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3 06:46:05
24年前，《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声怒吼，龙应台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开始了她的杂文《野火集》专栏，短短一年，就像野火般地向四面八方奔窜燃烧起来，掀起一股“龙卷风”，锋芒所至，震撼了台湾岛无数读者的心灵。随后，《野火集》有了大陆版，同样震撼了大陆读者的心灵，并且使龙应台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作为一个著名的专栏作家，龙应台以她锐利的词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的种种病象的文笔，激起了社会舆论热烈的掌声与凶猛的骂声。批评她的人指责她丑化社会，赞许她的人则把她看作剖析病态社会的勇士。不管掌声还是骂声，龙应台始终走着一条属于她自己的道路。
（编 者）
作家档案
龙应台，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和梅西大学英文系教美国小说和现代戏剧。1983年回台湾，此后几年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研究员。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辞职。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徐贤修讲座教授。著有《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孩子你慢慢来》《我的不安》《百年思索》《亲爱的安德烈》等作品多种。在欧洲、中国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
作品选读
历史课
龙应台
香港大学的国际招生愈做愈好，来自欧美的学生愈来愈多。有一天，和一群德国学生聊天，刚好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政府试图在教科书里进行所谓“去中国化”，反对者则抗议纷纷。我问这些德国学生：“你们高中的历史课是怎么上的？”
德国的教育权下放到各州自治，因此不同的州会有些差异。但是在七嘴八舌的争相发言里，我发现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教科书并不重要，二是开放式。
如果这一课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那么老师会在上课前要求学生读很多第一手资料，譬如俾斯麦首相的演讲原文，要学生从演讲稿中探讨当时普鲁士的外交策略，从而分析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除了了解德国观点，学生还必须知道法国观点，老师可能用电脑放映图片，反映当时法文报纸上的时事讽刺漫画、评论或者画家笔下的巴黎街头。分析战争本身，老师可能出示一张1870年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指标图，用来解释当时的“新科技”──譬如铁路的广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鲁士在战场上占了上风。
也就是说，在整个讲课的过程里，教科书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没用到。
第二个特征是开放式的教学。教学的主轴不是让学生去背诵任何已经写进某本书里的叙述或评价，而是要学生尽量从第一手资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一堂课的主题是纳粹，学生可能必须去读当时的报纸、希特勒的演讲、工会的会议记录、专栏作家的评论、纪录片等等，然后在课堂里辩论──纳粹的兴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还是《凡尔赛和约》结下的恶果？或者是经济不景气的必然？各种因素都被提出来讨论。至于结论，学生要通过资料的分析和课堂的论辩自己来下。
满头卷发的卢卡斯说：“我们那时就读了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的《臣仆》，因为他就认为德国人有惯性的服从性格。我们在课堂上就此辩论了很久。”
如果主题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学生必须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同层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后还要试图去评价这场革命的后果──这究竟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如法国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说，“社会顿时撕裂成两半：羡妒的无产阶级和恐惧的有产阶级”；或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因为20年后，德国和意大利都统一了，而法国扩大了选举权，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事情的是与非，人物的忠与奸，往往没有定论。学生必须自己从各种数据的阅读里学习梳理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还常常要作报告，”刚刚来到香港的汉娜说，“一个人讲45分钟，等于教一堂课。”
“你记得讲过什么题目？”
“当然记得，”她说，“因为要做很多准备。我讲过英国的殖民主义。”
在这样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参考数据而已。在众多一手和二手的资料里，包括演讲、漫画、照片、统计图表、新闻报道、学者评论、人物日记和法庭记录等等，教科书只是一个指引，不具任何一锤定音的权威。
开放式的历史教学，着重在训练学生运用材料的能力，尤其是培养学生面对纷杂的史实做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教科书充其量只是路边一个小小指路牌，不是烫了金的《圣经》。
