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石为徒”的诗学

诗人雷平阳曾经给阎安写过四个字：聚石为徒。这恰好是对阎安诗歌写作的恰切隐喻。没有一意孤行的写作勇气，没有静心求变的精神，阎安几十年来也不会形成今天的诗歌气象。

令人心惊的现代化裂变使得曾经铁板一块的生存地带和精神文化地理已经在瞬间崩塌。迎面陡立的是悬崖峭壁，向下则是万丈深渊。断裂地带已经形成。而多年来阎安就是在“断裂”地带近乎执拗的孤注一掷的写作者。中国内陆腹地秦岭山脉巨石的无边阴影，晋陕大峡谷，贺兰山，北方山脉都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地质断层和精神断裂带。诗人如何通过语言来完成关于个体、时间和当下惊悚的跋涉、攀爬甚至飞越就成了当代诗人不可回避的命运，“当我怀揣着叶芝的一本诗集游历黄河晋陕大峡谷时，峡谷沿途巨大的地质断层与叶芝对于诗歌真理语速缓慢的叙述同样令我震撼、晕眩”“也就是在那一次，一位同行的地质学家告诉我，地质是有心灵的，时间也是，而人也应该不断地纠正他在文明中的应急状态，不断回归时间以确保人文日新，人的事情生生不息。”（《整理石头》自序）作为常年在“秦岭”和“北方”的跋涉者、仰望者、挖掘者和漫游者，也许阎安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司马迁的那句话“秦岭，天下之大阻”。所以，在他这里产生了互文性的诗句和徒妄的慨叹“像一个梦游的人却只能与它的小名相遇 / 真正的秦岭 永远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在你不能到达的地方”（《一座并不存在的山》）。而这转换在诗歌和精神那里，巨大的“断裂”地带所产生的“阻碍感”是空前的。因为两个差异巨大的地带都与其间存活的人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去除其一，其导致的后果都将是毁灭性的。

诗歌产生于时间深处，诗人则是不断跑到时间表盘背后去验证命运的人。而在当下时代诗人的时间感又被加上了更加沉重的负荷。在全面城市化去除“乡土性”的时代，诗人如何在真正意义上站在“现实”面前已经成为切实的命运。曾经一体化的社会现实以突然“炸裂”的形式凸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这些新奇、陌生、刺激、吊诡、寓言化、戏剧性、荒诞的“新现实”对写作者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在写作方式、精神姿态、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阎安一直在“秦岭”和“北方”地带勘察和游走，围绕着他的精神地理展现出来的是差别于以往“西部写作”的个人风貌。而多年来知识化、历史化和剥离化的“西部表达”已大体失效，或者说诗学意义上的“西部写作”已形成巨大的瓶颈。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已经对守常文化产生了全面的颠覆与消解。在精神文化地理、内心愿景与时代境遇的相互纠结中，阎安面对的就是如何通过崭新而又现代性的诗歌方式解决这种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摩擦、龃龉与冲撞？由此令很多人费解的就是阎安作为一个生活在“西部”的生存者和写作者，其诗歌出现的地理坐标、精神元素以及核心意象谱系恰恰不是“西部”，而是更广阔意义和背景上的“北方”。阎安的写作在这个时代具有启示性。越是在“西部”这样的文化区越能最直接地倾听到断裂地带崩塌的声音，越是能够在一个“炸裂”的年代最为惨痛地生发“现代性文明”的分裂式体验。这种体验与想象体现在写作当中就是写作的现代性与传统诗歌气脉之间的再次呼应与盘诘。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行吟、流连、歌哭、浪漫、抒情甚或疼痛与泪水式的“乡土写作”已经不足以支撑现代断裂地带空前复杂的经验。正如阎安自己所说：“过去一个游吟诗人可以在一棵树或一座悬崖给出的自然凉荫下歇息，而今天的我往往被高速公路和铁路干线反复困惑，久久不能进入以往由大地和大自然直接设计、充满原初质感的天然之境。”（《整理石头》自序）诗人在此断裂地带能做到的就是在文字中重建一种秩序。这些红色的、黑灰色的、刚蓝色的大大小小的棱角分明的石头显然成了西绪弗斯命运在中国上演的寓言。而这种难度可想而知，“整理石头”不能不带有个人时间的灵魂史和时代见证史的难度。“聚石为徒”已然成为诗人的命运。阎安的诗歌写作方式提醒我们的是有时诗歌承担的功能不只是提供答案和知识性的真理，而恰恰是为了加深疑问和困惑。由此，诗歌是一种唤醒。这种唤醒既直接来自于时代境遇，又生发于普世性的时间法则。也就是说这来自于诗人的个体现实，比如生老病死的时间法则，同时又来自于大时代背景之下的具体而微的刺激和反射。在这种诗歌特有的唤醒当中，阎安的诗歌中反复出现了一个“孩子”的形象。《一个会飞的孩子》、《少年行》、《童年时候的一座山》、《野孩子》、《青海：童年时候的一场雪》、《一个爱雪的男孩在雪中滋长着恨》、《追赶着雪的女孩》、《传说中的坏女孩》、《孤独的女孩喂养一只老虎》、《爱到山上去的孩子》等诗都反复叠加和塑造着一个不断在孤独中奔跑、摔倒又倔强地站立起来幻想的“孩子”形象。这个“孩子”既与阎安个人的痛苦成长有关，也与作为诗歌精神主体的想象有关。实际上在阎安很多其他的诗歌中这一“孩子”形象仍然在反复现身。而这个静默的、孤独的“孩子”形象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是“未成年之诗”，很容易与幻想、单纯、白日梦联结起来。而在阎安这里，这些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精神向度，但是更为与众不同的是这种“孩子”的诗歌形象是以非常及物的甚至碰撞的方式与大时代和时间法则融合在一起的。这已经不是贾平凹和余华笔下那个在阴雨的池塘边孤独冥想的“孩子”，而是呈现了城市化和大数据时代最为孤独的精神碎片。与此同时，这一“孩子”形象更多的时候是与被时代遗弃的事物和渐渐消逝的事物（比如河流等自然之物）置放在一起的。这是对时间进程中逆反方向的精神还原。这是精神成长过程中的反复唤醒。因为这个时代的浮华和浮尘太多太厚了，尤其是与此相关的流行的写作趣味更是不堪。

