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周村二题

周村不是村，而是一座千年古城，是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是古代的旱码头、鲁商的发祥地。

周村不是村，而是一个曾经辉煌的丝绸之乡、古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

周村不是村，而是一处聊斋文化的圣地。蒲松龄就在这里写下了文学巨著《聊斋志异》，故有“蒲学圣地，聊斋渊源”之美誉。

周村也是村，是“天下第一村”，当年，乾隆南巡时路过此地，欣然命笔御赐。对我来说，周村是一部传奇、一束诗章，是斑驳的光阴里一部耐读的大书，抑或是经久不息的歌吟。

我是无意之中踏入这座古城的。虽浮光掠影，但却在浩瀚的传奇中，引发着思古幽情。

一条古大街和一座旱码头

穿过周村的，是一条被称作“大街”的古商业街。而穿过这条大街的，却是百年历史，千载风烟。人生的沉沉浮浮，商家的起起落落，都被这条大街，悄然珍藏。虽然青石板依然沉寂、灰瓦青砖依然缄默，但从前朝刮来的风和并没有酣睡的历史以及民间的口口相传，却泄露了它曾经的秘密与旷世的繁华。它是周村的古商城缩影，是鲁商文化的绝代风华，是蒲松龄的神思飞跃，是武状元的八面威风，是千佛寺的晨钟暮鼓，是大染坊的“紫白红黄皆悦目”，更是李化熙慷慨解囊的“今日无税”，也是电影《活着》中的坎坷与希望。

窃想，电影《活着》以此为外景地拍摄，大约是因为这条街仍旧“活着”。

是啊，“大街”两侧，老屋老墙老建筑，商铺林立；丝店布店杂货店，商幡招展。明清风格的建筑与商号、匾额与招牌也古旧得一如当年，堪为中国古商业街的一个活标本。

这条大街，从远方蜿蜒而来，从岁月的深处蜿蜒而来。像一部历史的长卷，承载着周村商埠发展的历史，诠释着鲁商文化的独特韵味。这条大街，早已成为周村的一个极富地域色彩的鲜明符号。

“大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明崇祯九年，初步奠定了大街的雏形。至清朝后期，章丘旧军孟氏“祥号”先后来这里营业经商，而远近富商巨贾也竞相云集周村，大街逐渐成为布行、杂货行聚集经营的商贸中心。清末，周村被辟为商埠后，此处商业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一时间，周村便有“日进斗金”、“驾乎省垣之上”的景象，成为辐射鲁中、跨江越河的著名商品集散地，为山东所仅有、江北罕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这样写道：“康熙乙亥间，周村商贾云集，趁墟者，车马辐辏。”相传，乾隆南巡时路过此地，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至今，这条大街仍在发挥其商业功能，被专家称为“活着的古商业街市博物馆群”。

我，就这样在浓郁的商业气息中走着。三益堂、大染坊、瑞林祥等商号不时地映入眼底，恰在这时，我的目光却碰到了一处惊叹：瑞蚨祥！

瑞蚨祥，这是一个极其熟悉的老字号。这让我想到北京大栅栏瑞蚨祥店里人头攒动的热闹场景。这家商号十分了得，当年，慈禧太后过生日，是瑞蚨祥定做的礼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布料就出自瑞蚨祥。那么，周村的瑞蚨祥莫非是北京的分店？地人告诉我，恰恰相反，周村是北京瑞蚨祥的根。道光元年瑞蚨祥在周村大街开业，1876年，掌门人孟雒川在北京大栅栏创立瑞蚨祥绸布店，而后闻名全国。“周村大街”成就了一代鲁商孟雒川的商海生涯。从而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典型代表，更有了“东方商人”的美誉。建国后，在一次谈话别指示：“历史的名字要保存，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正是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信经营的儒商精神，成为工商业最为宝贵的财富。

更令我久久不忘的是在大街的一侧，有一个塑像，后面刻有“还金处”字样。此人，手捧一包银两，目光急切。仔细看下说明，方知，此人系一丝贩，路过此地，“拾金二百。遂伺道侧”，等待失主，“自平旦至上午，忍饥不赴市”。他宁可放弃自己的店铺经营，也要将东西归还失主。最后，失主找来，他如数归还。失主为了酬谢他，想把金子分与他，他力辞不受，“问姓名，不以告”。看到瑞蚨祥和这个“还金处”，我忽然醒悟，为何一个小小的周村，能够名扬四海？就是因为这里的经营讲诚信、商家有品格。身在“铜臭”漩涡，却不染“铜臭”，淳朴之民风，高尚之商德，生意何以不“通四海而达三江”呢。

