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用心何在?

丁玲，这个名字在我们青年学生中，曾骗得了多少信任和尊敬！然而，我们不再受骗了。

今年四月六日，在校内文艺社的组织下，我们十多个爱好文艺的青年，怀着对“老作家”高度的尊敬，访问了丁玲。丁路装着欢迎和关怀青年的样子，和我们漫谈了两个钟头。当时，有的同学从她的言谈中，也隐约地嗅出一股不健康的气味；而更多的人，则是被她的表象所蒙蔽。就有同学在日记里这样地写着：“文艺社组织我们访问了丁玲，这实在使人太高兴了。直到下午六点，才不得不告别主人，一次有意义的访问结束了。”多么轻信，天真！今天，当丁玲的美丽的外衣撕了下来，当我们重新翻检那次谈话的记录，回忆起谈话时的气氛，我们便更加体会到她的恶毒的用意——那是明目张胆地向我们放毒，点火。在这里，我们要揭露和批判她，肃清她在我们身上散布的毒素。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丁玲虽然也巧妙地运用了一些“正确”的词句，但却掩盖不了她的骄傲狂妄的神态。她充满了对文艺界、文艺界的领导者的不满和诽谤。把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描绘成为一幅阴暗的图景！

她首先对文艺事案的成绩，进行了歪曲和否定。她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她说：“现在的文艺作品，你不要只看印了多少万册，其实没有人读它。只有搞文艺的读一读。你们读，因为你们是学语文的（其实我们几个是历史系的）；你们的老师在要读，因为他们要教你们。此外就没有什么人读了。领导干部是从不读的。为什么没有人读呢？主要是没有产生出一部能够真正反映我们时代的作品。不然，为什么有的人把红楼梦翻烂了，也不去读新小说呢？为了配合政治任务产生的一些作品，生命力是很低的，运动过去就完了。根本谈不上艺术性。”对于一些文艺工作者，为了及时反映服国的面貌而写的特写、文艺报导，她是极其鄙薄的。认为这是“搞小玩意”，是“没血没肉，一点也不生动”。而她主张：“文艺领导部门应花本钱，让作家能够拿出一个大部头来”。

解放几年来，我们的作家，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小说、戏剧、诗歌……，不少作品，深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所喜爱。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就以我们几个人来说，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就曾精细地读过很多描写新时代、新人物的作品：包括反映建设面貌的特写和通讯，深为作品的内容所激动。作品其所以能感染人，除了它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重要的还在于它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文艺是应该为政治服务的。而丁玲却反对为政治服务，并且一面抹煞文艺事业的成绩，一面又力图使人相信，似乎文艺事业没有成绩，又是强调了为政治服务的结果。

在谈到理论与创作的关系时，有人问她，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方针政策，考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她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我只是认为要写了，就写。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的，结果落到公式化概念化的死框子里。”看吧，丁玲的这种论调，不是同其它分子一样，在反对公式化的同时，企图反对或摆脱党的文艺的根本方针。她分析陈登科的“爱”为什么失败了？主要是“陈登科没有知识分子的恋爱生活”。难道真是这样的么？作家的思想感情不健康，应该说是“爱”这篇小说失败的主要的原因。

值得思索的是，丁玲是对着我们青年学生讲的。她不独不引导我们如何正确看待现在的作品，如何正确地学习创作，反而灌输这些荒谬的“理论”，其用心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文艺批评，丁玲流露了郁闷的心情和极大的不满。她说：“现在谁要被批评了，谁就算倒了。特别是青年作家，来一下就再也抬不起头来。老作家还好一些，因为不那么容易倒。虽然不那么容易倒，他们也不敢轻易写东西了。这种风气很不正常。”“你们知道，‘意见’这个词，本来可以是批评，也可以是表扬的。可是，我们这里说‘意见’，就是光批评。我们就是曲解了它。”她还说：“还有一种坏风气，就是对人有厚薄，有褒贬不表现出来。不管谁在讲话，我们要拍手，就都拍三下或者五下，似乎有了厚薄就不好了。”

丁玲把文艺界说得多么阴暗，似乎从事文艺批评的人，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打手，手持一根棍子，不论是谁，就一棍子打死它。并且是从来也不说好的，不表扬的。在这些人的“统治”下，青年作家“抬不起头来”，老作家“也不敢轻易写东西了”。这完全是污蔑。事实上，党一直教导我们，批评，包括文艺批评是应与人为善的，是肯定成绩也指出缺点的。拿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来说，讨论了那么久，最后也还是作出

公正的结论，并没有一棍子打死。批评是促使创作繁荣、健康的有力武器，作家们也是欢迎批评的。只有丁玲自己，一面是厌恶和抗拒党的批评。她把这样的心情向我们摊开，企图挑起我们对于批评的反感。她说：“要拍手都拍三下或五下”，好像有谁在强制似的，连拍手的自由也没有了。多么巧妙又多么刻毒的暗示！

丁玲对人倒是有厚薄有褒贬的。她在我们面前就“褒”了一些人，又“贬”了一些人。她不止一次提起陈企霞，说他聪明，有本事，然而文艺报的工作不干了。言外之意，是陈受到了“排斥”。对胡风骨干分子路翎，她很欣赏，认为有才华。对于过去由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受到批判的人，她也很同情。而对于赵树理同志，她却极尽“贬”的能事。她说：“赵树理就是那么一个基本人物，三仙姑，小飞蛾，能不够，在哪一本书里都把她搬出来。”她还说：“赵树理的老婆，就是他写作时的词典，有些话问问她就得了，而且写好了还可以订正一下。李准也是这样。”由此可见，她欣赏的是些什么人，她讨厌的又是什么人？她和我们这么讲，自然是想迷惑我们这些幼稚的青年，混淆我们的视听。可惜的是，就在当时，我们心里也并没有同情她的看法！只不过还没有认识她的本质吧了。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她对胡风问题的看法，她假意地说：“胡风嘛，这个人不好，他好在背地里拉拉扯扯的。”一直不谈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反而为胡风的“理论”辩护。她说：“胡风的到处有生活，只是提的不是时候。若是现在，当然也可以‘放’了！”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胡风问题若是现在发觉，就不会是反革命。胡风是反革命，已经罪证如山，为全国人所共知共愤，而丁玲却与众不同，这只说明了她的反人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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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丁玲是初次见而，谈话又只不过两个多钟头，她自然不能畅所欲言；而我们现在只凭简单的记录，自然会遗漏不少的毒菌。但仅就以上所述，也就可以看出丁玲的思想是多么严重、恶劣！她是我们青年灵魂的蛀虫，我们一定要彻底清除她的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