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特大号”及臧克家

今年是兔年，正好手边有七十多年前的两本“兔年特大号”，正好由此说开去。新的一年，阳历是从1月1号开始，阴历则从“大年初一”算起，鲁迅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日记“晴。春假。……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我保存的这两本《立言画刊》正好一本是阳历年的特大号，一本是阴历年的特大号，同为一九三九兔年，所以封面画画得都是温顺的兔子，巧合的都是对兔。画兔子我没见过只画一只的，也没见过画一大群的。这期题字的是鼎鼎大名的齐白石，画家也不是小名头。说到《立言画刊》，这是我积攒的期数最多的旧杂志，它出版了三百多期，我存有二百多期，除了兔年特大号，该刊还有龙年等特大号。

杂志之“新年号”，一般是增页不增价，有时增页会增一倍呢，给读者以实惠。是老舍先生最先提出“特大的新年”，他说“一到新年，家家刊物必然要特大起来。除夕的团圆饭不是以把肚皮撑至瓮形为原则吗？刊物特大，也是理之当然。”(1934年1月1日《论语》新年号)《论语》前后共出版了十年，有十个新年号，我收齐了。刊物先得出得久，那些只有一两年寿命的期刊，哪有心思出什么新年号，新年就是年关啊。《东方杂志》是中国少有的长寿杂志(1904年至1948年)，四十余年间出了不少新年号，它的新年号真厚啊，有一回还出了个“我的梦想”的题目，是新年号的精品。

这些年来我大约收集到了一百余册新年特大号，不全是特为搜集，关键还得是内容好。最让我动心和费尽周折的是一九三七年《文学》杂志八卷一期的“新年特大号”(厚达四百页)，这个特大号还是《新诗专号》。臧克家老人有一个与《新诗专号》魂牵梦萦的故事。臧克家说：“人生于世，对于某些事物存有大的希望，以为可以取得，结果以失望告终。反之，不存希望，它忽然到手。古人说‘可遇而不可期’，这是经验之谈。……我，年已九十，晚岁、好忆旧事，三十年代文苑情况，时来心上。经常怀念我的导师王统照先生对我的扶助与奖掖，也联想到他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我的不少作品曾在上面发表，特别是1937年的‘新年号’，那厚厚一大本《新诗专号》。几十年来，我魂牵梦萦地到处寻找这个‘专号’，它却无影无踪。我知道老友王亚平存有整套《文学》，他视若珍宝，我不好启齿。” (《文学・新诗专号》喜归来)

后来，一位陌生人从内蒙给臧老来了封信，说：“我购得一本《文学》新年号，八卷一期，是《新诗专号》，上面有您的诗作，我想奉赠给您。”过了许多日子，此人专程赴京，将《新诗专号》送到臧府，这才使闷闷不乐的臧老沉着多日的心放下了――“莫非他看出我太看重它，又迟疑了?!”送走了送书人，臧老“俯案展看这本别来近六十年的杂志、如故人相逢，以极其喜悦的心情，仔细地、慢慢地欣赏……我重读这《文学・新诗专号》，心绪不宁，往事万千。我带着浓情回想三十年代文艺的辉辉盛况”。一本在常人眼中很普通的杂志，到了臧老手中成为了千金难求的宝物。我当然不是《文学》当年的作者，我只不过是《文学》的现代集藏者，但仅是从收藏心理讲，我自信可以体会到臧老那急迫心情，更何况那上面凝结着他青春似火的才华和烙印，更多了一层意义。

我的近乎全套的《文学》，经过多年的搜求，只差一本《新诗专号》即大功告成了。搞过收藏的人都知道，越接近目标越难靠近目标，越是折磨你“求全”的心理。有一次旧书店的老板倒是给我找到一本《新诗专号》，乘人之危，开价500元，怎能接受，一本超过一套的价钱，愤然掷之而去。某年书市，痛失书缘，一位天津的藏书者竟然从我眼皮底下买走一本《新诗专号》，也许是我面露急色，这位仁兄无论如何不肯割爱，幸亏我留下他电话。他一回天津，我就打电话再跟他商议，冬去春来，夏过秋至，两年后终于他答应转让给我，别看北京天津相距这么近，可我感觉特别遥远似的。《新诗专号》终于落掌，封面却不翼而飞，令人扫兴，但总比没有强吧。又过了几年，我终于从一位老年藏书者手中求购到一册《新诗专号》，书品上佳，是老者当年在书店里买的一直保存着。郑振铎曾说“一书之全，其难如此”。新的一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很顺当地搜求到几种“新年号”，但愿吧。

谢其章

上海出生，久居北京。近年勤于撰述，出版多部藏书藏刊的专著。计有《书蠹艳异录》、《蠹鱼篇》(台湾)、《都门读书记往》(台湾)、《漫话老杂志》、《旧书收藏》、《创刊号剪影》、《封面秀》、《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终刊号”丛话》、《搜书记》、《搜书后记》、《漫画漫话――1910-1951社会相》等。香港书界誉为“谢氏书影系列”。另于报章杂志发表文章千余篇，多涉猎文坛旧闻掌故，对提升古旧期刊的版本地位出力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