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制度弊端评析

【摘要】作为现代刑法确立的重要刑罚手段，罚金刑有其自身独特的法律价值。但是，罚金刑同时又具有事实上的不平等性、执行的不确定性、重罚不重教、殃及无辜等弊端，从而影响罚金刑制度价值的实现。因此，罚金刑需要同刑罚体系内的各种刑罚手段有机配合，取长补短，实现刑罚的整体功效。

【关键词】罚金刑 制度价值 公平 效益

罚金刑是“法院依法判处犯罪人（包括单位）向国家缴纳其所有的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①在现代各国刑法中，罚金刑往往以从属于主刑的附加刑身份出现，既可以附加主刑适用，也可以单独适用，多用于贪利犯罪、过失犯罪和某些性质较轻的犯罪。

作为现代刑法确立的重要刑罚手段，罚金刑在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的确发挥着其它刑罚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罚金刑同时又具有事实上的不平等性、执行的不确定性、重罚不重教、殃及无辜等弊端，从而影响刑罚功能的实现。

罚金刑的制度价值

公平和效益是罚金刑制度价值的首要目标。所谓公平是指刑罚应按照统一的原则和标准对待情况相同的人与事，具体体现为：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同罪同罚。所谓效益是指通过刑罚实施所能取得的积极效果，具体体现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向现实的转变，法律主体的行为对国家意志和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符合。

罚金刑的制度价值通过其功能实现。人类刑罚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刑罚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罚金刑也不例外。刑罚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不属于刑罚的功能。基于此，罚金刑的功能是指国家对于犯罪制定和适用罚金刑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综合当前学术界普遍的观点，罚金刑的功能主要体现为：

剥夺功能。罚金刑通过对犯罪分子所属金钱的强制剥夺即刑事剥夺，对于需要一定经济条件做后盾的犯罪在客观上可以起到遏制其再犯的作用。与此同时，罚金刑也具有作为刑罚的最朴素的报应性质。报应理论认为，刑罚就是对罪恶行为的报复。侵财性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往往是公私合法的财产权利，对其采用罚金刑符合报应理论的要求，体现了刑罚的基本功能。这也是罚金刑在现代刑罚体系中主要用于侵财性犯罪的原因。

改造功能。改造功能是刑罚的重要功能。目前关于罚金刑的改造功能在理论界尚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刑法的改造功能只针对自由刑而言。但笔者认为财产刑对犯罪主体行为和心理的矫正是客观存在的，特别在单处罚金的情况下，犯罪主体在未羁押状态下实现自身改造，避免了羁押场所的“交叉感染”和与社会鸿沟的出现，对于犯罪主体的改造具有特殊的积极作用。相对于以监禁作为手段的自由刑而言，罚金刑不影响其家庭生活和社会劳动，使受刑人能很好地回归社会，弥补了自由刑特别是短期自由刑的不足。

一般预防功能。罚金刑通过其特有的剥夺金钱的方式对潜在犯罪主体起到威慑作用。对贪利型犯罪而言，罚金刑的存在使其不仅不能通过犯罪获取非法利益，而且还会导致既得利益的损失，从而在潜在犯罪主体心理上造成遏制犯罪的“反动机”。罚金刑的一般预防功能对于贪利性犯罪、过失犯罪或轻微故意犯罪具有较直接和明显的效果。对于严重犯罪而言其一般预防功能往往同其它刑种并科更为理想。

对单位犯罪的独特惩罚功能。与自然人不同，单位属于法律拟制主体，无法适用生命刑与自由刑。但单位都具有相应的财产，这使得罚金刑成为对单位犯罪进行惩罚的最佳刑罚方式。

其它功能。除了前述的四大主要功能外，不少学者认为罚金刑还具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节约司法成本与资源、符合当今世界刑罚轻缓化趋势等特点。相对于自由刑需要在监管场所执行而言，罚金刑省略了这一环节，代之以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在盗窃犯罪单处罚金情况下，不仅增加了国库收入，同时还节省了为改造犯人而支出的监管费用，为国库节省了开支。这与现代刑罚所倡导的经济原则相一致。

在以上诸多功能中，笔者认为剥夺功能是罚金刑的最基本功能，也是罚金刑设置的最首要基点。其他功能相对于剥夺功能而言是较弱的。比如罚金刑的一般预防功能，其对潜在犯罪的震慑效果与死刑、自由刑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罚金刑的功能，却是其它刑罚所无法比拟的。罚金刑对于贪利犯罪、轻微犯罪的独特作用，适用简便、操作灵活的特点以及其经济性价值使得罚金刑在整个刑罚体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无其它刑罚能够替代。

