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方金印浅论晋代北部边疆历史及其他

在祖国古代的文化遗存中，印章是一种体积小、文字少而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种器物。其中，秦汉以至历代的官印，甚至具有类似于商周青铜器一样的重要历史价值。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印，大小仅有当时的一寸见方(汉尺一寸约合2，4厘米)，文字一般是四字，至多不过五六字。但是却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时代信息，据之可以考知古代的官吏制度、行政地理设置、甚至社会文化形态和民俗文化时尚。

印章在世界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也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古代文明大多有使用印章的遗迹，例如“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和“印加文明”都发现或出土过印章。古代西方的印章，在形式上主要是“徽记”或“图示”性质的；在材质上，主要使用金银等贵金属以及“青金石”等自然材质。在时间上他们甚至比中国出现的还要早，但是，唯有中国的古印章，独具东方文化传承色彩，据实物遗存，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从我们今天得到的实物来看，印面的主体是“文字”，在材质上主要有：青铜、金银以及玉石等自然材质。

金印，在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数万方古印遗存中，是非常罕见的。随着近40年大量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古代玺印材料，尤其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使这些印章具有了“标准器”的历史断代意义。但近年不法分子的盗挖盗掘，让金印也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如湖南长沙王的墓葬被盗挖，不法之徒将重要的金印倒卖散佚，十分令人惋惜。

中国古代的金印，无疑是处在古玺印金字塔的顶端。古代帝王印在材质上，除玉印而外，就是金印；而封王、五等爵、少数民族赐封者，无不以金印为显贵。汉许慎《说文解字》“印”字条下注：“印，执政者所持信也。”而《汉官解诂》“列侯”条下注“列侯金印紫绶，以赏其有功，功大者食县邑，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以此可见“金印紫绶”就是其“采食其邑、吏使其民”的凭信物。而在秦汉时期，为巩固边陲、和睦四邻，对边境少数民族首领也会颁以王侯的封号。

日前，笔者有幸见到两方晋代颁赐给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金质王侯印，一方是现藏于日本的“晋扶余归义王”驼钮金印。印面2.3厘米见方，通高2.8厘米，印台高0.8厘米；另一方系私人收藏家所珍藏，印文为“晋蘑水归义侯”金印，印面2，35厘米见方，通高2，8厘米，这两件金印都具有典型的汉晋官印形制特征。据《汉官仪》卷下：“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印。”这两方金印，驼钮造型简约率意，驼鬃、眼以及体毛凿制，中穿通豁，印台与印面比例适中；印文凿制，六字布局大方而又不拘绳墨。印文风格端庄匀称，笔画头尾扁宽出肩，折笔方直，是典型的金印凿款风格。

金印(包括玉印)，是封建宗法制度下帝王所颁制的最高级别的印章。目前考古发现最重要“王”一级的金印有：1956年在云南出土的蛇纽金印“滇王之印”；1981年在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附近出土的龟钮金印“广陵王玺”，以及近年发现的龟钮金印“长沙王玺”和金质殉葬专用的“软侯之印”“石洛侯印”，近年出土的“宛胸侯执”，以及近年出土的东汉“关内侯印”，西晋“镇南将军章”、“平东将军章”“宣成公章”，还有日本有邻馆所藏的“崇德侯印”、“关内侯印”。

另外，还有一枚现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的蛇纽金印“汉委奴国王”，这是汉代颁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是中日两国早在汉代就有往来的重要证据。《汉官旧仪・补遗》载：“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日玺。”《后汉书・西南夷传》：“旄牛、微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汉魏时期，中原与“倭奴国”往来密切，现存于日本的魏明帝“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诏书和“倭王武上宋顺帝的表文”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最早和最珍贵的历史文献。而当时颁给少数民族领袖的印章，自汉代以来，印文中皆首冠以“汉”字，且多属驼纽。此制度传承至魏、晋，迄及北朝。

