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9 02:33:16
它“开门”轰响炮火,医疗闭塞的中国耳朵,奏响“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它“开门”制造花色的手袋,解放了当代中国的财富生活。而如今,作为中国乡镇综合实力排名的头把交椅,它也是中国商业地理必然铭记的坐标。
虎门只是中国制造业城市东莞的镇街之一,面积17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五六十万,但它的威名在某种程度上却超过了它所在的城市东莞。这其中自然离不开一位钦差大臣在160年前的一把“火”。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把收缴的英美鸦片贩子的2376254斤鸦片在广东虎门镇口海滩当众销毁。
被销毁的烟土大都来自中国近代海外贸易的鼻祖广州十三行。因为鸦片,这个集散地被林则徐封锁多日,甚至成为了鸦片战争的索赔借口。在清帝国军备废弛的时代,虎门的沙角炮台和威远炮台形成犄角之势锁住大海通向广州的咽喉。但原始而固定的炮台,以及落后的火器,注定了近代史的悲剧开端。
现在,在人文历史不算久远的东莞,虎门炮台和销烟池早已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历史风景区。在现代化的虎门海战馆里,帝国军队的无奈之败被描绘在一副巨型壁画上,在当代声光电合作的高科技包装下,勾勒出充满黑色幽默的“穿越”画面。
大逃港
被炮火洞开的虎门,并不能立刻从敞开的大门中解脱。百年以降,虎门乃至中国一直在闭合大门以及冲破大门的运动中挣扎。
比如虎门历史上三次“大逃港”风波。
第一次逃港大潮是在新旧政权交替期间。有人或因阶级出身,或因意识形态对立,或因血债,或因担心资产被充公而逃港。第二次发生在1962年,“”导致部分人因为饥饿铤而走险。第三次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贫穷。前两次逃港帮助一部分虎门乃至东莞人富裕起来,隔岸的香港变得不再如宣传中所描绘的那样“水深火热”。海岸这边则运动不止,生产停滞,虎门人再一次铤而走险。
我们循迹得知,虎门是广东大规模逃港的集中地区。而其中的沙角、路东、河仔是最危险的海路逃港基地。
我的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连续造访了虎门的主要逃港地点。71岁的李福胜让人印象深刻。1979年12月5日,兽医李福胜跟随着同乡参与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偷渡。三艘超载的渔船搭乘了虎门河仔村3个生产队三百多人离开故土,奔向前途不明的未来。第一生产队的船被水警查获,只有一人顺利登陆彼岸。第二艘顺利登岸。而李福胜和他的乡亲们登陆后,遭到水警埋伏,只有他和二十几个兄弟奔命逃脱了警方的缉捕。
登岸之后的李福胜东躲。历史上第二次逃至香港的亲戚不敢见他。只有一个姑姑见了他的面。他只有养鸡,甚至在码头当苦工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每月一千多元的收入相比他在虎门一个月累死不过30元的窘迫,简直就是做梦。7个月后,他得到了一张香港的身份证。
逃港并非每次都如此传奇、浪漫。不少乡民选择潜水游往香港,那是一场生死之旅。生蚝锐利的贝壳边缘足以刮破肚皮,冰冷的海水会立刻摧毁你生存的意志。
但是人们依旧趋之若鹜。在虎门的各大水库里,来自广州番禺、惠州和东莞各地的偷渡者们会进行逃港游泳“试训”,当他们自认为足以游过对岸后,他们会准备千奇百怪的偷渡工具汇集虎门逃港地。
一种高30公分、用竹篾和木片捆绑成的圆盆被广泛采用,这是原本装牡蛎的盆,只容许一个人趴在其中,人们相信这样能躲过巡逻艇的搜查。而更为穷迫的家庭,可能选择一张床板,一个橡胶轮胎,甚至仅存的生活工具木犁,凫水悲壮地冲向东南角。这是一条毫无保障的冒险之途,因此在河仔村,家里有两个劳力的,才被允许逃港一人。
盗取商业火种
1978年,小岗村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新纪元。而在千里之遥的虎门,一个祖籍上海的香港人和虎门一家服装厂里的几十号人则撬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民间工商业理想。大胆的人们凫水游向海的对岸,而对岸关于财富和商业的思想,却在悄悄地倒灌进来。
1978年7月29日,外表儒雅的香港商人张子弥手中提着一个黑色的意大利流行皮包,包里装了几块布料。他的目的地是虎门太平服装厂。此时距离北京下发《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贸易办法试行条例》才14天,连揭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尚未召开。中国上下,还遗留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情结。
张子弥此行希望太平厂帮他加工手上的皮包。当时还在太平服装厂里跑业务的唐志平回忆说,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那种带着“资本主义原罪”模样的古怪皮包。当天晚上厂里找了3个人做了一个通宵,就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皮包。于是200万港币的投资合同签订了。太平服装厂在太平竹器厂里借了一百多平方米的厂房开起了手袋厂。中国历史记住了这一时刻:1978年9月15日。
30年后的一家咖啡厅里,唐志平缓缓对我说道:“200万元港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陆工业赚取的第一桶金。”
