门的海关被推到了历史前台，它将在冲击和屈辱面前先行一步。
通商背后的野心
《南京条约》各条款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通商过程中，关税是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手段，各国通常都用关税手段为本国国民经济铸起一道保护屏障。但是，清政府对国际贸易十分无知，只把征税当作增加税收的途径，以满足朝廷需要。当外来侵略者提出新的贸易要求时，清政府就不知所措了。
茫然的清政府当然没有想到，列强在通商背后还隐藏着控制中国关税税率、口岸特权、领事裁判权和军舰航行权等野心。但即便如此，英国人对大清国海关仍不满意。在“通商”这顶大帽子被清政府接受以后，侵略者还要软硬兼施，把自己的疯狂企图一一变成现实。而战后骤变的局面，正是英国梦寐以求的时机。
协定关税
英国人的企图就是“协定”关税。但不幸的是，此时参与协定的双方，地位并不平等。所协定的关税，也成了后来清政府丧失关税自的源头。而英国人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实际上，英国对此早有预案。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这一预案就已出现在英国政府制定的对华商务草案中，其大致意思是：无论何时，无论清政府打算对关税作出何种变更，都应在变更实行前的12个月，就相应变更通知英国女王的首席监督或总领事。
这太荒唐，在未经平等协商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变更海关关税，竟然要提前通知他国，而且还有时间限制。
从后来的事实看，这正是片面协定关税的先兆。
似乎合理的要求
1842年9月1日，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3天，清政府告知英国方面，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的关税征收依粤海关旧例执行。
这无可非议。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大清帝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清政府对进出口已有规定，新的四个通商口岸沿用成例，本在情理之中。但英国方面却以粤海关长期以来存在“规礼”为由，不认可此种做法。
所谓“规礼”，又称“陋规”、“规银”，就是在应缴的正税之外，还附带有别的款项。这些款项并非明码标价的税费，而是口岸的地方官、海关关员、外贸行商乃至会计、秘书、通事等各方神圣自行划定抽取的附加费。“规礼”名目繁多，包括附加税银、秤量费、征收费、公行附加税、贸易捐、纹银折对费等，不一而足，且逐年增加。久而久之，其额度甚至超过正税。
英方由此生出借口，粤海关及其随带之衙役，左右勒索，额外苛求，导致正饷之外又需加付三四倍费用，英商不服，且可能由此生出事端。为此，英国商务监督濮鼎查表示，税收太重将有走私之弊，太轻则不足算，只有兼顾乃是万全之策。他所说的“兼顾”，其实就是要在双方不平等的前提下，“协定”中方的关税。
中方对此毫无察觉，其回应是，将由行商编制一份包括各种课征及规税在内的报告书，同时建议英方指派若干富有经验并熟悉商务的官员，调查课税项目，提供同类报告书，交清政府户部斟酌，以制定税则。
中方这样的安排，本是出于双方平等之意，同时也可防止英方日后指责中方。但这正合英方“协定”关税、打破中国关税之意。濮鼎查当然认为此建议可行，于1842年12月31日组织成立了一个英商五人委员会，对中方的主要产品贸易征课进行调查。
昏头钦差
1843年1月，清政府钦差大臣伊里布抵达广州，与英方谈判。其手下的黄恩彤献上两条计策：一是将所有规礼归入正税，变非法为合法；二是增加大宗传统货物如茶叶、棉花、湖丝之类的税收，减少冷僻货物如钟表、洋参等货物的税收。伊里布采纳了后者。
英方很强硬，所列出的中国海关新税则、进出口税率完全倾向外商。对此，中方竟未抵制。好在谈判尚未结束，伊里布便已病故。之后，黄恩彤和咸龄主动向英方提出在香港继续进行谈判，按照他们的判断，谈判正按原定思路进行，只要能增加税款，其他方面均可同意。
英方似乎摸透了他们的心思，表示尊重中方“增大宗减冷货”的要求，想以此将黄恩彤等人引入“协定”的深渊。
之后的事情更离谱。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接替了伊里布的职位，钦差头衔之外，他还被急命为两广总督。耆英一直未曾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对英国人心存畏惧。到广州后，耆英觉得黄恩彤和咸龄的方案可行，心中已然默认。在濮鼎查的陪同下，他对香港进行了访问。为了表示与璞鼎查交好，耆英大施“情感外交”魅力，竟然要收濮鼎查之子为养子，还要与他交换夫人的照片。对于这些举动，就连心怀鬼胎的濮鼎查都哭笑不得。
荒唐的结局
就在这样的荒唐情形下，谈判“顺利”结束。其后的程序再次表现了耆英的无知。他认为皇帝交办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于是就报告道光，通商章程及税则已“大局粗定”。此外，他还生怕谈判成果被朝廷驳回，就先斩后奏，在广州先行“开市”，执行新的税制。
1843年7月22日，濮鼎查在香港公布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国关税自此残缺。
中国的海关税则在已割让给英国的土地上由英国人宣布，实属耻辱。但耆英自有对策，他将已经公布的税则奏报皇帝“圣裁”，蒙在鼓里的道光仍按程序让户部核议，等到户部批准时，新税则实际上已经执行了一个多月。
“协定”关税的唯一好处是，“规礼”自此销声匿迹。“归正”后的正税一度有所增长，暂时蒙蔽了大清官员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