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临杜月笙60岁寿庆

那是1947年夏天，8月里有一天在江湾复旦大学里，《现实》周刊的主编、复旦新闻系教授曹亨闻先生找到我问：“你认识杜月笙不？”我说：“由于家庭的原因，我见过他。”曹先生说：“他要做寿了！听说会很盛大的，‘海上闻人’嘛，而且他过去是私立复旦大学的董事，1937年1月他曾拟捐钱给学校建一个‘月笙科学馆’。1944年复旦大学（这时已是国立大学）建新闻馆时，他也是出了不少钱的。你是否可以参加一下他的寿宴并采访一下，写篇文章给《现实》用，这对上海的读者是有吸引力的！”我当时答应了下来，但后来在家里把这事告诉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展后，他说：“写这种东西有什么意思？青帮头子！你写他就是捧他的场！犯不着！”我觉得他说得有理，但仍决定要参加一下杜月笙的寿诞，丰富我的采访生活。

“海上闻人”风光办寿

杜月笙原名月生，上海浦东人，1887年生，这年正好60岁。他年少时在上海一家水果行学徒，后来加入了八股党，与黄金荣、张啸林结拜为把兄弟，逐渐在上海有了势力、地盘及地位。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杜月笙与黄金荣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命他为海陆空总司令部顾问等职，颇为笼络。以后在上海势力更大，门徒众多，威势很盛。但这一两年内，新闻界的人都听说了杜月笙的一些情况。

这位“海上闻人”，历来与关系密切。抗战期间，上海沦陷，杜月笙在香港与军统戴笠合作，沟通了物资交流，利用他在上海原有的潜势力为抗日工作。抗战胜利，见日寇投降，对帮会势力有剪除之心，杜月笙开始失宠。尤其戴笠突然因飞机失事丧命，隶属军统的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根本不把杜月笙放在眼中。1946年8月，上海市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当选，却又让他以“多病”辞去议长之职，重新选了潘公展为议长。杜月笙心情极不舒畅，1947年1月里就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养病”去了。其间传说很多，最惊人的是杜月笙在香港同民主同盟人士来往，想去延安，这下当局就派了CC系大将洪兰友去香港迎接他回来。杜在香港待了五十几天， 3月下旬回到上海，在轮船码头受到相当热烈的欢迎。他又匆匆去了一趟南京，据说是去向最高当局解释在港情况的。其实他是依附蒋政权而存在的，去延安根本不可能，据说是他的人放风自抬身价。

现在，杜月笙隆重地做寿了。虽然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不愿过于铺张”（他是上海《新闻报》的董事，上海小报上也常发表关于他的消息），但他的门生、故旧组成的祝寿委员会筹备处早已从7月就开始发动送礼，并通知门徒前来拜寿，同时更请南北京剧名伶名角到上海来演出堂会。霸王请客，张飞敬酒，名伶们谁敢不来呀！但杜月笙很会来事，他做寿，是由于在大上海混世要讲究一个“面子”。在人家眼中，他现在走着下坡路，不大吃香了，正因为此，做寿风光风光，好让人看看他还有力量。他本拟做堂会，但立即又宣布：目前苏北、四川、两广都有水灾，决定将堂会改为义演，公开卖票，所得全部捐给灾民。这做法似乎还不错，因为义演的票价最高要50万元（法币）一张，一张票可抵一石半米。杜月笙还说决定把人家送的寿仪加上义卖的赈灾戏票钱全部捐了救灾。但有人说寿仪虽有几十亿，但通货急剧贬值，物价飞涨，这笔钱放在银行里压一压，转一转，过若干时日捐出来，名义上是捐了，实际这一转一压因法币贬值，灾民得好处不大，究竟如何是弄不清的。

丽都花园政要云集

我去参加杜月笙祝寿仪式进行采访的那天上午，叫了辆祥生出租车到丽都花园去。我没有请柬，不坐轿车是不行的，没想到车子到达泰兴路丽都花园门前远处时，已开不过去了。司机说：“开不过去了！你看！”说着，一个警察上来挥手叫我的车子快点走开，原来出租车不让过去，能开进去的都是私家的漂亮轿车，车子前方玻璃上都贴有一个“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红纸出入证，许多警察、宪兵都在维持秩序，指挥汽车进出。别克、雪佛兰、福特等各种颜色的车子数不清，前边人也挤得满满的，我只好付了车钱下车。

