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与富人的心理对峙

“杀医”事件发生后，一个自称有点“另类”的医生在网上说：“我不想谴责任何人。我只想说：这个社会所有人都疯了，包括医生！”

83年前，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文明与个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相似性，是否可以说，许多制度—或其中的许多时代，可能甚至整个人类—已经患有‘神经症’呢？”

这一问题简化为：和人一样，社会也会陷入病态，患上“社会神经症”。“杀医”，“屠童”，“相互投毒”，找出一堆歪理为杀人犯拼命开脱，“湘潭神女”之类的“世袭运动”……正是社会神经症的症状。

最起码从2003年“非典”开始，中国已经是“风险社会”。此后，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也像幽灵般驱之不散。而当来自自然界、技术失控的风险，来自体制、社会控制的风险，已经和社会神经症纠缠在一起时，很难解决的麻烦来了。

行为模式

2012年4月30日，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对于“杀医”事件作出强有力反应。在北京，首批50家医院53个院区设立了警务工作室。而在全国各大医院，也都加强了安保力量。

“杀医”和对“杀医”的应对，以社会神经症的发作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层次风险。它们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已经模式化、固定化了。

其一，凶手首先是“受害者”，无论他是医疗体制的被剥夺者，医生冷暴力下的被施虐者，还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被淘汰者。这些“受害者”并非自然地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几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变迁所“生产”出来的。

当精英们在谈论经济发展、改革、社会结构转型这些宏大话题时，刻意地无视背后一个关于“受害者”的生产机制：一些人发财致富，依靠权力进入了社会中心，但更多的人被扔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成为被淘汰者、失败者、受害者—比如下岗工人，比如农民工，比如“屌丝”。

对“受害者”的制造使一个社会的风险就内嵌于它的结构里面。感觉到“受害”的人，当然不可能一直认命、沉默。

其二，“杀医”具有一种在心理上“报复你们”，即让一个社会埋单的性质。这个“你们”，可以是任何能够让他感觉到“我报复了那些伤害我的人”的人。

俗话讲“冤有头，债有主”。但这句话预设了一个受害者是理性的，能够区分特定侵害对象和无辜者。而事实却常常是这样，当一个医生惹了他时，他会在心理上感受为“没一个医生是好东西”。

这个基本的认知，构成了他“报复”时的心理背景。如果是A医生惹了他，但他报复的却是B医生，即使他是一个人渣，不会有道德焦虑，他也知道在认知上这是错误的。但在今天，一个人干一件事情，心理背景完全不一样了，“冤有头，债有主”已被颠覆。

原因是，今天是一个高度复杂、相对冷漠的陌生人社会。抽象的“社会”，或代表这一抽象“社会”的强势群体对一个人的伤害，构成了他被伤害的心理背景，比如重物轻人造成对某些人福利上的剥夺，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构成对他们精神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具有“被害情结”，在心理上容易扩展为所有的人都在伤害他，其敌意指向的是抽象的“社会”。除非是在有具体的人伤害他时突然发作，否则，其报复时并不预设没有直接惹他的人是无辜的。医生A惹了他，报复医生B即已相当于是报复医生A。郑民生在“屠童”时，那些小孩并没有惹到他，而他也不需要考虑惹他的人具体是谁。

其三，对“杀医”的应对，手法恰恰是刺激出“杀医”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杀医”事件发生后，卫生部门认为“医患基本面是好的”。问题并不在于“杀医”对“医患关系”进行了什么样的描述，在逻辑上能否证明医患基本面是好的还是坏的，而在于它产生的背景与医疗体制相关联，而医生恰恰又是医疗体制的一部分。

“杀医”的本质，其实是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所制造的社会风险，已经不通过正常的途径消除，而是通过“社会神经症”的形式发作。它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恰恰无法防御，因为你永远无法把医院、医生武装到牙齿。

而医院相对于患者本就是强者，有警察力量的保护，更加剧了两者博弈力量的悬殊和“我们”（体制内成员）、“他们”（作为“失败者”的患者）的区隔。这一区隔，正是“杀医”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应对社会风险的手段，本身就是社会风险的一个来源。

