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时装美人图》

徐悲鸿自小嗜画，简直到了爱画如命的地步。九岁开始，他便随父亲学画，每日临摹一幅吴友如的界画和人物。十岁便为父亲在不重要的部分添染颜色，与此同时，对着香烟包里的公仔纸中的动物画片照着临摹，不过被父亲斥之为画虎不成反类犬。但他没有灰心，不断地画下去。由于家境清苦，17岁便到家乡的一间中学去教图画，两年后，父亲病逝，负债累累，他只身来到上海，不名一文，无依无靠，在秋风苦雨、饥寒交迫之际，仍抱着以画谋生之念，一面托人到复旦大学求工，一面把作品寄到《小说月报》以求月入二三十全之小差，但都遭到拒绝。在漫长的等待中，他偶然到高奇峰刚刚创办的审美书馆流连、观画，某日突发奇想，画了一幅马寄去，希望能叩开审美书馆的大门。谁知几天后，他接到了高剑父的一封信，极力赞赏他的作品：“虽古之韩千，无以过也。”徐悲鸿掩饰不了其兴奋的心情：“以小作在其处出版，实少年人最快意之举。”因而得以认识高氏兄弟，随即他来到审美书馆，叩见高奇峰，坦然相告自己的困境，奇峰怜之，嘱他画四幅美人图。徐悲鸿立即答应。时值年关，桃符万户，锣鼓喧天，回到住处，又得复旦大学录取消息，真是双喜临门。但他此时口袋中只剩下小洋两毫，画四张画需时一周。只能每天清晨买一饭团充饥，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至第五日，已到绝粮之境。于是只能饿着肚皮把画画好，匆忙到审美书馆交差。谁知那天是星期六，高奇峰没来，只好留下画稿，怏怏而去。在此饥寒难支之际，遂求一同乡借贷二十金。到了星期四下午，突然收到高奇峰的信，称赞他的画很好，并决定报以五十全作笔润。徐悲鸿意气为之大壮，急急去取了这润笔费后，清还了债务，顺利地入读复旦大学攻读法文，从此，徐悲鸿开始步入顺景，并走上了美术之路。

遗憾的是，徐悲鸿这四幅美人图，在当今出版的有关徐悲鸿的画集及传记中，均只有文字记载而不见有图片收录。

笔者十多年前于黄志坚先生家中得以获观其中两张，先生去逝后，不知其下落，所幸当年蒙先生允为拍摄，得留一画痕。

黄志坚先生旧藏徐悲鸿的美人图为明信片，一日《凝香图》，呈椭圆形，编号为“三色版第十二号”，一日《纳凉图》，为条幅形，右下角署“江南悲鸿”四字，编号为“三色版第十三号”，标题与编号之间均注有“徐悲鸿笔，上海棋盘街审美书馆印行”字样。

这两幅画的发现对徐悲鸿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

徐悲鸿1930年发表在《良友》的《悲鸿自述》中，提及了高奇峰嘱画四张美人图，但并没有清楚说明是在哪一年。而被人所忽略的是，徐悲鸿《自述》中以年龄记事，根据当时中国的传统习惯，年龄都以虚岁计算。大概正因如此，所有关于徐悲鸿的年谱、传记以及回忆文章中，虽然都根据徐悲鸿的《自述》提及这四张美人图，但因为忽略了传统上年龄的计算习惯，因而把这四幅美人图的创作时间列入1915年甚至更后。如徐庆平编的《徐悲鸿年表》(《徐悲鸿的艺术》，香港艺术馆编制，香港市政局出版，1988年)中，虽无提及美人图，但提到了他所画的马，时间定在1915年；徐伯阳、金山合编《徐悲鸿年谱》1916年1月的记载中称：“一月下旬，生活又陷入绝境，再次将画的一匹马送审美书馆高剑父，高回信称赞说：‘虽古之韩千，无以过也。’”并得以出版。而在2月2日的记载中则曰：“农历大年除夕。应高奇峰之约，再为审美书馆画仕女四幅，要完成这些画，需时一周。”可谓言之确确。但从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出版的《时人画集》中，内页刊有全版“审美书馆发行环球美术邮片”广告，在《最新时装美人》系列中，作者就有徐悲鸿的名字，同时出版的还有郑曼陀。周柏生、徐咏青、丁悚、胡伯翔、但杜宇等各家共三百余种。