罚金刑的制度弊端

虽然在一定前提下，罚金刑对于遏制某些犯罪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就整体而论，刑罚的功能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还可能导致负面效果。下面笔者将从公平与效率两个角度对罚金刑的制度弊端进行评析。

罚金刑公平性之检视。美国学者罗尔斯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刑罚作为预防和惩罚犯罪的手段，其公平性具体外化为：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同罪同罚。

首先，从罚金刑自身的特性来看，它是靠强制剥夺犯罪者的金钱来实现刑罚目的的，而金钱的剥夺对于不同的对象事实上具有不平等性。对犯有相同罪行的人处以相同数额的罚金，这一科处原则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平等的，但实质上却是不平等的，因为不同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金钱数量是不等同的，其经济承受剥夺的能力也千差万别。同等金额的罚金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犯罪主体来说可能起不到应有的报应和预防功能，而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甚至一无所有的主体而言可能又会超过其犯罪的程度，导致罚不当罪。如果某人犯了罪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或罚过其罪, 法律的公平性也就很难体现。

其次，罚金刑的作用依靠金钱的缴纳来实现，这就使其在执行环节上可能出现不平等性。假如无法缴纳罚金，各国立法一般将罚金刑与自由刑并列规定以供法官选科，这样犯罪人将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牢狱之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罚金的缴纳能力往往成为法官科处自由刑的重要考虑因素。这实际上导致了同罪异罚的现象，即富人交钱完结，穷人却要因无钱缴纳罚金而坐牢。

第三，可能导致“株连”无辜。罪责自负，禁止“株连”是现代刑法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罚金刑的适用当中，金钱的强制剥夺应严格指向犯罪人本人，不能累及犯罪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但在实际操作中，罚金的来源并不明朗，犯罪人家属或其它第三人用自己的财产替犯罪人缴纳罚金的现象自然会出现。对犯罪人判处罚金刑可能导致由犯罪者以外的第三人代受刑人支付的现象，从而使得罚金刑失去对受刑人处罚的意义。在中国，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对犯罪人的罚金刑变成了对第三人的剥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株连”。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之下，监护人为其缴纳罚金更是成为一种必然。

罚金刑在刑罚公平性上所存在的弊端是客观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然之法与应然之法从来就是人类历史上经典永恒的话题，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罚金刑的设置应当在对正义不懈追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对罚金刑的适用加以调整。

罚金刑效益价值之检视。公平的侧重点在于对已然之罪的报应，效益则更强调对未然之罪的预防。犯罪预防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是指通过法律的实施对社会上潜在的犯罪主体产生威慑，使其不敢实施犯罪行为；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本人的惩罚和矫正使其洗心革面、重新回归融入社会。根据罚金刑的特点，其在效益价值的实现上存在以下一些弊端。

首先，在特殊预防上，罚金刑会增加犯罪人的经济负累，可能使其重新犯罪。在科处罚金的情况下，犯罪人往往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但不交付罚金就会受到易科其它刑罚的处罚，在此情况下，犯罪人为了缴纳罚金，一方面往往可能再次铤而走险，实施诈骗、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可能通过借债方式筹集罚金，罚金缴纳完毕之后，存在偿还借款的问题，此时犯罪人也可能通过实施新的犯罪的途径来偿还债务。

其次，罚金刑容易给人以“赎刑”的感觉，特别是在单处罚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无论从特殊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都极易形成“花钱买刑”、“出钱消灾”的错误认识，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刑罚的威慑力，也给犯罪人和一般民众以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法律效益的实现。因此，罚金刑不像自由刑那样具有积极的教化改善功能。

第三，罚金刑执行难。对犯罪的惩戒最终要依赖于刑罚的实际执行。相对于生命刑和自由刑而言，罚金刑的执行必须以被执行人有一定的财产为前提。面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犯罪人，罚金当然难以执行。另外一种情况是，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犯罪人拒不缴纳罚金也造成了执行难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在罚金刑同其它刑罚并科时容易出现。无疑，罚金刑执行上的不确定性是由于罚金刑自身特点和诸多因素所决定的，但这种现象的存在会大大降低刑罚的权威性，从而将严重损害到法律的效力。

尽管罚金刑在法律价值的实现上存在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罚金刑的出现是人类刑罚演进中的必然结果。任何一种刑罚都有利弊，那种把正义与效益的实现寄托在某一种刑罚手段之上的想法既不理性，也不现实。罚金刑要扬长避短，需要和刑罚体系内的各种刑罚方式有机配合，面对不同的犯罪适用不同的刑罚，各种刑罚方法之间互相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刑罚的整体功效。

（作者单位：四川理工学院）

注释

①邵维国：《罚金刑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