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治腿病的前前后后

邓小平：“无论如何要把罗瑞卿的腿治好”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主席逝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赶回北京。

9月18日，虽然没有任何人通知，罗瑞卿坚决要求去参加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为举行的追悼会。有关方面终于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3个人派一辆车。

3个军委顾问，就这种待遇?!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

谭政为难地说，要是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有关方面终于给他们增派了一辆车。

那天，罗瑞卿和儿子罗宇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下车后，穿过中山公园，在公园门口碰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后来，王定国在文章中写到：罗瑞卿把轮椅停放在广场的西北角，在儿子的搀扶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看见他残着腿站在烈日暴晒的地方，便劝他找个荫凉处。罗瑞卿气愤地说：“连这里都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参加的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呀!”

在向遗体告别时，罗瑞卿坚持不让儿子搀扶他，用自己刚刚能站立的双腿走过遗体身边。久久端详着，泣不成声。

邓小平知道上述情况后，伤心得流下了眼泪。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就时刻留心当时国内外骨科领域的最新技术，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要把罗瑞卿的腿治好。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8月12日。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我要把72岁当成27岁一样工作”

作为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助手，用罗瑞卿自己的话说，“我要把72岁当成27岁一样工作”。面对案头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一个地方。然而，尚未恢复的身体是难以适应如此超负荷工作的。

没过多久，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和帮助下，罗瑞卿便住进了总医院南楼病房。

说起邓小平让罗瑞卿住医院，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

元帅的弟弟叶道英，在广州遇车祸后，是总医院的骨科大夫救回了他的生命。当时，叶道英的伤势非常严重，医院派骨科专家到广州后进行了会诊。手术到底如何进行?大家意见还不一致。有的认为，用打钉子的办法进行固定；有的则认为进行人工关节置换。总医院的骨科专家卢世璧反反复复地看x光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患者的病历。为了使诊断更加合理准确，还让骨科医生刘贵林拿着叶道英的x光片到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积水潭医院和协和医院找骨科专家会诊。卢世璧则与赵毅刚教授反复切磋，讨论手术方案。

经过认真研究，考虑到叶道英身体较胖，用打钉子固定的方法对他效果不好，最后确定进行关节置换。手术由卢世璧亲自做。这是一例难度很大的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手术做得很顺利。术后不久，叶道英就能下地活动了。

叶道英于是成了国内骨科医疗水平的活“广告”。他几乎逢人便说总医院骨科大夫服务态度如何如何好，技术如何如何高超。

叶道英的宣传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就这样，邓小平说服罗瑞卿很快住进了总医院。

下部队回来后罗瑞卿治腿的决心更大了

除心脏方面的毛病外，罗瑞卿主要是腿伤。有时没走几步便疼得满头大汗。经余霞君、黄宛、卢世璧、王士雯等专家的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医治罗瑞卿残腿的最好办法是进行人工关节的置换。

这需要的是时间，而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哪有这么多治病的时间呀。

住院没几天，罗瑞卿便吵着要出院。

医护人员有些着急地劝他说：“首长，您的身体状况还不好，按医院的要求仍要住院恢复，现在怎么能出院呢?”可罗瑞卿没能听进医护人员的劝告。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手头的一大堆工作。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重病人。

出院没几天的罗瑞卿就拄着双拐，到天津附近的一个部队检查军事训练，到任丘油田参观，到北京郊区的通县察看人防工事；坐着轮骑下不了坑道，部队要组织人抬，罗瑞卿不让，硬是自己拄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着下去。一直进到坑道深处。到连云港勘察。也是这样，就是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也要拄着拐杖……腿残给罗瑞卿带来了极大不便，可他时刻幻想总有一天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下部队回来之后，罗瑞卿治好腿的决心更大了。他对报社的同志说，我不相信这么发达的现代医学就治不好我的腿，有的骨科专家曾告诉我，只要做个人工关节的置换手术就行了，我担心的就是时间保证不了，另外国内在这方面的材料和技术还是刚刚起步不久。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

邓小平在罗瑞卿下部队回来之后，见他那痛苦的样子，再次提醒他说：“老罗，我已经打听到了，我们国内在这方面有专家。卢世璧就算一个，你现在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做治疗吧!”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

可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在罗瑞卿上任军委秘书长之初，有的同志出于关心的好意，请来两位西德的骨科专家看过罗瑞卿的腿，这两位专家答应为罗瑞卿安装一条质量好的假腿，既轻又方便。罗瑞卿很感兴趣，向他们详细地问起了国外实施这种手术的情况。他们告诉罗瑞卿，西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伤，积累了治疗残肢的经验，而且西德的手术条件也比中国强好多倍，如果经他们手术，装一个人造股骨头，罗瑞卿的左腿功能就会大大地改善。两位西德专家口若悬河的一番劝说，让遭残腿折磨的罗瑞卿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1978年的春天，罗瑞卿和妻子郝治平双双住进了医院。

妻子在健康查体中偶然发现肺部有个阴影，而且越长越快。经过手术证实妻子患的是恶性肿瘤，罗瑞卿对此十分伤心。他对儿子、儿媳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再也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听小平同志的话，不管花多大力气，也要把腿治好。”

当晚，卢世璧来到罗瑞卿的病房给他会诊。

罗瑞卿一双深沉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卢世璧，问道：“卢主任，你说我的腿到底如何才能治好，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

卢世璧认真地回答道：“首长，你的病情我很了解，从目前来看，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人工股关节的置换。像你这个年龄，进行这种手术，难度有些大，国外也是如此。不过，我们有这方面的先例，虽然是少数，从效果来看，还是很好的。”

罗瑞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时，对罗瑞卿出国治疗的问题，西德方面显得很友好主动，组织上也很重

视。由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驻西德大使张彤等有关同志帮助调查情况，搜集资料，还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同时还寄去了罗瑞卿的病情资料和伤残部位的x光片，请西德大使馆的同志专门去西德方面交涉，西德方面答复说有99％的把握。

心肌梗塞魂归异邦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到西德去动手术，由医学专家余霞君陪同前往。

7月18日，飞机降落在西德的科隆机场。医生们搀着罗瑞卿走下了舷梯。

就在临飞出国境前，罗瑞卿在乌鲁木齐给张爱萍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信心十足地向张爱萍说：“现在我还坐着轮椅，等到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他还对送他到西德的机组人员说，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出来，再来接我回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令人不可接受!

在西德的波恩，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名字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月2日手术。

8月1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和张彤大使一起到医院看望罗瑞卿。

他们俩还在一起合了影。

最后，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你别担心，早点回旅馆吧，明天我还要手术。”郝治平动身离去，罗瑞卿笑眯眯地向她摆摆手。说了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望着她出了门。

郝治平放心地回到了旅馆。

谁知，这竟是永诀。

本来说好是8月2日上午7点罗瑞卿进手术室，可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被提前送进去做术前准备了。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待在病房里等待。中午12时左右，传来消息说手术成功了。

郝治平听后掩面哭了起来。她急着要去看罗瑞卿，被西德的医护人员挡住，说怕术后感染。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他用英语对医生说：“晚上好，谢谢你。”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

一直到晚上12点，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但医护人员还是未让郝治平等人去看他。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不情愿地回到了旅馆。刚刚洗漱完毕，熄灯躺下，电话就刺耳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有人重重地敲门，郝治平本能地觉得大事不好。等她心惊肉跳地赶到医院时，罗瑞9即已离开了人世。

同去的医生顿时手足无措，悲从心起。

罗瑞卿是被心肌梗塞夺去生命的：此时，波恩的时间是1978年8月3日凌晨2点4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