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本质研讨国进民退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国进民退”的本质与风险；何种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一直交织博弈、大型国有企业更是赢家通吃,不断进军一般性竞争领域、“国进民退”的本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形成,既有全球危机之影响,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对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迷信、政府的机会主义、“国进民退”的风险、“国进民退”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加剧经济的非法治化、不存在政府机会主义、建立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夯实民营经济成长的制度基础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从历史的维度看,“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作为问题的表象,两者背后均隐含着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2008年以来,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国进民退”问题再次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既要明确其本质,更要研究其可能引致的风险。否则,就会影响未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和建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进民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可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30年,“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一直交织博弈,政府与市场不断争夺经济领域的制高点。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放权让利”以及对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激励,使民营经济在不断得到承认又被不断否定的螺旋式过程中得到了发展。1978—1989年,随着所有制理论逐渐被打破,私营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然而,在1989—1991年的宏观调控中,民营经济发展曾一度陷入了停滞。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民营经济发展再次得到鼓励,1992—2004年期间,民营企业并购了一批处于破产边缘的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的“救赎者”。但是,以“铁本事件”为标志,2004年以后民营经济发展不断放缓,国有企业则是高歌猛进。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大型国有企业更是赢家通吃,不断进军一般性竞争领域。如中粮入主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兼并民营钢厂、航空业中民营航空全军覆没、高速公路行业中民营资本被集体清退。近期山东钢铁与日照钢铁的重组以及山西等地煤矿的整合把“国进民退”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现象,“国进民退”并无好坏之分,如果这种现象是市场导向、公平竞争的结果,那么,“国进民退”无可指责;但如果这种现象建立在制度歧视、资源错配的基础上,那么,“国进民退”将会导致全体国民福利受损。现在的问题上,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近期中国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

一、“国进民退”的本质与风险

(一)“国进民退”的本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国进民退”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者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理解为“国进民退”。无论如何,“国进民退”都意味着经济的“逆市场化”取向。一般而言,“国进民退”很少表现在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经济领域,它只是集中在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近期人们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觉强烈,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引人注目。二是这些行业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危机背景下利润的逆势剧增,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三是国有企业不仅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进军一般的竞争性行业,而且从实体经济领域日益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扩张。

笔者认为,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国进民退”不仅仅是一种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简单博弈,更不仅仅是相关经济指标的此消彼长。其本质上反映我们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偏爱和迷信。根据鲍莫尔的观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指的是国家把增长作为核心经济目标,但试图通过优先发展特定企业或特定行业来实现经济目标。其显著特征是,政府主导市场运行,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在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中,政府掌握着很多引导经济增长的手段,最重要的是政府对银行拥有的直接和间接所有权,从而政府可以分配信贷。此外,政府可以提供直接补贴或税收激励、批准贸易保护或利用其他调控措施来选择“赢家”。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在亚洲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源于我们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选择和推进。

从中国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看,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中强大的国家力量,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如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执行,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使那些提供公共产品和国防产品的部门控制在国有资本之下。

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形成,既有全球危机之影响,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目前,许多人将“国进民退”归因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思维没有改变。即一些政府部门和部分官员始终没有破除所有制的制度偏见,在政策设计和日常经济管理活动中,过分偏袒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而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给予冷落和限制。这种认识是对的,但也不是太完整。放眼中国大历史,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自始至终与政府存在着密切联系,政府操控国家经济、操控国有企业的偏好根深蒂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独有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根源于长期的传统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

二是对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迷信。改革开放30年中国选择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得许多人盲目地认为,它仍然能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成功。笔者认为,前30年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成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⑴十年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⑵国民皆穷使得全体国民思变;⑶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等等。

目前,这些条件已经大大减弱。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在危机时刻,基本上不是主要依赖政府的“高明”决策。通常是在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通过激活民间资本的活力,才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是政府的机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较差,投资者面对的政策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民营经济在与国有经济的博弈中始终难以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制度障碍始终难以消除,民间资本的效能也始终难以释放。

