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王国维对我国历史档案研究的贡献

摘 要：王国维不仅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成果丰硕，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也对档案学的发展借鉴颇深，当然以今人的视角来看，二重证据法还是有局限和让人质疑之处，但这无损于王国维对档案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时至今日，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王国维;档案文献编纂;二重证据法

前言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学贯中西，享有盛名的学者，特别是在历史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方面具有突出贡献。不仅如此，他据此提出考证古史的二重证据法对学术发展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1.档案文献的编篡

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王国维成果丰硕，为当时以及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大批参考材料。此外，在如何进行编纂， 如何在编纂档案时尽量利用相关条件因地制宜进行学术创作上都为后人竖立了榜样。

1.1甲骨档案的编纂

王国维不仅参与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还独立编纂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以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著作，王国维对当时出土的甲骨文研究极其严谨和细致，证实了古史记载的商代并非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奴隶王朝。由此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1.2金文档案的编纂

青铜器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尤其是刻在青铜器上金文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研究价值不可估量。王国维治金文，另辟蹊径，认为当时学术界金文的研究基础薄弱，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应以目录研究为先。遂先作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王国维的两《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为后世研究金文的学者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3汉晋简牍档案的编纂

《流沙坠简》是中国近代最早研究简牍的著作，由罗振玉、王国维合撰而成。当时作为本书原始资料的大批汉晋木简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取并转移到欧洲，是罗振玉和王国维费尽千辛万苦从国外取得这批简牍的影印资料，从而整理编纂成书。《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相关学科的奠基之作。

1.4对后世的借鉴

王国维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同时也体现出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编纂水平，这与他在选题方面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王国维及时的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遇，以当时新出土的甲骨，青铜器，简牍等为选题， 贡献出许多内容翔实的档案文献著作。同时编纂形式的丰富多彩也是王国维档案文献编纂中另外一个特色，例如王国维不仅收集原始材料，对档案文献进行汇编，还相应的配合汇编过的文献著作而编纂出考释材料方便读者研读，此外对于年表、年谱、目录和索引的编制也充分显示了王国维的独具匠心。

2.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生前总结出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综合利用流传的古籍记载和地下发现的史料来考证古史。二重证据法一经提出，迅速得到各界学术大师的推崇，是当时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2.1二重证据法对历史档案研究的贡献

2.1.1二重证据法开辟了研究历史档案的全新道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颠覆了以往清朝乾嘉学派以经书证经书，以纸上之文字来证实纸上之文字来考证古史的方法，引进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以及采纳历朝历代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手段，特别是开创性将地下发现的史料运用于历史研究，用地下新材料验证和丰富纸上之材料，又反过来用纸上之材料研究和探索地下新材料，通过两相对比和互补，得到了很多以往不知道的知识。

2.1.2二重证据法提升了历史档案在学术研究的地位。在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前，地下文物的出土并未广泛的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地底材料对于考证古史所起的巨大作用，正是因为王国维大力提倡运用出土史料，才渐渐引起了人们对出土文献的重视，也让有识之人纷纷加强了对地底历史档案运用的意识，提升了历史档案在学术研究的地位。

2.2二重证据法的局限

2.2.1二重证据法并不是十分成熟和完善。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考证古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还缺乏宏观层面的描述和支持。事实上，王国维在当时并没有把二重证据法拔高到学术理论的高度，作为一种具体可操作性的论证史料的方法，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实践方面而较少的涉及到理论层次。应该说二重证据法并不是一种带有哲学思维色彩的史学方法论，它只是提供了不同史料互证、互补的方法。另外，二重证据法缺乏学术理据，王国维生前并没有对此方面的直接论述。例如二重证据法中的“二重”材料的结合，具体运用上有何步骤？另外两者的结合是否有一定的规则？种种这些他都没有过多的诠释。

2.2.2二重证据法太多科学实证，缺少人文阐释。如果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开启了中国古史的实证之路，作为他学术精神的传人，傅斯年则把古史研究的实证科学化推向了一个极致。傅斯年曾说：“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但物极必反，一味的通过数据来强调定量，却丝毫没有思维上的推论，矫枉过正，对史学界并不是一件好事。事实上，无论哪门学科的研究，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都缺一不可，无论哪一点的缺失，都会让学科的发展失去平衡。

2.3对二重证据法的质疑

2.3.1二重证据法本不是王国维的新发明。用地底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结合自古有之，并不是王国维的原创，他只是用文字系统的总结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思路并将其发扬光大。例如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杜预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就将新出土的《竹书纪年》与传世文献《左传》相比较，从中受益良多。清代学者中也有用铭文校勘古籍文典的例子，如裘锡圭在《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曾提到过。以上这些都无一例外的表明二重证据法本不是什么新的发现，更不是王国维一人的原创。

2.3.2二重证据法不过是以新的文字材料印证原有的文字材料。王国维在论述二重证据法时把地下之材料明确界定为“甲骨文字”和“金文”，因此在实际操作当中就是利用甲骨片上和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与代代相传的古书上的文字记载相结合。既然都是文字记载，本是同一性质，又何来二重证据一说？当然从史证的角度来看，或许地底文献较为可信，但如果就此认为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类型的证据多少有点牵强。

前文虽然非议了王国维这么多，但无需质疑他在学术领域上的成果，任何学术理论都会被业内学者所讨论和质疑，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当然也不例外。王国维通过纸上之材料与地底之材料的互相结合与比较，两相对照，发现错误，补正不足，以真实的材料为基础，对则对，错则错，王国维始终秉持着对学术怀疑和否定的精神，时至今日，这点依然值得后人学习和欣赏。（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记录.金石学、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兼谈“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2（10）.

[2] 姚兰.论王国维对我国历史档案研究的贡献[J].中国档案，2010（5）.

[3] 姚淦铭.论王国维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特征[J].档案学通讯，1993（3）.

[4] 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J].历史研究，2012（4）.

[5] 杨骊.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4）.

[6] 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J].南开学报，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