来贺寿的宾客真多！我用记者名片开路，一路朝前边人流中挤过去。天热，身上出汗，好不容易挤到丽都花园大门前了，左边正“噼噼啪啪”放鞭炮，外加“天地响”在天上和地上轰响，军乐队也在奏热热闹闹的喜庆迎宾曲。听来采访的《申报》记者陈君说，国府文官长吴鼎昌代表老蒋来祝寿了，又看到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也来了。还听说昨晚在爱文义路佳庐替杜月笙暖寿，办了几十桌酒席，盛况空前，一大批“党国要人”郑介民、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廷、潘公展、王晓籁等，都到了！于右任、孙科、居正、宋子文、孔祥熙等100人联名写了一篇祝寿文也送到了……当政的要人同上海青帮大佬的结合令人吃惊。

看见人们都走进大门里去，我也随人流一同进了大门。也没人查看我的请柬或名片，但进门两侧放着两列长桌，桌上置笔墨砚台，有好多本大旋风装的签名簿。有的写明是“贵宾签名桌”，有的是“记者签名桌”，有的是“贺客签名桌”，挂红绸条的男女招待客气地请来宾签名，主要是接待贵宾签名十分恭敬。他们看人签名后，分三六九等，有的陪同入内，有的请到后边去。我写了报社名字又大笔一挥写了名字，发给我一份礼品是一合红色烫金写着“寿”字的香烟及一份彩印的、由吴敬恒（即吴稚晖）和叶恭绰亲笔书写的祝寿文，外加一个别针别着佩带的来宾绿绸条，让佩在胸左，请我自由活动。

嘉乐宜年 隐现颓势

中央电影制片厂的人用那种“独眼龙”摄影机在拍摄新闻记录片。寿堂里人声嘈杂，中央上方寿坛前挂着一大幅泥金绫边横屏，上面写“恭祝杜老先生月笙六十大寿”字样。稍下悬挂着一个丈把高的大金“寿”字，正中有个通红的绸缎寿幛，特大，上边是蒋中正署名写的四个大字“嘉乐宜年”，每个字都有尺把长，听说是制成金字用专机送到上海的！有人议论，送杜月笙这四个字，实际是劝嘱他乖乖地安享晚年，不要有什么新的非分之想。蒋这个人，有一套政治手腕，过去早听说他对杜月笙有两副脸，当人面因为避嫌表现得有距离，私下同杜月笙见面却十分亲热。抗战胜利后，他对杜月笙冷淡了，现在怕杜月笙起外心，又笼络了。那天听一些在采访的记者说，老蒋这次特派蒋纬国夫妇到上海去杜公馆拜寿，还行子侄礼呢！

寿坛上的香烛烧得寿堂里烟雾腾腾，铜炉里烧的檀香木散发着悠悠香气。许多寿碗、寿面一盘盘地供着，江湖气息与佛教气氛夹杂。这寿堂本是舞厅，地上滑溜溜的，四面琳琅满目挂的全是大红粉红的寿幛。杜月笙在家里“避寿”，他的几个儿子都穿着长衫，虽有冷气，天这么热仍加着马褂，在寿坛旁含笑迎接拜寿的宾客，欢声笑语此起彼落。

我采访喜欢单枪匹马独自进行，自由利索，节约时间并且方便，又可得到独家报道，不受牵制。杜月笙这次做寿，来的人确是多，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汤恩伯、杨虎等都来了。有的同杜月笙那些儿子们拱拱手寒暄几句就走了，有的则被请进内堂去了，部分未被请进内室的人（包括记者）都纷纷从两侧门里进入后边花园里去了。原来请入内室的人是摆酒席款待，进入后花园的人则在遮阳伞篷下的圆桌旁吃寿面。寿面是素的，空气里洋溢着麻油香。我当然不会去吃这种寿面，转了一圈就决定离开。

我在杜月笙做六十寿诞的这天，有机会在上海看到一些场景，也有我独特的感受，但我决定不写什么稿件。只把这种经历当作一种资料储存在记忆中。后来，曹亨闻先生问我写了没有，我说没有写，他问：“为什么不写一写？”我只简单地回答：“上海不少报纸报道捧了场，我不想凑热闹了！”

（作者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