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立中:“过头税”与税收的课征边界

政府不仅要让纳税人知道税收去向，更重要的是政府应明确界定自己到底需要多少钱。

它牵涉到税收本质的嬗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过头税”，今年如此早地上了大陆某些央字号媒体的新闻头版，令人有一种玉露生寒的感觉。按照往年规律，这是媒体年底的一个“老掉牙”话题。“过头税”之所以在中国土壤中生命力如此之强，无外乎中国税收自由裁量权与纳税人的权利不对等，补之于中国税收征管弹性较大。其他原因包括中国式税收缺少明确的边界，官员任期制（“过头税”的征收具有政治周期性特征），乃至各级政府拿乌纱帽做赌注，层层施压、年年加码，等等。

“过头税”虽有从根源上来说卡不住政府支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税收自由裁量权过大，使“过头税”禁而不止，成为中国特色下的制度顽疾。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对课税权力进行约束，“过头税”不会自觉地“以民为本”回到从善如流的道路上来，纳税人的痛苦感只在于“被过头”的幅度高下而已。

国家税务总局刚刚下发的一份《关于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称，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规范和控制;应当选择对纳税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对纳税人造成的损害不得与所保护的法定利益显失均衡。不过，在外部监督机制缺位的情况下'觊觎借助内部自我约束自由裁量权的提升，就能打通税收寻租以及裁量权被广泛滥用的“任督二脉”，并不现实。

中国大陆现行税制的既有问题是，名义税率过高，征收率弹性较大，税制改革缺乏应有的前瞻性，有些税收政策在设计初期就存在漏洞，政策人为刻画痕迹显著（某些政策有被利益集团绑架之嫌），市场短期行为充斥，然后，再不断地进行拾漏补缺，导致政策多变。经过如此一番腾挪，税收就有了足够的寻租空间，税收非常容易被执行人操控。

正因为上述灰色区域的存在或不断被“制造”，因应破窗效应，偷逃税（包括假发票泛滥）成为一种“无奈”的“次优选”。一如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所言小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没法过日子。其实，这也是民营企业家创新和投资不足（甚至忙着向国外转移资产）的一种比寝另类的解读。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政府“正法”，何时又会被官家“笼络”。说白了就是一个主义与市场在尺度上的拿捏问题。

对未来的中国税收变法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把握，一是支出，或日社会保障问题，一是收税边界问题。税收多年来超高速增长，个中原因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固然，政府不仅要让纳税人知道税收去向，更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应明确界定自己到底需要多少钱、官员胃口的底线以及公家开销的规模，等等，然后才会有一个令人“愉悦”的税收。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牵涉到税收本质的嬗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以民为本要有货真价实的内涵，打造和谐社会不能靠“四成吆喝一成真货”。当前社会普遍出现的一种浮躁心态，说白了就是利益纠葛的集中引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已到了十分关键的时期，多个行业面临疲态，多个“拐点”同时聚积，水深难测，稍一懈怠不知又会闹出点什么动静来。尚须警觉的是，在中国，政府官员与百姓都想着把毯子尽可能地拉向自己一边，而政府又总是习惯于利用自身强势与百姓在利益上竞争，如此折腾来折腾去，社会想不出问题都难。

目前中国的官员们比较喜欢使用财政补贴方式雨露纳税人，借助高屋建瓴的补贴沐浴恩泽，取悦于纳税人。其实，政府补贴这个东西十分昂贵，所谓交易费用，也是权力寻租的一个重要通道。国库里的钱七转八倒地到了企业手里，已经被剥了好几层皮。何况政府补贴还易引起贸易摩擦，尤其是对外向型企业的补贴。所以，采取税式支出的方式远比走财政补贴的路径要来得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