未开厂前,唐志平一个月工资才30元,而开厂之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达到了100元。所以尽管手袋厂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那些批判者也会提着油鸭来求老板收下自己的子女打工。
先前叛逆的逃港分子也开始变得吃香起来。两名偷渡客和虎门一个“胆大妄为”的村庄,艰难启动了中国南方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1978年初春,身高一米八的虎门大汉张旭森被折腾得够呛,这位龙眼大队的支部书记偷偷在家中找人密谈了几个月。原来他想请1962年偷渡到香港的张铭、张超兄弟回来经商。
这两兄弟的出身本就是破落地主户,又加上是逃港的偷渡客,怎么样让他们回乡投资?张旭森一直拿不定主意,直到太平手袋厂的示范作用让他有了信心。他说服了支部党员干部。张氏兄弟也并没有直接回乡,而是投石问路,给村里送了一辆车。这下不得了,虎门公社一位主管政法的领导立刻批评说:这里搞反偷渡,你还接受偷渡客的捐赠,怎么回事?张旭森以太平厂为例,却被领导训斥:太平是乡龙眼是村子,张子弥是合法商人,张氏兄弟是偷渡客,不能相提并论。
张旭森只得面见敢作敢为的虎门党委书记黎桂康,才拿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中国农民第一次当起了厂长。
虎痛
在中国的富裕乡镇中,很少有谁的经历如虎门这般传奇。1978年的虎门,每天傍晚,执信公园的街角总有人摆地摊,卖“洋货”―主要也就是袜子、衬衫什么的。这些大部分是逃港的亲戚给家人捎回来的,按照规定带回价值30元港币的衣物不算走私。于是一位人称香大姐的女人成为传奇的一部分。她地摊上的衣服总比别人多。后来才知道她每次过境都在身上穿很多衣服、袜子,回到虎门再一件件脱下来。所以夏天她总把自己捂得一身汗。
还是香大姐,看到地摊越来越多,便四处搜货,人们效仿她的做法,居然逐渐形成小商品商贸。到了1993年,当时造价7000万的富民大厦建立,开张那天,1282家商铺的衣服被来自全国的采购商抢购一空。
一位老兵,也成为虎门服装传奇的一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退伍,除了400元的复员费,他的家当就只是妻子的惟一陪嫁,一台锁边机。老兵借了300块钱终于凑齐两台淘汰的老式缝纫机,想开个工厂但却没有厂房。于是,老兵在伶仃洋畔踌躇。海上却突然漂浮过来修建沙角电厂而废弃的机器包装板,他把它们打捞起来,在海边搭起了一个板房,他的工厂就开工了。这是王国宾的服装帝国的开始。他身上最后的几块钱买了封鞭炮用来开张。没想到十几年后,他的服装品牌“松鹰”开始叱咤风云。
另一个人当初的境遇似乎比王国宾更惨。这个在河源出生的男人,父亲遭人冤枉,全家抬不起头。读中学的时候,是班上最穷的,到了高二就读不下去了。他借了5000块钱做木材生意却换回一大堆木头。这个叫郭东林的年轻人只有离开故乡逃债。做水果生意还清债务的郭东林,到虎门看了满街的服装,心野了,开起服装工厂,十几年后,他锻造了一个正在向全国进军的品牌“以纯”。
然而二三十年前的传奇,并不一定能决定虎门的未来。尽管排名中国乡镇综合实力第一位,但最近,虎门官方公开承认,“因缺乏发展经验等历史原因,使自身走上一条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粗放型的发展路子”。
经历金融危机的虎门,集体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
然而但凡讲到转型,也就意味着它要面对很多积压已久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服装就成为虎门的标志性产业,富民服装市场、虎门服装节的名头响彻南国。但是,长期满足于加工贸易的利润,使得虎门缺少服装品牌。在江浙一带的服装企业依靠品牌迅速崛起的现实下,虎门的服装制造业已然落后。
推门迎海
虎门这次开门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不比炮火小。
不过虎门一直不匮乏敢于突破、开眼看世界的精英。1985年,唐志平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太平手袋厂的第三任厂长。5年后他却离开了工厂,甚至离开了服装业,搞起了玩具。有趣的是,唐志平实验了很多领域。这些领域有很多现在是虎门的支柱产业。
现在的唐志平喜欢谈论浪潮理论。他跟我说过一个多小时的健康学和营养学。他坚持认为,下一次经济浪潮将来自保健品,财富的拥有者们将视健康为珍宝。
一位当年将太平厂视为“天厂”的毛织工人陈成稳,如今却代表了虎门新一代高新产业。1987年赚取了一个亿后,不会电脑的陈成稳靠两台IBM在虎门创立了虎彩印刷厂。这个曾靠印“黄果树”香烟外盒迅速起家的企业,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强调战略管理的现代企业集团。到2012年,陈成稳的梦想是实现销售额100亿。
印刷、电子、信息工业、文化产业等逐渐成为虎门产业改革的新力量。
虎门官方对于改革的雄心更加昭然,第一条就是开门迎海。虎门虽然靠海,但并不真正意义上和“海”产生太多涟漪。相反没有土地的虎门渔民甚至是东莞本地户籍人口中最贫穷的那一拨。而今,虎门官方不仅要重新设计威远岛,还要将这个小镇定位为滨海国际商贸城市,加大商贸和现代休闲旅游业的投入。
不过相对于这种政策口号,人们似乎更看重虎门对于教育的中长期规划。比如到2020年,教育经费在虎门镇本级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将从现在的27.57%提高到33%。这比国内平均水平高出了很多。而高等教育的引入,以及促使98%的居民成为大学生的居民素质培养计划,将会真正地改变虎门。
毫无疑问,只有这类并不侧重GDP的中长期规划,才能保持一座城市在长远未来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