走着，转着，想着。丝市街、绸市街，丝店、染坊，所有这一切，都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此地应该是桑蚕之地。可在我的印记里，桑蚕出于江南，为什么周村却是蚕丝、绫、罗、缎、绸等的集散地呢？

原来，在古代，山东的气候温和湿润，很适合桑麻生产。从商代起就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民谣道：“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史记》亦有记载：“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周村，在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於陵邑。唐宋以来，周村丝市街、绸市街不断发展，绫、罗、绸、缎也源源不断地从周村运往世界各地，从而形成“接三江而达五湖”的繁荣景象。周村也成为古代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和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同时也使周村有了旱码头的美誉。

所谓旱码头，即指商业流通发达的内陆市镇。清嘉庆年间《重修周村兴隆桥碑记》中这样解释道：“码头者，商贾往来停泊之所，若汉口、佛山、景德镇、朱仙镇之属。以其不通水路，无巨舰飞帆破浪翻飞之概，故别之曰旱码头云。”

一座旱码头，商贾集散地。“齐鲁千亩桑麻”、“冠带衣履天下”。伫立古街，遥看一个沧桑的背影，体味一段古街的传奇。隐隐间，仿佛大唐西域商人的身影，正风尘仆仆地从身边掠过，瑞蚨祥门外，那装满着绸绫和锦缎的马车，正欲远行……

一代大文豪和一座尚书府

令我久久仰视周村的，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商业重地，更因为它是一个文学高地！蒲松龄的文学巨著《聊斋志异》就诞生在这里。这便有“蒲学圣地，聊斋渊源”之谓。

在中国文学史上，《聊斋志异》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因此，蒲松龄与莫泊桑、契诃夫同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聊斋志异》的中外影响是巨大的。如今，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戏曲剧本不胜枚举，聊斋故事已天下流传。莫言自称是蒲松龄的传人，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小说，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然而，大多如我一样的人，只知蒲公、只知聊斋，却不知是一座尚书府、一个家族，成就了蒲松龄、成就了这部巨著。

这座尚书府，就是毕自严的府第，这个家族就是淄西毕氏家族。

走进周村的西铺村乡村记忆博物馆，就读懂了一个家族的兴旺之本，就走进了一部巨著的创作之源。就是在这西铺村，蒲松龄应同邑的毕家聘请，设帐西铺庄，在毕家教书33年，从而创作出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对于蒲公来说，从一个教书先生到一个伟大作家的跨越，在时间上历时30多年，而在地域上却只经历了一个尚书府。按着现在的说法，尚书府就是他的创作基地。生活的况味、灵感的捕捉、视野的开阔、乡间的传说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和创作的根脉。

尚书府的主人，叫毕自严，明万历二十年进士，累迁至户部尚书。毕公一生不喜金钱，唯爱读书。其子毕际有任江南通州知州。爱交友，与当时文人雅士交情笃深，喜读书，“志欲读尽天下书”。毕家的万卷藏书楼，蜚声齐鲁，名闻华夏，与当年宁波的“天一阁”比肩齐名。此地，乃富贵之府、贤孝门第、诗书世家，为淄西毕氏家族“十七世诗礼门第，五百年孝友家风”发迹之地。

说起毕氏家族，当地同行者侃侃而谈，盛赞不绝。明初，毕氏迁居西铺村，勤俭持家，艰苦创业，立德树人。始终遵循族训：“承前谟，不居间，不放债，不攻煤井；愿后世，学吃亏，学认错，学好读书。”毕氏后裔以“耕读传家，诗书继世”为治家宗旨，贞厚节义，重德从善，代有贤达。

正是这一家族力倡读书、宽厚至仁、识才爱才，才与蒲松龄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说起蒲翁与毕家结缘，当地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

清朝康熙初年，蒲松龄进省城赶考，路经尚书府，正遇毕家晾书于路边，蒲公见到众多名著奇书，喜出望外，立即徘徊其间翻看。此事被当时的毕家主人毕际有得知，断定此人必是高人，遂将蒲松龄接到府中攀谈，毕际有喜文善交，二人相见恨晚。后来，毕际有得知蒲松龄考试未中，便专程到蒲松龄家里，聘请蒲松龄为毕家的家庭教师，蒲松龄欣然应允。

科举无望，大志难酬，灾年频仍，缺衣少粮。正值中年的蒲松龄在人生路上挣扎之际，毕家伸出援助之手。为稻粱谋、为读书计，这是蒲公最初的权宜之策，但蒲公着实没有想到，在毕家，他完成了著书的最大愿望。从他到毕府“坐馆”教书，一直到他“撤帐”回家，他在毕府生活了33年。就在这期间，一部惊世之作，酝酿而成。