四是政府的应对危机策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些政策措施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由于这些策略措施都偏向了国有企业,这就促使各种经济资源再次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导致“国进民退”愈演愈烈。

(二)“国进民退”的风险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出现一定的“国进民退”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对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也是必要的。事实上,金融危机后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国进民退”都必须以解决市场失灵为前提,而且,“国进民退”只能作为一种权益之计而不能成为长期的制度安排。“国进民退”现象长期存在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视。

一是“国进民退”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为什么有些行业只能由国有企业经营,而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为什么只有国企能够得到大量贷款和财政资金,而民营企业得不到?笔者认为,政策歧视和政府强制只会降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进而损害整体经济的效率。

二是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对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弱化市场竞争,助长经济运行的泡沫化。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应对全球危机,积极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国有企业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从国计民生领域向竞争性领域不断扩展,从实体经济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迅速延伸,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国进民退”可能助长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因为,“国进民退”趋势的加剧,必然会使民间资本收缩甚至撤出在加工、制造、资源、重化工和风险投资等领域的投资,而转向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加剧中国虚拟市场的泡沫化。

三是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加剧经济的非法治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提供公共物品和国防产品的产业是需要政府垄断的。除此之外,政府垄断越广越久,将增加更多的腐败和低效。

不可否认,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但我们不能以市场失灵为由,强化国家干预,奉凯恩斯主义为圭臬。需要提醒的是,“国进民退”还有可能破坏国家的法治建设。众所周知,法律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平等不仅仅是自然人的平等,法人同样应该平等。但是,国企的股东是国家,而国家掌握着立法权、执法权和法律解释权,这就造成民企和国企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四是影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和建构。这是最根本或最大的风险。我们不能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否定自由竞争市场这一行之有效的基本经济运行模式。市场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这一点是坚决不能动摇的。否则,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问题就会陷入迷失,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进程就会被拖曳,我们将会为之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和改革成本。

二、何种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传统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但是,市场经济不成功的案例亦比比皆是。市场经济从来就不只是具有单一的体制形态,就其对经济增长而言,这些模式有“好”“坏”之分。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离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何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主题。笔者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不存在政治垄断。有经济学家证明,在不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劳动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综合生产力高于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的水平。坏市场经济具有除了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不能自由进入,尽管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以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但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政府垄断部门也可以获得大量垄断利润,但其他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了市场容量的扩展,有害于经济增长。政府垄断不仅造成了贪污腐化,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经济的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可以被利用的内生比较优势以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第二,不存在政府机会主义。从西方社会经济变迁的经验看,早期英国的成功源于共和制度、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英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进行有效地限制,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的。

第三,建立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当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是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其实,由于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富悬殊,其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追求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是好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因而,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公正利益博弈制定有效的规则和程序,是好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

第四,法治健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健全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法治健全并不等于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健全,关键在于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是否得到有效界定。不解决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条文无论如何完善,均没有意义。

第五,明确公正的交易规则。这些交易规则能够对所有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形成约束,能够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不能形成任何政府掠夺行为。

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根源于中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模式与现代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东欧转轨国家和俄罗斯的市场化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国家主导型模式和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迥然不同。其显著特征是在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尽管这种体制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目前这一经济体制的框架还不是很完整,不仅市场体系还发育不全,而且市场体制的质量不高。而且,在司法体制、政府廉洁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方面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排名中也相当低。因此,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确立起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总体方向是,由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逐步过渡到大企业型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一)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尽管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也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担忧。一方面,中国在加快实现大国崛起,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垄断严重、腐败问题累积,等等。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它们更多地关注着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许,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当下的中国似乎有点极端,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境况。历史地看,从忧患意识到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深刻的思想大解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要归功于思想解放。但是,面对已有的成就,体制内越来越多的人缺乏忧患意识。一些干部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就导致了近些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没有结果,许多官员对思想解放无动于衷。更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强大阻力,改革越来越难。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知识群体也越来越缺失忧患意识。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富有忧患意识。20世纪80年代,这个群体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么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么被经济利益所溶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条件下,思想解放变得更加艰难。笔者认为,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难以找到新的突破点,就会难以进一步深化。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必须首先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第一要务。