各种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使得诗人的行走能力以及“远方”的理想主义精神空前降低和萎缩。阎安希望做的就是一个徒步跋涉和远行的人，“等待我不是乘着飞行器而是一个人徒步而来/不是青年时代就来而是走了一辈子路 /在老得快要走不动的时候才蹒跚而来”（《北方那些蓝色的湖泊》）。但是那一颗惊悸不已的心该如何寻找到安顿之地？当年诗人海子诗歌中虚空的感受在阎安这里仍然没有消解，“在黑暗中徒然地举着空空的两手 / 禁不住热泪滚滚”（《珍珠劫》）。由“远方”和“行走”以及“游吟”，诗人在文本中反复设置了“旷野”的场景――“北方的旷野”。而旷野又被涂上了黑白两个苍凉的色调。黑夜与白雪同这个诗人的文字中不断降临和较量。黑白的色调不仅是阎安诗歌的精神底色，实际上这也是冥想和记忆的产物。或者更直接地说，这是挽歌。在黑白色调之间诗人反复留下了或长或短的影子。这加深了无所不在的独绝意识。由“旷野”这一空间场景延伸出来的是空旷、空无和虚无的情感体验和精神想象。这是来自于个体存在与时代境遇双重基础之上的虚空感。这也必将是乡土经验被现代性掏空的现代性阵痛。这一掏空的经验几乎成了阎安诗歌写作的一个依托性的精神底座。其诗人形象的面影如黑铁般阴沉，内心则似茫茫白雪一样的寒冷。而阎安诗歌中的“旷野”不是单一的不及物的“自然”场景，而是与消费性、物质化和现代性的场景并置（比如他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推土机”、“挖掘机”和“城市”），且后者不断对前者构成了吞噬――“这是一个下水道比河流更重要的时代”（《关中平原》）。与此同时，村庄和故乡以及其后更阔大的北方在阎安这里也是空空荡荡的，除了空无还是空无。随着一个个乡村以及“故乡”的消失，城市时代的“新景观”与没落的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错位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诗人成为了“异乡人”。这一“异乡人”的身份和命运已然成了中国当代诗人的悲剧性烙印。几乎每个人都在写作“乡愁”。那么这就给写作者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如何在同质化的熔炉中脱身而出？这在阎安的诗歌中产生的对应效果就是两个向度的精神――向上飞翔或向下沉坠。这也是各种自然界的飞翔之物以及工业文明的飞行器不断出现在阎安诗歌中的重要动因。这两种相反的拉力一直在阎安的诗歌中拉锯和相互牵扯。也就是说如果诗人只是呈现了单一维度的话，其诗歌背后的难度、重量就不能被完全凸显

出来。一味向下的世俗感以及无限向上的乌托邦都会使得诗歌产生极限之后的偏激与缺陷。实际上，1990年代后期以来反思工业文明和现代性进程的写作者不胜枚举，但是更多的写作中深深陷入伦理化写作的泥淖以及批判性的视角当中。这种怨愤式的写作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诗学层面而言又是畸形和先天不足的。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写作很容易被现实的黑洞给吸附进去，很容易被“现实”和“当下”表层的浮土所淹没。阎安的这类诗歌是自审的、内省的和反讽的。而阎安的诗歌恰恰在于能够在时代和现实进程中的物象、事象和表象背后生成相应的心象和意象。而后者恰恰是诗人的任务，前者才是社会学家和浮躁的“现实主义者”的工作。由此，诗人的发声方式至关重要。诗人的发声方式涉及到诗人与世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如阎安的诗歌中作为主体性的“我”以及戏剧化的“你”、“他”出现的最多。这就涉及到言说方式和抒写角度的差异。艾略特曾经将诗人的声音划分为三：独白，宣告和戏剧化。而更多的时候，我在阎安的诗歌中听到的声音却是沉默――无边无际的沉默和空白。是的，“我一直喜欢在暗处沉默 /（我也有这从故乡带来的性格）”（《我的故乡在秦岭以北》）。阎安诗歌中的戏剧化方式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作为诗人主体精神的投射，那些发出来的声音并没有夸张和变形，而是实实在在的从血液和骨骼中撕裂而出的。正是这种最原初的声音才最具有震撼力。这是一种寓言式的沉默，因为虚无的力量太过于强大了。

在一个全面城市化的时代，诗人应该拥有精神和理想的“远方”，应该能为我们重新架起眺望远方的梯子。那个在断裂地带的阴影处整理石头的人，正在不断叠加和增高着向上的阶梯。中国诗人很少有宗教的升阶书，但是需要制造梯子的人，“我写下比冬天 /更严峻的静默和消沉写下塔尖上 /孤独的传教士和受他指派的人/每五年都要清理一次的 /鸟粪灰尘和星星的碎屑”（《北方的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