那么，何以见得他做教书匠是权宜之策呢？因为委身教书是他十分不情愿的事情，他曾写过一首诗：“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当孩子王。”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不愿当教书先生的想法，可他大半生却在毕家坐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遇上了一个可以使他大展宏图的好馆东。如此说来，这首诗可改为“若有一线路，可当孩子王”了，而这一线路，就是毕家为他提供的优越条件和高规格待遇。

行走在尚书院，思绪万千。风从耳边滑过，仿佛听到当年毕家弟子诵书的声音，以及蒲公“万卷楼”上翻书的声音，或是“绰然堂”中写书的声音。这声音，或带着童稚之气，或带着笔墨馨香。这座宅院，在我的心目中，越发高耸起来。这是一个家族精神屹立的可靠凭证，更是一座文学丰碑的稳固基座。

在这座尚书府里，蒲公的精神是愉悦的、待遇是丰厚的、见识是广远的、主仆是亲密的、灵感是腾跃的、创作是激情的、想象是辽阔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伟大作家和这部最伟大作品的催生基因。

就在这个府上，蒲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毕府为其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待遇，使其能够养家糊口。设帐初期，家中贫寒，设馆后，已是岁有余粮，地有五十亩，已然是当年的小康了。况且每逢蒲公参加岁考、科考及秋闱，毕家皆慷慨解囊，多方资助。

也在这个府上，蒲公吸取了浩瀚书海中的文学精华。“万卷楼”里的十万本藏书，他可以尽情地翻看阅读。用他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这使他有了极其广泛的知识储备和辽阔的创作空间。

还在这个府上，蒲公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心灵的慰藉，并拥有了极其优越的著书环境。毕家敬重他，待若上宾。特别是蒲松龄屡试不中，毕府都百般安慰。就连他“闱中越幅被黜”时，毕际有的侄子毕盛钰也来劝慰。蒲松龄遂写《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的这首词，以示感谢。至于创作环境，蒲公写诗赞道：“几榻悠然花未老，朝朝乘兴杖藜来”，并多次称赞毕府清幽环境，这充分道出了他在这里静心读书、专心写作的一N状态。

正在这个府上，蒲公多了些热心的素材提供者和参与创作的同仁。在蒲公的引领下，毕家人氏皆以给其提供创作素材为荣，还积极参与创作之中。特别是毕际有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的《鸲鹆》和《五大夫》，就是毕际有写好之后，由蒲松龄稍加润笔而收入《聊斋志异》的。蒲公为了表示对老馆东的尊重和感谢，特别在篇末注明是“毕载积先生记”和“毕载积先生志”。另外，还有一位叫毕世持的人，续补了《聊斋志异》中篇幅较长的《马介甫》这一个故事。

仍在这个府上，蒲公结识了天下名士，开阔了眼界。毕府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又是诗书世家，与文化名人多有交往。通过毕家，蒲公结识许多文人雅士。特别是在结识了时任刑部尚书、著名的诗坛领袖王渔洋后，二人书信甚密，赠诗唱和。王渔洋曾为《聊斋志异》写下了最早的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这是王渔洋对这部巨著所作的极有眼光的鉴赏和评价。

恰在这个府上，蒲公与馆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浓重的情感。33年与毕家相处，他们俨然是一家人了。这种超越了馆东与塾师关系的人间真情，令蒲公感佩之至。毕际有逝世后，蒲松龄连做了八首诗，痛悼“十年同食友”的老馆东。其中一首写道：“商今略古日科头，一旦骑鲸赴玉楼。临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孙多业足光先德，子孝犹堪解母愁。名寿如君复何憾？伤心最苦在离忧。”这些诗，伤心刻骨，泣血歌哭。毕际有离

世后，应其子毕盛钜所聘，蒲公又在毕家坐馆20年。少馆东与蒲松龄年龄相仿，二人同桌共食，抵足而眠，情如兄弟。蒲公在给毕盛钜的诗中写道：“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月我同君……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足见两人交情。不仅如此，蒲公对他的弟子也极其喜爱，诗云：“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这说明，蒲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家庭了。

无须讳言，因有蒲公殚精竭虑的著述，有万卷藏书的滋润，有名人雅士的相帮，有幽雅闲适的环境，有毕氏一门的支持，有主宾深厚的情义，方有《聊斋志异》的横空出世。

一个伟大的作品，造就了一代伟大的作家，一个厚德的家族，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作品。这是西铺村之幸，是一个家族之幸，更是华夏文学之幸。

我，站在这诗书门第，那一砖一瓦抑或是一抹绿色，仿佛都是那万卷藏书楼中的一张张书页，读，却读不尽，看，却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