心理模式

“杀医”在网络上引起的巨大关注，以及对“杀医”的应对，还折射出这一点：在社会神经症的发作中，社会风险的制造，已经在人们的心理结构内化，模式化了。

比如，在官民关系中，在富人穷人的关系中，在一个抽象群体与另一个抽象群体的关系中，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已经形成固定的心理模式，难以打破，情境一出现就会自动重复，加剧。

一般而言，对于理性的人来说，他和谁有仇没仇，不是预先就在心理上预设的，而是通过在生活中打交道，才能够形成、体验到。一个抽象群体对于另一个抽象群体也是如此。但对于一个患了“神经症”的社会来说，情况相反。官民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一个抽象群体与另一个抽象群体之间，具有一种莫名的心理对峙，成为他们打交道的心理背景。一方对另一方“敌视”、“愤怒”，而另一方为了在心理上防御，也必须主动地变得“敌视”、“愤怒”。

这样，理性对话变得非常之难，妥协似乎不再可能，让步更是无从谈起，社会裂痕加深。

可以看一下富人、穷人在相互关系中的心理模式：“仇穷”、“仇富”。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仇穷”似乎也流行起来。当初，为了号召人们致富，从而发展经济，必须制造出金钱在社会价值排序上排得比较高的观念，并鄙视没钱的人。它是对通过“仇富”来革命的矫枉过正。

“仇穷”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人们为了生存得更好，为了鄙视别人或不被别人鄙视而去拼命挣钱。它的坏处，则是从体制、政策，到社会的价值观念、时尚，都会站到富人一边去剥夺、歧视、羞辱穷人。今天的“仇穷”，已经搞得非常夸张，连穷人不配结婚的论调都堂而皇之地出来了。而所谓的“仇富”，并非像某些精英所说的那样是穷人有红眼病，它的实质乃是穷人对于羞辱、剥夺自己的那个抽象群体的一种心理反弹。

30多年来的社会演变，先有“仇穷”，后有“仇富”。但它们要形成固定的群体心理模式，需要几个条件：贫富悬殊、富人财富来源不太干净、阶层固化、富人炫富刺激穷人。

很容易想象，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贫富差距不是很大，富人财富的来源相对“干净”，穷人有上升空间，而且没人拿钱砸他们，那么，穷人基本上可以把自己的处境归罪于没本事，贫富差别很容易在他们的心理上合理化。因此，不会形成“仇富”的心理。同时，由于财富来源相对干净，富人没有“犯罪感”和被清算的恐惧，在心理上也不会显得神经质，也倾向于让步。

这样的一个社会，基于人性，穷人对富人羡慕嫉妒，但谈不上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恨，因为没有“受害感”；同样，基于人性，富人对穷人鄙视，但也谈不上基于社会心理上的恨，因为没有恐惧感。

但如果不是这样，心理马上逆转。穷人会有被剥夺感，受害感，而且他们无法把它合理化，因为随时受到“仇穷”的观念、富人行为的刺激，也没有上升空间，无法对自己予以心理上的补偿。为了在心理上活下去，受害感、羞辱感转变成恨意和愤怒，“仇富”成为他们的一种固定反应。但对于富人的让步，他们并无预期。

对于富人来说，由于有“犯罪感”，在心理上，会强行让自己相信自己所拥有的利益是正当的，而这必须通过蔑视他们眼中的“穷鬼”才能做到—蔑视穷人，不仅仅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实际上也是为了消除犯罪感。同时，穷人的敌视和愤怒，让他们感到恐惧，而消除恐惧的药方恰恰也是主动的敌视和愤怒，比较夸张的“仇穷”心理模式也因此形成。

在这种心理对峙中，为了不让大家一起玩完，为了作出补偿，本应让步的富人，事实上在心理上也无法让步。因为让步本身，等于唤起他们的犯罪感，在心理上比较要命。同时，让步本身就会带来恐惧：放弃一点利益，穷人会不会要得更多，认为这是富人欠他们的，而且认为欠的远不止这些？对此，富人也完全没有预期。

都没有预期，那就一起疯狂。这两种心理模式，其功能之一，就是导致富人的保守性，倾向于维护剥夺性的利益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安全感。正如官民之间的心理对峙，也让某些官员具有了很深的保守性一样。如果对未来没有预期，那“现在”就是最好的。

问题是，“现在”是无法持久的。中国社会，应该变得理性起来，而不是在社会神经症的发作中，面对风险，大家都一起被自己和别人的行为模式、心理模式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