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聊严厉的老爸

我的爸爸叫刘学根，是自来水公司的司机。确切地说，我是在爸爸“噼噼啪啪”的巴掌声中“茁壮”成长起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我多少也有点“讨打”的意思。小时候，放学了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去的时候书包好好地背在身上，“玩仗”一开始，书包就朝路边或随便什么地方一扔。等玩得差不多要准备回家了，这才想起来要拿书包――甚至有一次索性连书包都忘了拿――忽然发现，书包不见了，连带放在书包里的训练服、训练鞋都没了。知道事情严重，撒谎肯定是说不通的，回到家只好老老实实“交代”。爸爸一听，一脸莫名其妙：“什么？书包掉了？你人呢，人怎么没掉啊？”在他看来，一个读书的孩子怎么可能把书包给玩没了？这哪像读书的样子，简直不可思议、荒唐至极。这样的事情都不教训，什么事情才要教训？

这样的一顿打，打得痛快，忘得也快。之后，书包虽然没再丢过，但也发生过我的书包和其他同学的书包拿错的事情――玩好之后，随便一拿，两人书包的外表一样，也没注意看。就这样提着别人的书包回家了――自然又逃不掉一顿打。

刚换上的新衣服、新跑鞋，沾满着泥浆回来了，要打；功课不认真做，敷衍了事，也要打；饭不好好吃，更要打。我爸脑筋里信奉的是那套传统的老观念：“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他教育儿子的“金科玉律”。轻的请我“吃毛栗子”（沪语，即用手指关节警告性地敲脑袋），重的“吃”耳光，级别再高，就是打屁股，打完之后罚跪。他通过程度不同的“打”法，来告诉我犯下的错误性质恶劣到怎样的程度。不过，每次打完，他都无一例外地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打，由此建立初步的判断能力――这种事情以后坚决不可以做。

然而，我爸爸打我“下手”虽狠，却着实讲究“打的艺术”。很小的时候，我跟小朋友们在小区附近玩，几个人一起去走什么“平衡木”。说是“平衡木”，其实是一堵两米多高的铁路围墙，我们争先恐后地爬上去，然后沿着宽度只有一点点的墙顶走。一边走还一边嘻嘻哈哈地笑闹。正巧，我爸妈从这里经过。爸爸看见我竟然没有丝毫安全意识，在这么危险的高度上跳着蹦着，火气一下子蹿了上来。但他没有马上就大声喊叫着开口骂我。相反，他在下面和颜悦色地唤我：“翔翔，很好玩是吗？你现在下来一下好吗，爸爸有事情跟你说。”我信以为真，从上面“咚”地一下跳下来。他俩都急着跑过来伸出手托住我。可等我双脚刚一落地，我爸抄起巴掌“噼里啪啦”就请我吃了一顿“竹笋烤肉”（沪语，意为打屁股）。

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我爸打归打，心里还是很疼爱我的。他之所以笑眯眯先把我“骗”下来，而不是抬头大声把我吼下来，就是怕我一害怕一着急，慌不择路地往下一跳，万一摔了胳膊伤了腿，得不偿失。这顿打，大概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了。

儿子长成大人了，再“打屁股”是行不通的。渐渐地，就换成“打头塌”（沪语，就是用巴掌狠狠打一下头顶）。

一次，爸爸来队里找我，我不在。他向我的队友一打听，原来我去电脑吧通宵玩游戏了。这下可好，我回到莘庄，他一见到我，话也不说，伸手就给我“啪啪”两记“头塌”。还有一次，也是我溜出基地玩，不巧我爸正好来看我，于是就在基地门口等着我。我玩好回基地时，远远地门卫老伯就喊：“刘翔，你爸爸已经等你很久啦――”我心想，糟糕，大事不好，这回又逃不掉了。于是，我本能地一缩脖子，脚底抹油，“哧溜溜”就往校门里钻。因为作了心理准备，我逃得快，我爸的巴掌没赶上。他气不过，撩起一脚就要踢我屁股。门口进进出出这么多人，我好歹在基地也算有点小名气，他倒好，一点面子都不留。

这两次，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后两次爸爸发火打我。这之后，“打”――这个我们父子间的交流方式，逐渐变成了兄弟式的拍肩击背。一天天冷，爸爸见我只穿一件T恤就要出去，朝着我的后背就是一巴掌：“多穿点多穿点，小家伙，不知道冷暖！”我不领情，回头强烈“反抗”：“爸，怎么我这么大人了你还打我！”“你啊，就是再过30年，犯了错我一样要打。”

我笑眯眯地一把从身后搂住老爸，适时送上“刘式马屁”：“爸爸，那时候你都老喽，说不上谁打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