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柳金小说的平民意识及其教育价值

“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他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被发现的，什么是模仿的。”在中国现代的发展历史中，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普通民众的关注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变的审美诉求，在历史的演变中最终凝定为中国现代文学“平民意识”的精神取向。“平民意识”不仅是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观照，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看待周围的人生。因此，“平民意识”不仅对文学创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也启示着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变革。

一、中国现代文学“平民意识”的历史流变

中国现代文学关于“平民意识”的讨论可以上溯至“五四”新文学，继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平民意识”开始生发，并最终凝定为蔚然壮阔的传统。虽然我们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传承中不难发现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不仅出现了“民生各有所乐兮”的呼唤，甚至有了“三吏”“三别”那样痛斥民生之苦的作品。但纵观这样一些形式的作品，往往停留在作家个体生命的感悟层面，未能升华至民族精神的层面。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中，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或被掺人道德伦理的成分，或沦为宗教轮回思想的产物。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生产力状况。众所周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其文艺理论，都是结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自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整个上层建筑。”以农耕文明为经济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不可能孕育出具有普世情怀的平民意识的。

在“平民文学”的观点提出伊始，存在着将“平民文学”等同于“民间文学”的倾向。这是因为，“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队伍中尚有较多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的作家。他们或是将平民阐释为普通市民、下层民众，或是认为平民是普通劳动生产者，这两类观点都存在着失之偏颇之处。催生“平民意识”诞生的外在因素是西方文化的渗透。“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源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下，西方文化“以人为本”的思想得以进入中国，并逐渐生发为“平民意识”。

笔者认为，“‘平民’应该是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权支配自身命运，而依靠自己的体力智力去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人们，反映在文学中，则应该是指文学作品中的普通人形象。平民意识自然是平民的思想、感情的体现。”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中，关注平民的精神世界成为新的潮流。但这并非是“平民意识”的真谛。

如果仅仅是将描写平民的生活作为考察一部作品是否体现“平民意识”的标准，则不免令很多具有平民色彩的作品束之高阁。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等。虽然没有去描写平民的生活，但他是从平民的视角出发去观照中国人的生存现状，是真正彰显着“平民意识”的文学创作。

二、陈柳金小说创作的“平民意识”

经过百年的积淀，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伤痕文学”所开创的历史道路上，中国当代文学重回到文学的本位。而90年代“大写的人”的解体更直接释放了中国的个体意识，使得文学创作中对个体生命情怀的关注成为新的潮流，为“平民意识”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近年来在中国文坛有大量的作家从“平民意识”的视角出发，对当下中国社会人们的精神状态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广东籍作家陈柳金就是其中之一。在他创作的《灵魂远去的村庄》《裸婚时代》《城市画皮》等作品以独特的平民视角关注着当下社会的众生百态。尤其是陈柳金创作的微型小说《城市画皮》更是彰显了作者独特的“平民意识”。在小说《城市画皮》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秋良、小菲、“鸡冠头”以及和他们三人有紧密联系的冬武、“靶子夫人”之间的故事。这样一群从各个地方来到城市谋生的人，或为了自己的理想，或为了自己的生计，或为了自己的明天，挣扎在现代城市的边缘，内心深处的欲望与现实生活的苦闷折磨着他们；同时，传统文化的道德枷锁也约束着他们。在现实的迷茫与困惑中，他们成为游走夜幕下的“躯壳”，只有当他们回到阳光下生活才真正获得了人性的解放。

陈柳金正是将自己的创作视野定位于城市中极为普通的人群，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关注这个城市的发展，去考察城市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他铁了心要上晚班，大家伙看不到晚上的美好，他却心甘情愿被夜晚绑架。搭档冬武说他是夜猫子，一只边赚钱边偷腥的夜猫子。秋良说，我把好好的白天让给了你，你却来糟践我！”

秋良正是来到这个城市发展的普通人之一，他有着所有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正常的思想和欲望。当他开着的士穿梭在夜幕下的城市中，没有了白日的约束、没有了白日的面具，呈现在夜幕下的秋良尽可能地释放着自己的活力。

在《城市画皮》中，陈柳金借小菲和秋良的邂逅、相知，展现了一群生活在城市边缘人的精神世界。在为读者展示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曾被人关注、不曾被人关心的社会群体。作为一位从偏远地区依靠自己的奋斗来到大城市的作家，陈柳金将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中，在他的笔下，城市被赋予了“平民”色彩，他所热切渴望和积极关注的正是当下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

三、陈柳金小说“平民意识”的教育价值

当现代小说进入中国之际，这一崭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就受到了社会改革人士的高度重视。梁启超曾评价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种表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身处民族危亡之际的梁启超深刻意识到国民精神愚弱是造成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只有从精神层面拯救中国人，方能奠定现代中国的全新局面。“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拯救陷入混沌和僵化的中国人，改造他们的国民性，唤起他们精神上的觉醒，使之拥有自由、自尊、合群、冒险的新人格。”因此，在一部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绝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更要传达作者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和理解、对社会发展的解读和认知。这一改变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学从士大夫为首的统治阶层文学向平民文学转化的开始，这是现代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升级。正是在平民化的价值取向指引下，文学的话语权转移到了普通民众的手中。

在这一思想的启迪下，中国现代教育思想也逐渐发生了转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功名”。因此，所有的学子、所有的教师都是将求学的目标定位在如何实现社会地位的转变，却从未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格的完美塑造作为教育的价值诉求。而西方文明在19世纪后期大量进入中国后，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平民意识”以小说作为载体逐渐被国人所了解和接受。经过百年的发展，中国现代教育已然粗具雏形。而“以人为本”的平民意识也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成长为我国当代教育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之一。

当我们从当下社会的角度去审视陈柳金创作的小说《城市画皮》时，秋良、小菲、“鸡冠头”所有的人物都带着一样的面具――这个社会中“平民”的地位，他们只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普通人而已。当他们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夜幕下的城市释放压抑良久的生命活力时，现实却让他们无力反抗，将自己的人生目标、自己的理性追求化为现实生活的纸醉金迷。以小说《城市画皮》中的小菲为例，在灵魂的叩问和生命的追逐中，我们看到夜幕下城市中小菲渴望寻求一份属于自己的普通人爱情的弱女子。作者陈柳金将创作的视角定位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正是一个被主流社会遗忘、被主流教育制度忘却的群体。他们渴望靠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中站稳脚跟，他们的愿望是这样的质朴和纯粹，但现实却给他们以迎头痛击。离开家乡在城市中打拼的小菲是普通的“平民”，她行走在陌生的城市中，依靠自己的努力默默坚持着。在一次次变换自己社会角色的同时，不变的是她尴尬的身份――游荡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陈柳金讲述着当下社会中普通人的“平民”生活。从他们的生存状态而言，物质的贫乏并未成为击垮他们的根本原因；精神的苦闷却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代社会的教育在呼唤未来时，是否曾考虑他们的生活。在这里，他们将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他们为代表的“平民”的精神生活将发生彻底的变化。对于他们而言，进入城市的生活将会走向何处？任何人都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因此，作者在小说的结尾设置了开放式的结局，将这一问题的答案留给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