(二)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最近30年来,中国通过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港台的劳动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被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

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

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来看,中国无疑是政府反应最快、干预力度最强,同时效果也最为明显的国家。但是,经济国家主义过于强大造成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它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功能,甚至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如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腐败和寻租比较猖獗的国家。再如,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政府机会主义导致非生产性活动大量滋生。政府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许多企业家开始将资本从实业领域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开办新生意的势头明显放缓,有的企业家甚至干脆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放弃了创业和经营活动。因此,未来中国改革的重心必须从技术模仿向制度模仿转变,把一些国家主导的领域逐渐向民间资本开放,切实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构型改革重点应定位于:一是有效监督国营企业,使国有企业接受社会和民主监督,经营和财务信息应向社会公开;二是给国有企业划界,对国有资本的扩张应给予限制。

三是促进竞争,政府对某些行业和企业的政策扶持不能代替市场竞争。

(三)不断健全社会法治法治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但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西方发达国家都经过了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逐步完善法治的,中国也不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良好的法治体系和法治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可供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对于一个年增长率高达8%—9%的经济体来说,法治建设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高,面对印度等周边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未来的中国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四)夯实民营经济成长的制度基础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促进企业家型市场经济的成长,而促进企业家型经济的成长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中国现有的制度、体制和政策基础来看,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政府应当降低创业的“正式手续”成本,建立可实施的破产制度。有效的破产保护对促进企业家创业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企业家如果失败除了要面对因宣布破产而导致的社会恶名,还将失去自己的一切,结果很多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就不愿承担创业的风险。二是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对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来说,仅仅使企业家易于开始其创新活动是不够的。

企业家必须获得成功的回报。在这方面,有几个制度很重要:有效实施的法治、知识产权保护、合理的税收以及促进特定环境中的模仿回报。此外,政府要奖励创新,支持研发,将发明商业化,并对模仿进行奖励。三是制止非生产性活动。这里的非生产性活动包含不合法的以及合法的再分配或寻租行为。

不合法的活动包括偷窃和各种形式的贿赂和腐败,它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显著的破坏性影响。合法性的再分配或“寻租”行为,主要是指游说政府为少数人而不是全社会的利益提供特殊的好处。这类活动的一种典型形式就是打着产业重组的旗号通过所谓的并购活动对市场进行垄断,有意破坏市场竞争。

四是保持成功企业家的创新势头。一旦企业家成功了,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他们继续保持创新势头,而不是转向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为此,要反对垄断,不断开放贸易和对民间资本、国外资本开放投资市场,摒弃各种投资藩篱。除了以上四个条件外,塑造一种鼓励创业和创新的文化,建立一种崇尚创新的教育体制和模式,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以及建立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对促进经济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五)积极培育大企业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有赖于建立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但是,目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国有企业(央企)体制得以固化和扩大。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僵化、有限的激励以及极少的突破性创新。从现实观察,政府的许多政策是限制民营企业的进入,为特定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使得竞争规则向被选中的国有企业倾斜,使潜在的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失去机会;政府实行的各种行业特定的监管规则,使国有企业逃避了竞争;政府保持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国际竞争者难以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想要实现更快的增长,除了更多的创新,别无选择。但是,国有企业通常更擅长增量改善而不是根本性突破。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培养和发展一批创新型的、高速增长的,能够引致经济革命性变革的企业。

(六)释放企业家精神企业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们是由企业家们承担着通常是不可估量的风险而创建和培育起来的。培育企业家精神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种最好的战略。为了保证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释放,一方面要加快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的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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