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与“宝”

钱者，何物也?明代宋载说；“钱是英雄好汉。有了它诸般趁意，没了它寸步也难。”莎士比亚则厌恶地说：“金钱，是人类共同的娼妓!”马克思说：钱，只不过是一种流通与分配的手段。它既非无所不能，又非罪恶之渊。

这说明，对于钱，除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外，是很难正确对待的。李富春逝世后，其夫人蔡畅把两人多年的储蓄不留给儿孙，而是全部交了党费。某领导干部与外商打交道，外商“投石问路”，先送金笔，他收了：后来送美金，人民币，他为了个人可耻的苍蝇头小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终成罪犯。

近读《韩非子・喻老篇》，发现有这么一则故事：“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玉示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不以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这是两千多年前古人对“宝”的不同观点，献玉者以玉为“宝”，而子罕却“以不贪为宝”。子罕把“不贪”视为“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清正廉洁，人格的价值视之为“宝”。

生前为国家总理，凡是用车去看望友人(其实有的也很难说是什么私事)，都要司机记账交费；一次在宾馆用了一杯茶，事后还让秘书交了五分钱的茶叶费。在四川一个牧场视察吃了顿午饭，工作人员按当时规定，每人交了二角钱饭钱。事后，写信给牧场，说交“二角钱实在太少……另补八元，请查收”。他们就是这样视奉献和公私分明为“宝”的，实际上是给人民大众留下了无价之宝!

由此，我想起了清代雍正年间尹望山的一个故事：一次他戏问同属所怕何物?有答怕蛇怕蝎的，有说怕龙怕虎的。而尹望山却说：“这些我都不怕，就怕糊涂虫：”言简意赅，令人拍案。

上面说到的某领导干部算不算“糊涂虫”呢?当他收到金笔时，定要拿起“比我甚者多着呢”的昏镜把玩不已；当他锒铛入狱时，也许会想起要有个光洁鉴人的明镜，常看看“自我”。

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感叹：“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当今，我们多需要赠送那些浑浑噩噩的“糊涂虫”这个不朽的“三镜”，让其照明镜而警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