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博现象:一次市民的狂欢

从2016年12月27开始，一直到2017年4月，成都人气最旺的场馆，可能不是景区或城市综合体，而是成都博物馆。到2017年2月11日元宵节，为期四个月的敦煌展过去一半，已经有55万人进馆参观，这在中国的城市博物馆历史上，可谓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这是两个博物馆交往的故事：闻名世界的敦煌博物院，把展览搬到了刚启用不久的成都博物馆新馆。对成都市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观展体验，而对这个城市来说，一座新的文化地标诞生了，这里不只是建筑，也不只是收藏历史，而是一个市民可以深度参与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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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举办敦煌展之前，在上海和杭州，都举办过敦煌展，也受到关注，如今，这个展览来到刚开放不久的成都博物馆，更是受到市民期待，因为这里在不久前刚刚举办了乾隆文物大展，成都人的热情让人印象深刻。除了看敦煌展本身外，到市中心来看成都博物馆新馆，本身就是一种家门口的“观光”。

敦煌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观。莫高窟的壁画和佛像，必须保存在洞窟中，根本没办法挪动。对那些想一睹莫高窟风采的人来说，看敦煌展是一个好办法。事实上，敦煌展甚至比敦煌莫高窟的真身还好看，因为在洞窟内的观展，有更多的限制，一次参观也看不了多少。

当然，敦煌展上展出的，都是复制品。不过敦煌壁画复制品同原作一样，也是艺术珍品。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坚守大漠，在敦煌保护、修复壁画，这种复制品创作长达几十年，耗时耗力。它从用材、形体、工艺、风格，要求同原作、真品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复制品不仅为收藏家所看重，也可作博物馆的陈列品，以保护真品免遭破坏，或补救真品之遗缺。

而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老一辈艺术家中的许多人都已经去世，他们临摹过的壁画大多已经漫漶不清了，即便今日在敦煌也很难再见到这些壁画的真实原貌。所以说，这些临摹品早就已是“准文物”了。

成都画家杨麟翼就是其中一位，他在1981年和自己的老师杜显清一起去敦煌临摹时，只有40岁，如今也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他们临摹的《千手千眼观音图》，这一次也参加了在成都的展览。当年，他们应敦煌艺术研究院的邀请去临摹，临摹的优秀作品将被送往日本展览。杨麟翼和老师一起在敦煌一待就是7个月，其中他最为得意的《千手千眼观音图》临摹耗时长达3个月。那段经历是杨麟翼一生中最艰苦的绘画经历。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石窟中进行临摹。那时没有摄影摄像器材，只能靠画家的眼力、经验来进行临摹，对画家而言是一大挑战。在世界博物馆历史上，莫高窟毫无疑问是一个典型。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通道多数已经毁于战火，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的洞窟已为黄沙掩盖，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

这是现代人“发现敦煌”的开始，这个时候，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国家博物馆，而中国距离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还剩下10年时间。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腐败无能，没有眼光也没有能力来保存这批珍贵的文物，藏经洞文物被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以不正当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道士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此后的半个世纪，莫高窟成为西方文物贩子经常光顾的地方，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中国才算启动了对敦煌国家级的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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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与四川有着非同一般的缘分，这和出生于四川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有关。1941年，张大千在画家范振绪陪同下抵达敦煌。他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极大争议，至今依然争论不休。

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他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莫高窟第130窟是敦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窟内26米高的佛像是敦煌第二大佛，该窟历时29年才筑成，平均一年掘进一米。而被剥损的壁画位于该窟进门甬道，张大千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剥得面目全非。甬道的墙上，清晰地留下了他层层剥画的断面。

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展品44幅。在所有的临摹者中，张大千是成就最高的，他后来的创作风格也受到当时临摹的影响。张大千之于敦煌的功与过，对四川艺术家都有启发作用。敦煌研究院老院长段文杰正是看了张大千敦煌壁画展，深受感染后才踏上了奔赴敦煌的旅途。与他一同在敦煌扎根的四川人还有史苇湘、欧阳琳夫妇及孙儒g、李其琼夫妇。他们横跨数千里，远离家乡，为的就是要拯救正在消失的壁画，川人对敦煌贡献良多，也算是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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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展览的全名是叫“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而成都平原则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次展览，放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受到各方重视。对成都博物馆这座新启用的城市博物馆来说，这已经不是它第一次举办大型展览了，不久前，在这里举办的“乾隆文物大展”，就大受欢迎。

在成都，博物馆文化相当发达，除了四川省博物院、金沙博物馆，还有武侯祠和杜甫草堂这样的景区博物馆，而从成都出发到三星堆博物馆，也只要几十分钟时间。但是，成都仍然需要一座自己标志性的“城市博物馆”，这个城市拥有4000年历史，也是中国少数能保持这么长文化连续性的城市，它必须有一座配得上这座城市荣耀的博物馆。

1958年，成都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成立了“成都市地志博物馆筹备委员会”，这是成都博物馆的起点，由著名作家、成都市副市长李氯巳纬镂会主任，担负全市文物的征集、调查、发掘和保管工作。到1962年10月，他们共收集保管各类文物藏品、资料上万件。这些文物暂时存放到成都市中心的大慈寺内，1984年，成都决定恢复“成都博物馆”，仍然是在大慈寺。随着文物越来越多，这个城市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博物馆。

新馆地点选在天府广场西侧，与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美术馆、四川科技馆、锦城艺术宫等建筑毗邻，是一座闪烁着金属光芒、由无数三角形拼接而成的“金镶玉”现代建筑，也成为了成都的新地标。新馆外表采用了“合金铜加玻璃”的方案，有点“金玉良缘”的味道，很有文化底蕴和趣味。整栋建筑呈金铜色，这让人想起金沙遗址、三星堆出土的很多文物与其颜色相似，这也表示，新博物馆是一座连接成都的过去和未来的地标性建筑。

成都博物院院长全程参与了成都博物馆新馆的设计、规划和建设，他曾向媒体介绍说，“市中心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带，成都把这块地方留给了博物馆，足见这座城市对文化的重视。”

一个新崛起的博物馆，需要一场大型展览来迎接观众，也需要大展来考验自我。敦煌展应时而生，这是历年来敦煌外展规模最大的一次，而成都博物馆也组织、请调了配套200多件丝绸之路展品，绝大部分都是各地镇馆之宝的别，来自70多家文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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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众多的成都，成博新馆和以往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即使是敦煌展这样高级别的展览，也是免费观展，这意味着观展将成为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敦煌展开幕没几天，就迎来了元旦小长假。这三天，成博迎来了近六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再现了博物馆刚开启时“乾隆文物大展”的火爆场面，观众几乎从早到晚排起长龙。为了保证舒适的观展环境，成博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每日限流2万人次。来自甘肃敦煌、麦积山和新疆的讲解员睹此盛况，感慨万千。

作为一个城市博物馆，成博还担负着公共教育的职责。春节后开学，有几个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活动放到了成博。孩子们看过动画片《九色鹿》，而在成博，他们看到了敦煌壁画《鹿王本生故事》，那正是九色鹿故事的缘起。作为成都的儿童，对“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这样的名词耳熟能详，但是在观看展览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不一样的、更立体的知识。这些从小就能经常来看展览的孩子，收获的将是一个更丰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