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与彰显

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一书从问世到2004年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相隔二十年之久。小说问世的最初阶段(1983年)，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性解放运动。有批评者将这部书归于之列。然而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本身的描写，而是期待通过对男女性关系和性的描写实现对男权中心社会的强烈批判。

小说诞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从最初要求选举权的斗争指向人类生活的最基本面，通过借鉴福柯的身体规训理论，提出现实生活中两性的性关系是性别压迫的根源，认为人类的性活动中包含的意义并非活动表象本身，性与爱同人的自我形成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

福柯关于身体规训的理论认为。对男人和女人(异性)性关系的认同，使人类的性活动建立在生产性和生殖性的基础上。漠视个人在性活动中的主体性。对于性。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本质。即某种固定的性冲动。女性主义从福柯思想中吸取营养。从女性身体与美，女性的性人手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认为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要求从人类生活的最基本面赋权予女性，从而使女性建立具有强大主体性的自我，获得全方位解放。

耶利内克笔下女主人公埃里卡并非现实社会所钟情的独立、成功女人，也不是爱的化身――奉献自己一生、与多重人物有“正常”关系的女性，小说更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极尽媚俗以吸引大众眼球。相反。为突显对理性的嘲讽，作者似乎有意淡化和模糊故事情节。将现实的男权世界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加以放大，通过狂放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和女性主义的视角。为读者锻造了一个被男权中心意识(她的母亲、她曾爱过的男人)剥夺了性权利而致畸形的女性形象。并残酷地给女主人公打造了一条不归的“感性”之路。小说的结局是埃里卡虽有超群的音乐才能，但现实社会中的男性并不接受这样的女人。因为她缺乏符合男权中心意识的女性美，因此而失去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女性主义研究认为性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性与男女两性统治与屈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男权社会为了贬低和压抑女性的性表达、剥夺女性的性权利而有意制造出了那样一种观念，女性的望和性能力由于受到社会规范的压抑无法充分地发挥出来的结果。换言之，女性望被隐匿了。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性权利的控制甚至剥夺的结果，其极端的方式就是作者以独特的方式表现的性暴力。

为了表现女性在男权社会遭受的性压抑和性暴力，作者残酷的笔不断地凌迟着她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自我)以达到肢解社会、更深刻地揭示男女关系的目的。男权社会普遍认同男性拥有更强的望，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其它文化都如此。女性只是为了丈夫的快乐而存在。对于极个别敢于追求自己性快乐的人，世俗会冠以“娼妇”的头衔，于是“正常”女性应是非性的。这加剧了女性与性的疏离。

埃里卡与她的年轻学生(克雷默尔)的关系则预示：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中，性是一切暴力的终极。女性则是性暴力的施虐对象和受害者。克雷默尔，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男人闻人了她原本狭窄的视野，埃里卡无法不陷入“爱情”――她被“这个年轻男人转换到尘世上来”，母亲因此而完全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埃里卡幻想克雷耿尔能拯救自己，能从她年轻的爱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象的性。两人第一次在卫生间相遇时。“她没有一点委身的意思……她观察克雷默尔那家伙的颜色和状态……想研究他身体的变化……埃里卡禁止克雷默尔出声，无论是由于快乐还是痛苦，他茫然所失地听凭陌生意志的操作……”

她并不知道自己将会陷入暴戾的控制之中，这种控制来自内心深处已将自己的爱人客体化的年轻男子――克雷默尔。

在一个黑暗的夜晚，猎手闯进猎物埃里卡的家。以他(男权)的方式和他(男权)的意志完成了对埃里卡的双重暴力。事后他对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埃里卡解释和道歉。并“问她是不是没事。然后又自己回答：会好的!到你结婚。一切就又会好了。”随后他忘却了一切。重新回到年轻姑娘们那里。而埃里卡(女人)却带着暴力留下的深深印记――一把扎在女人骨子里的刀，滴着血，生不如死。在这场两性之间的狩猎中，女性最终扮演了牺牲品的角色。

耶利内克笔下的克雷默尔――虽然只是个年轻学生。内心早已被男权中心意识所规范化，将女性视为猎物。对女性具有强烈的暴力占有倾向，作者借此影射男权中心话语将思想的焦点集中在“自身经验”，而忽视“自身”以外的女性经验的霸权行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论，被冠之所谓“理性”的头衔高高在上于“女性专利”――感性思维。是典型的“暴力”哲学观。因此，由单一的男权模式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无疑也充满着霸权与暴力。并由此产生无穷尽的社会痼疾――战争、贫穷、疾病……循环往复。永元休止。

人类渴望奏起文明与和谐的交响乐――那里没有阶级的高低、民族的优劣、性别的尊卑……多元的声音同时响起。

李丽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江西省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

吴欢：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