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费”背后的反思

近日，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某分局举行揭牌仪式，有药店向媒体举报，称该局要求辖区内的医院和药店缴纳“赞助费”。记者调查发现，举行揭牌仪式当天确有工作人员在收钱，而该局负责人也承认收“赞助费”一事，但称缴款都是“自愿”的，“实在挡不住”。好一个“自愿”，好一个“实在挡不住”。这道出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生态的“潜规则”――药监局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医院和药店也乐得花点钱“上贡”买个踏实经营。

药监局开业“收份子”事件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这种现象，不是药监局，也不是西安才独有的。这类事件很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药监局收“赞助费”，折射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顽症。公共权力与其相对应的监管行业、监管辖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享、相互依托的共同体。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一旦不“自愿”缴纳“赞助费”，那么公共管理部门可能依照自由裁量权对被监管个体“横挑鼻子竖挑眼”，给其“穿小鞋”。而一旦都“自愿”缴纳了，其结果就是出现公共管理盲区，导致政令不通，从而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和不透明交换等行为提供滋生暗长的条件。

其次，企业“自愿”缴“赞助费”，甚至“实在挡不住”，折射出企业在“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顽症下的非制度化生存困境。所谓“非制度化生存”，依照社会学家的说法，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公共权力对于监管行业的治理，其标准、方法和手段非规范化、非制度化，而较多的是具有临时性、自由裁量的特征。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时，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比如对于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某分局辖区下的企业来说，“自愿”缴纳“赞助费”就是一次具体博弈。如果这次博弈搞不定，那么，他们面临的可能就是来自监管部门执法监察的“特殊照顾”。

总之，药监局开业“收份子”的事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唯一的。我们从中应该反思的是如何遏制公共权力的利益欲望，如何给公共权力监管下的企业营造一个制度护佑的生存环境，而不必让他们再一次次去博弈，再一次次去“自愿”缴纳“赞助费”。这种反思，也许比处罚几个反面典型更有意义。（摘自2006年7月11日《中国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