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的子民

中国西部的雪域高原有这样一群登山者，他们生长在喜马拉雅脚下偏僻的山村，他们大多是80后、85后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登顶珠峰三次、五次、七次，甚至10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喜马拉雅高山向导。

他们沉重的背包中装着别人的哈达、别人的相机和别人的荣誉。危急关头，他们会拔下自己的氧气让给别人，会脱下自己的手套为别人取暖，也会在8500米的高海拔地带为救助一个将死之人守候一整天。他们中有人因为冻伤被截肢，有人滑坠受伤，有人被落石击中……他们是山的孩子，只想守护着山，也守护着那些来亲近山的人。

这群登山者是中国第一批职业的高海拔徒步服务人员，他们共有一百多人，分别在喜马拉雅北麓的商业探险活动中担任高山向导、高山协作、后勤和珠峰修路工作人员。

他们来自康巴日喀则地区定日和聂拉木的农牧民家庭，年纪稍长的也不过三十出头，他们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大山之下，少有人能离开家乡。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是珠峰攀登的商业化，而他们的成长也暗合了中国商业化登山的发展路径。

他们不是天生的圣山守护者，培养他们的是由尼玛次仁于1999年创立的登山学校（时称综合登山培训学校），他们在校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又在与8000米级别雪峰的数次交锋中逐渐成熟。2000年至今，珠峰北麓上发生的一切令人弹冠相庆的成功和痛心的失败背后，都有着他们协作的努力。他们隐于登山者的光环之下，忠诚地为山峰、为征服者献出自己的守护，然后，舔舐生死的悲欢，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拿命下注

2008年珠峰火炬传递，是这群登山者第一次在媒体上露脸。逢采必到的记者第一次让这群登山者露了脸。

阿旺占堆是圣山高级向导，曾七次登顶珠峰，2008年，他在高山摄像队一直工作到顶峰，下到大本营之后，他忙不迭地向领导告了假，“之前一直跟家人说我是在珠峰当导游的，这次电视直播，我们的工作家人全看到了，我担心他们接受不了……”

原来，对家人隐瞒工作内容的真相是大部分高山向导和协作普遍使用的策略，他们会谎称自己进山不用去7000米以上的高海拔，而是在大本营或顶多在6500米的前进营地担任接应、运输、做饭等听上去不怎么危险的工作。但是总是需要进山的工作也让他们跟家人聚少离多，旺堆的女儿快两岁了还没见过爸爸，家里本来就疑云密布，这一次直播可算是让家里炸开了锅。

他们理解家人的担忧，事实上，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登山的危险，尤其是在8000米级的高海拔死亡地带，任何一点细节的误判、疏忽都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2002年，圣山向导扎西次仁、普布顿珠被分配到中国14座8000米高峰探险队协助登顶K2，离顶峰仅剩200米高差时暴风雪突然来袭，在齐腰深的雪地缓慢下撤的过程中，他们的联络官巴基斯坦军官·阿巴因为路绳断裂滑坠死亡；2006年，22岁的圣山向导落琼攀登珠峰下撤时为了给其他客户让开通道而不慎滑坠，手指冻伤被截肢；2012年，位于尼泊尔一侧的世界第八高峰玛纳斯鲁南坡发生雪崩，雪崩区正对准珠峰三号营地，正在二号营地帐篷中睡觉的桑珠（圣山探险商业队总指挥）被雪崩的凶猛气浪惊醒，他在帐篷中做着拼死托举的时候想，这次恐怕没救了，幸运的是，气浪戛然而止，但是雪崩现场依然有12人遇难……

作为大山下的子民，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敬畏圣山；作为职业的向导，他们更清楚，登山的风险并不会随着职业化的缜密程度提高而减小。事实上无论怎样精良的装备、老谋深算的领队、经验丰富的向导、责权分明的登山规则都无法破解无常的天气和意外。但是，他们依然要在客户身边，陪着他们拿命下注，到死神身边“喝一杯咖啡”，再努力让他们安全归来。