秦汉以来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匈奴、羌、氐、胡、鲜卑等民族地区的和谐安定，一直关乎国家安危。因此，历代帝王一直是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一方面安抚，封王、封侯，颁赐印绶；另一方面，又征讨翦伐，不断削弱其实力，巩固边疆。目前所见这一类印章中的“金印”以两晋时代为最多。例如：洛阳博物馆藏“晋归义胡王”印，甘肃西河县出土的“晋归义氐王”印、“晋归义羌侯”印、内蒙古凉城县出土的“晋乌丸归义侯”印、“晋鲜卑归义侯”印，以及首都博物馆藏的“晋匈奴归义王”印；越南清化出土的“晋归义叟王”印，这些都是驼钮金印。还有“晋鲜卑中郎将”银印和“晋归义羌王”“晋归义羌侯”鎏金驼纽印等。

以上这些印章，包括新发现的“晋扶余归义王”和“晋水归义侯”驼钮金印，印文中均冠有“归义”二字。此词见于《史记・滑稽列传》：“远方当来归义。”也就是前文所引《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所谓“归义内属”的意义，有指内迁各族“向慕教化，来归隶属于汉”之意。在历代藏印中，与“扶余金印”有关的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晋扶余率善貊长” 驼钮铜印，以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晋率善貊佰长”印和另一件“晋率善减佰长”印。

“扶余”，古代亦作“夫佘”“夫于”，是中国古代东北部族溅貊的分支。聚居于吉林、黑龙江地区，其主要活动地点在今长春和农安一带。当时，东北共有4个古族系：一个是东北南部的古商族(汉族)；二是东北西部的东胡族；三是东北东部的肃慎族；四是东北中部的貊族。扶余国从公元前2世纪立国，后来又再发展成为：北扶余，东扶余，卒本扶余(即高句丽)和南扶余(即百济)4个国家。高句丽和百济的王室都是来自扶余。此外，北沃沮、东沃沮、减貊和扶余的族属关系密切。

扶余人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很繁盛。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之扶余古城即古扶余王所居。西汉时期，扶余隶属玄菟郡，东汉扶余初隶玄菟，后改辽东郡，扶余王开始向汉朝纳贡。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扶余王曾来到洛阳。传说历代扶余王故去时，玄菟郡太守都受命赏以银缕玉衣为葬具。《晋书・东夷传》也有记载：“在玄菟北千余里，南接朝鲜，北有若水，地方二千里，户八万，有城邑，宫室。”“其国殷富……晋武帝时频来朝贡”，后来受到鲜卑的攻击，慢慢衰落，到南北朝的公元494年东扶余国被高句丽所灭(一说为肃慎族系的勿吉所灭)，历时约800年。

这里，有一个相关的历史问题需要作简要地介绍：近20年，在国际东亚史学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扶佘是朝鲜民族族源之一”。其实今天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皆来自于唐朝时代的新罗，新罗本居于半岛南端的滨海地带，称三韩部落，新罗是今天朝鲜民族(韩民族)的直系祖先。而高句丽古王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并没有直接的祖属关系。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朝鲜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

而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其多认为高句丽只属其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并进而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这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且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近代朝廷颁赐给高句丽的官印，在传世的汉魏官印中有数方，例如：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印文相同的二方“晋高句丽率善佰长”铜印，就是两晋时期中原与高句丽关系的实物证明。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貊，东与沃沮，北与扶余接。都于丸都之下，可两千里，户三万多。”则是历史典籍中的记述。

“水”，古代又称“水胡”，是汉代至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卢水之名源于殷商时代的西戎卢方，族源复杂，兼具白种人和黄种人的特征，主要活动地区在西汉国都长安的西北，也就是在泾渭流域的西北部，即今天的茹水河、葫芦河流域。与西戎的关系密切，自古便是羌戎杂居的半农半牧地带。到了南北朝时期，渐渐与其他民族一道融入了汉族之中。

这两方晋代颁赐给“扶余王”与“水侯”的金印，不仅是重要的文物遗存，还为汉晋时期中央政权与东北、西北的少数民族关系，补充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目前所见到的存世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中，金印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是弥足珍贵的。我们希望这两方已有1700余年历史，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金印，得到妥善的宝藏与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