至于考试，他们解释，也不会以教科书为本，而是开放式的题目，都是要你写文章回答的。譬如，“试分析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或者“试分析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测验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见解，教科书根本没有答案，也不可依赖。
如果教科书根本不被看作一锤定音的权威，如果课堂中的历史老师有独立见解，又有旁征博引的学问，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不强迫老师和学生把教科书当《圣经》，我们需要那么担心教科书的问题吗？历史教学的真正问题所在恐怕不在教科书，而在教育的心态、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国的历史教育比较跟着教科书走，”来自奥地利的约翰在美国读过一年高中，他来，“而且他们的历史课教得很细，不像我们在欧洲，着重在大事件、大历史。”
克里斯说，“那没办法，他们只有两百五十年历史可以谈，所以连什么‘30年代流行时尚’都可以在历史课里讨论一整节。”克里斯也去美国交换过一年。
话题转到美国去了。克里斯接着，“我发现美国人跟欧洲人真的很不一样。譬如说，有一次老师出题，要大家挑选20世纪本国某一重要人物来作报告，结果，你知道吗？有五个人，选的是蝙蝠侠！不可思议，是高三呢！”
大家哄一下笑开了。我忍住笑，说，“如果是你们德国班上做这个题目，大家可能选什么样的人物呢？”
克里斯回答：“阿登瑙尔、希特勒、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或者舒马赫、贝肯・鲍尔什么的，都可能。可绝对不会是米老鼠、蝙蝠侠或超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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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龙应台
1.请问散文创作对你这位痴迷的文化说梦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带着梦想前进时，它是我披荆斩棘的剑、照亮夜路的灯，使我不知畏惧到近乎愚笨地往前走。当我想后退时──现实的尘埃滚滚又常使我想后退想躲藏，它是我留着缝的逃生门、“仿佛若有光”的桃花源，使我宁静，使我从容。写作是一个内在大宇宙，使我可以温润地看待本质上悲苦无常的人生。
2.早年杨牧曾将中国近代散文分为小品、记述、寓言、抒情、议论、说理、杂文七类。如果请你为散文分类，你会如何分？如何看你自己的散文风格？
分类确实很困难，因为被界定为“抒情”体的往往蕴有“说理”，而被认为是“说理”的文章又可以“笔锋常带感情”。以古典散文来说，譬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抒”的是神鬼哭泣的大痛，但是“说”的又是深刻入骨的道理。它究竟是抒情还是说理呢？庄子的“寓言”貌似“抒情”其实在“议论”。在中国的散文传统中，纯粹抒情的──以美文表达意境，属于少数，因为这种表达往往用诗歌更有效;多数，不论是“抒情”体还是“说理”体，其实还是在“说理”，有的选择气势磅薄，有的选择绵密细致。
我自己的散文，可能受今人影响少，得古人影响多。虽然用的是白话文，在风格上其实和古典散文是一脉相传的。在写作的逻辑感和修辞“策略”上，譬如说，我自觉和韩非、和苏轼是心灵相通的。
3.中文文学有十分壮丽的散文传统，西方如英国以培根为代表也发展出一个平易而不平淡的散文传统。散文体裁多样、笔锋各异，请问能否举出几位你欣赏的散文大家？
在中文作家里我欣赏韩非的冷峻，庄子的放肆，柳宗元的内敛，苏轼的舒展，张岱的清澈。外文作家里我觉得柏拉图才气纵横，尼采的文字有性格魅力，写《湖滨散记》的梭罗用文字创意境的本事很高。活着的作家里我欣赏德国的Enzensberger（恩岑斯伯格），可惜中文读者不太认识他。
4.请谈谈你的散文创作观，有何古典理念？有何现代精神？
我写批评文章的时候，有几个“坚持”，第一是事实的掌握尽量完备，批评绝不超过事实范围，也就是以事实论断，但不做动机揣测。第二是对自己存疑，保留一个空间：会不会有一个我看不见的死角呢？第三是我自己必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我所高举的道德标准，必须是我自己做得到的，也就是言行的一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都是高标准。一个人往往要被测试了，被诱惑了，才知道自己的品格真正是什么。
这些原则我当然不见得做得到，但它至少是我在暗示中检验自己的标准。我常觉得，写虚构文类（譬如小说）的作者，是可以言行不一致的，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现实生活里可以是个委琐不堪的人，但是写杂文的作者不可以。
至于比较广义的散文，我觉得人们有两个误解，一个是以为说理的文章把道理说出来就好，另一个是以为抒情的文章把感觉抒发出来就是。前者忽视了散文对文字这门艺术的要求，后者忽视了散文对深刻的要求；深刻，可以是思想，可以是感情。
议论文章要成为散文，不能只有精辟的论点，见人之所未见，它一定要有文学的标准：逻辑的缜密、字句的精准通畅、结构的呼应关系、气势的拿捏、典故或意象的运用等等，也就是说整体文字的魅力，才是灵魂所在。再好的思想如果没有精炼的文字载体，亦即文采，也进不了散文的领域。
至于抒情文章，我没见过好的抒情文章是没有“洞见”的──让读者看见他之前看不见的东西：一阵美的悸动，一个瞬间的顿悟，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一个刹那间的发现。好的抒情散文绝不只是浮面的美文，它以作者感情或思想的深刻为读者带来“发现”，《赤壁赋》如此，《春夜宴桃李园序》也如此。
5.请谈谈你的生活美学，什么是你心中永恒的意象，什么是你渴望的探索？
40岁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懂历史;不懂得历史，怎么可能懂得现在？于是我开始探索历史，想从历史那个巨大的坐标里找到自己渺小的位置，张大了眼睛想看清楚。
51岁的时候，父亲过世，第一次经验至亲的人的死亡。我发现自己不懂死亡；不懂得死亡，怎么可能懂得生命？我才发现，面对深不可测的死亡，连一万年的历史也不过是一粒星尘。
那“永恒的意象”就是:我像一粒灰尘在无边无际无终结无起点的空旷里，张望意义。
（选摘自《南方周末》第10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