《时装美人图》画成后，即收入审美书馆出版物的“环球美术邮片”之列。随后在民国五年(1916)年，审美书馆又重新把此四幅画分别再印为挂屏和册页，(见陈树人译述的《新国画》再版时版权页广告)这套“时装仕女(挂屏)”，“大小数十种，均为著名画家曼陀，柏生、悲鸿诸君所绘，石版精印”，在广告中高氏以“艳丽绝伦，陈设厅事，诚最优美之装饰品也”作广告词以广为招徕。

由此，可以确定并廓清了徐悲鸿四幅美人图的创作时间应为1913年底互1914年1月初之际。同时这也廓清了徐悲鸿和高氏兄弟交往的时间。

又据徐伯阳。全止合编《徐悲鸿年谱》1915年11月项记载如下：(徐悲鸿)“给审美书馆绘春夏秋冬四幅五彩花鸟屏条，和一幅水墨钟馗像，一幅素描的观音，后者是作为样品的试笔。”这在徐悲鸿的《自述》中未有提及，对于钟馗像和观音素描，我们暂且不去研究，至于记载所说的“春夏秋冬四幅五彩花鸟屏条”，恐怕即为时装仕女四屏、因为根据美人图显示，《凝香图》所绘的正是春天的景色，而《纳凉图》便为夏天景象，至于未获见的另两图，应力绘以秋、冬为背景的仕女图。当然，这是在未有新的发现之前所作的推测。

从徐悲鸿的美人图中，我们可以窥见他早年的绘画技法和审美取向。郑逸梅说“徐悲鸿绘画，从临摹吴友如人物入手。”(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郑逸梅选集》第三卷35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他早年的确长时间临摹吴友如的人物画，但从美人图中，我们却可以明显感到画的取材与形式均受当时大行其道的月份牌画的影响，画面中透露出时装化新女性的时尚、情趣和格调。大概是第一次的尝试，且是在饥寒交迫中以一周时间匆匆画就，因此，和当时的月份牌画相比，人物画的工力显得有点逊色，他无法像郑曼陀、徐泳青等月份牌画家那样用细腻的上笔技法去勾画人物的细部(郑曼陀等画家的月份牌画，其人物连头发也绘画得纤毫毕现)，甚至连人体的结构比例也有点失调，表情略嫌呆滞，甚至连神情也仿如徐悲鸿绘画时的心境一样有点儿忧郁与哀伤。作为人物的处女作，其败笔与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无可置疑的是，在摹仿、学习月份牌画中，徐悲鸿的美人图亦不失具有自己的风格。右配景上他舍弃了工笔画法细腻的刻画。而更注重画面的意境，配合人物的形态与神情，以西洋画法去渲染天空的云霞，在《凝香图》中。正是通过这种渲染去传递春天的气息，至于花鸟树木，也是采取了国画和西洋画相结合的技法来绘画的。同样，在《纳凉图》那栏杆，桥梁、山水的处理，更显示了他对光暗、远近、透视技法熟练的把握，充满着一种与别不同的风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自小对外国的烟包中附送的动物色片和东洋博物标本心摹手追，因此两图画面中的两只小狗却画得非常逼真，形态各异，生动传神，为画面增添了不少情趣。

从这两幅亘中，显示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这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不仅显示了他的才华，同时也为他日后对融合中西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基础。

徐悲鸿美人图的问世，为他与高氏昆仲搭起了友谊的桥梁。由于徐悲鸿在作品中融汇中西技法朦胧美以及那种强调阴阳向背的效果，正切合了高氏艺术融洽东西的理念和喜爱浓重渲染的视觉追求，因此深受高奇峰的赞赏，高奇峰看到后亲笔致函，“誉于吾画”，即报以五十全，并立即予以出版。饶有趣味的是，高氏在宣传策略上，对徐悲鸿这位刚刚出道的“画家”的处女作不仅给子高度的评价，而且把他的名字与早已成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徐泳青、周柏生等人并列，称之力“著名画家”的行列。

对于高氏昆仲的赞许和雪中送炭之恩德，徐悲鸿一直心怀感激，永志不忘。他不仅在《自述》中详加记述，而且左日后论及高氏的艺术时亦经常不忘重提旧事。1935年在《谈高剑父先生画》中，徐悲鸿再次谈到：“吾弱冠识剑父于海上，忆剑父见剑父见吾画马，致吾书，有‘虽古之韩十不能过也’之语，意气为之大壮。时剑父先生与其弟奇峰先生，画名籍甚，设审美书馆，风气为之丕变。奇峰亦与吾友善……奇峰前年作古，廿年之别，竟成永吠，私衷悲痛，念之凄然。”1936年高剑父被中央大学聘为艺术系国画教授，显然也得力于徐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