强硬的硬汉

登珠峰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首当其冲的就是可观的攀登费，在活跃于珠峰的几支商业队中，罗塞尔队的报价是六万美元/人；艾瑞克斯队的报价是五万欧元/人；圣山探险公司的报价今年调整至30万元/人；其次，60天的时间成本也在所难免；最后还要签下生死状，做好了一切成本和心理上的准备工作的登山者，无一不是势不可挡。尤其是与顶峰高差不足200米时，几乎每个人都想要破釜沉舟地拼一把，而这往往也是客户和向导生命最大的隐患。

2009年，从盐城来的退役足球运动员老吴就因为不服从向导指挥执意登顶，最后下撤时因突发高原脑水肿倒在了海拔8750米的地方，而当时负责的年轻向导不离不弃地在高原上进行了28小时的救援，最后脚趾被冻得血肉模糊。

因此，有着多年经验的法国登山向导教练高宁不断对学员重申的一句话就是：“要做一个强硬的硬汉！”因为只有向导清楚危险在哪里，不是每一次都能倚仗幸运侥幸脱险。

圣山向导次仁顿珠记得，2010年攀登季时他们就与一位客户因为“冲顶九小时”的关门时间僵在了海拔8750米的珠峰第三台阶顶部。珠峰冲顶九小时的关门时间，是商业队总指挥桑珠根据喜马拉雅的特殊性，在商业团队中推行的攀登规则，一旦出发冲顶，向导就开始倒计时。

面对50米的登顶高差，出发前还承诺遵守攀登规则的客户，被登顶欲望冲热了头脑，“不登顶，我没脸下山。”客户说自己背负了亿万双眼睛的注视，这将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制高点，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要登顶……从氧气量到风的变化，桑珠和次仁顿珠在原地劝说了半小时，才浇弱了他登顶的冲动，同意下撤。

无论原来的性格是柔和还是强硬，当身处高海拔地带时，向导必须自觉承担起“硬汉”的角色，严守关门时间，强势SAY NO。

不只是直面客户的高山向导需要做“硬汉”，珠峰修路组队员和高山协作面对珠峰复杂的地形和多变的天气，也需要有足够坚定的勇气和信念做好分内的服务工作。

每到攀登季，修路向导和高山协作总要与时间赛跑，趁着“珠峰好周期窗口”，将长达上千米的路绳、冰锥、雪锥、岩石塞等装备运送至海拔8400米以上的地方，完成先锋攀登，打好保护站。无论是深及腰的雪道，还是极易打滑的冰岩混合地形，他们都必须技术娴熟、随机应变、快速准确。自2008年珠峰奥运火炬年后，圣山探险公司就凭借这群硬汉自信控制了珠峰的修路权。

人与人的相遇

每年3月初准备进山时，尼玛次仁眼里的桑珠他们都跟农忙时节里割青稞的农民似的，浑身带劲。那种苦中带乐的劲头让尼玛相信，他们是真的热爱登山这个事儿。

圣山高级向导小扎西次仁曾10次登顶珠峰，是国内登顶珠峰纪录的保持者。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珠峰就登顶的感觉—仿佛置身天庭，“有一种成为孙悟空的感觉”，自豪极了！估计谁也不能抵御登顶珠峰的诱惑力，桑珠入校10年后，才借助珠峰火炬传递的机会实现自己的首次登顶，那是个一波三折失而复得的机会，而他觉得，这就是自己和珠峰之间难以割舍的缘分。

除了珠峰本身，珠峰上人与人的相遇也是令人迷恋的风景。圣山向导的客户包括国内外的职业登山家和登山爱好者，除了王石、郁亮等商业牛人，还有曾获得金冰镐奖的攀登猛人。

丹麦业余登山爱好者摩根斯是小扎西次仁总会回想起来的客户。2005年，摩根斯用了100天时间从丹麦骑行到珠峰大本营，要挑战自己的终极目标—无氧攀登世界最高峰。这是小扎西次仁第一次为摩根斯作向导，两人到达7790米有氧攀登和无氧攀登的分界点时，开始冲顶以节省时间，但到达8500米时，提前六小时出发的摩根斯已经落在队尾，他停下来要求下撤。小扎西次仁曾建议，这里只有两个人，不如吸点氧气上去。但是摩根斯坚定地回答：“山就在这儿，今年不行，明年再来。我的目标是无氧。”第二年春季，摩根斯依然选择了小扎西次仁作为向导，依然不用氧气，那一次，摩根斯逼近了海拔8000米死亡；两周后，他再次试图挑战无氧攀登，但上到七千多米便打道回府。这一次，摩根斯哭了。尽管，摩根斯并没有达成无氧登顶的目标，但是他的诚实却让小扎西次仁钦佩不已。

而让阿旺占堆印象深刻的是2002年一名外国女登山者对他施予的救援。当时遇到暴风雪紧急下撤到一号营地的旺堆摘下手套试图解开高山靴时，发现手指已经冻伤难以动作，就在他坐在原地不知所措时，这名外国女登山者注意到了他的困境，并走上前帮他松脱了冰爪，拔下高山靴，为他替换了汗湿的袜子，使得他避免了脚部失温，并得以用最快速度下撤至大本营接受治疗。

尽管大家都说到了海拔8000米的死亡地带，人们的道德底线会相应降低，氧气瓶遭窃、拒绝施以援手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但是旺堆他们总会回忆起那些感动过他们的人和事，并因此心怀热爱。

心灵朝圣路

从1999年开始，中国商业登山已经走入第14个年头。初入学的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也已经三十出头，不少都已为人父母。尼玛次仁说，对山不热爱，山里的日子是很难熬的。这些藏族青年如果不是对雪山有与生俱来的挚爱，就成不了向导、协作和高山厨师。

每年进山，桑珠和向导们都会一路来到珠峰大营前高地上的藏传佛教寺院—绒布寺，桑珠最喜欢坐在僧人桑杰的僧舍里，看向窗外。那窗户端端地镶着珠峰，如同一面奇妙的屏幕，随着光影变幻而显现出无常的容颜。僧人桑杰在这扇窗下仰望了21年，他身上有一股对珠峰的虔敬，占卜很准，进山前向导会请桑杰打个卦，拿个主意，之后便觉得踏实许多。对向导们来说，桑杰登山前的叮嘱教诲，让他们更加懂得恭敬珠峰女神，而这份恭敬心也会反过来给他们带来内心的安详。

他们的恭敬不仅仅存在于“攀登前的祈请、攀登中的持咒、登顶后献上的哈达”，更在于对生命的珍视。2010年8月28日，自治区高山救援队正式成立，队长由尼玛次仁担任，队员全部来自登山学校。一系列的珠峰清扫工作也在向导们的参与下陆续进行。对他们来说，攀登，这种看似谋生的手段，又何尝不是他们维护家园和心灵朝圣的道路。

14年里，他们从偏僻的山村走进了现代登山运动，也走进了每一位登山者崎岖的命运之旅。在登山的领域里，他们年复一年地献出了自己的青葱岁月，迅速成长为中国商业登山的推广者和服务者；而在登山之外，他们也成为了成熟的中年男人。凭借着2008年珠峰火炬传递的奖金，旺堆和许多向导都在拉萨置办了房子，将家人接到了身边。圣山人气最高的向导鲁达说：“现在我回老家，家里人都不让我再放牛羊了，他们想我已经在拉萨生活，这些农活不会干了。其实不是，我没变，回到家，把旧藏装一换，照样上山放牛羊，下地种庄稼。”

无论他们变与不变，中国商业登山的轨迹还是自他们而始，走向了更明朗的未来。王石曾这样评价过这个团队：“这些藏族高山向导和协作，在高海拔极限环境中表现出的出色体能、丰富经验、高度责任感和对山峰的敬畏心，赢得了客户乃至公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