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黄埔二期学生、民国警界枭雄李士珍在南京

1946年的南京，对于黄埔二期学生、时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的李士珍来说，应当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这一年在这个城市，他既有出席国民大会的荣耀，也遭到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挫折，以至他大病一场。

从这一年2月李士珍由京复渝出席中央执、监委员第二次全会开始，李士珍经历了其政治生涯中的一段艰难时期。经过这一段时期之后，李士珍虽然仍掌管着中央警官学校并升任校长，但在民国警察系统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战后民国警政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可谓是江河日下，远不及军统局长戴笠在世时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946年是李士珍在民国警界的地位、影响由盛而衰的转折之年。1946年之后，李士珍逐渐淡出民国警坛。

一

李士珍，号梦周，字梦龙，1896年农历10月17日出生在浙江宁海东乡之雪坡村。1925年9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成绩列全期第二名。1930年1月奉之命留学日本，初入日本步兵学校，继转日本警察讲习所（后改名警察大学）学习。历官少将参谋长、上校团长、警官高等学校简任校长、中央警官学校简任教育长、校长等职。

多年来李士珍通过不断向“条呈”“面呈”警政建设方面的方案、计划，希望利用这些方案、计划的实施，来影响民国警政发展的走向，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通过不断在各地开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开办各类培训班、创办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来培植亲信扩大影响。通过不断向推荐中央警官学校的各类学生到各城市警察系统任职，来确立和强化自己在民国警界的地位。自李士珍担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后，桃李满布全国，特颁赠“育才建警”四字，李士珍在民国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俨然警察之父、警坛领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在国内外压力下，国共走到一起双方开始谈判。8月28日由延安飞抵重庆，以和平、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之前提和原则，提出十一条方案。10月10日国共经谈判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其中专门就取消特务机关和释放政治犯进行了商定。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民主同盟以及社会各界，均提出停止内战、实现政治民主、取消特务组织、释放政治犯等要求。

1945年10月4日，李士珍飞赴南京。是年冬11月，中央警官学校正式还都南京。

抗战时期，各地警察系统因“攘外”、“安内”之需，不断为情报系统所渗透和掌控。为此李士珍心有不甘，明里暗里与军统制造摩擦，但碍于情报系统的重要和军统之能量，而不敢过分和放肆。抗战胜利后，影响警政重建的战时因素没有了，中国警坛版图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但涉及警政，实际掌控警界并主管警察系统情报特工（戴笠谓之“政治侦探”）的军统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特别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因政治形势之变，加之社会各界的呼声，中统、军统如何调整重组也是迫在眉睫。

二

自1945年7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幕僚机构等高层内部，对军队整军、战后复员、情报机构调整问题着手进行研究，战后接收、对苏关系、东北问题、新疆问题、国共谈判等等一系列工作，也迅速展开。1946年2月1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19日在宁召集军事会议，由美国代表魏德迈在会上演讲“缩军”之重要性，提前开导军队将领，要求贯彻整军方案。1946年2月25日《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出台，军队战后整编裁撤开始。

为应付民意，1946年3月17日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时任内政部次长的唐纵，邀集李士珍、叶秀峰、张镇等秘密商讨中统局等情报机构调整归并问题。为特务情报系统改头换面，继续为内战“戡乱”政策服务，进行幕后谋划。李士珍虽然职为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但一直特别关注警政建设。抗战期间，李士珍于1943年向面呈《五年建警计划》，1944年又奉指示改订《十年建警计划》。作为对警政有专门研究的李士珍，受邀参加核心幕僚对情报机构未来调整的秘密研讨，说明幕僚机构对李士珍本人和其意见的重视。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途中撞上南京西郊的岱山，机毁人亡。21日发现飞机残骸，证实戴笠死讯。戴笠死后的军统局应如何调整，立刻摆上了桌面，成为急待解决之问题。

在戴笠在世时，李、戴关系表面上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也无正面的直接冲突。但李士珍对军统局在中央警官学校里的势力，和军统利用中央警官学校培养特工人员，抱怨不满，意见很大，做了不少小动作。由于军统本身许多工作需要利用警察系统和中央警官学校，同时碍于李士珍的威望和与的密切关系，戴笠及军统方面一直都比较克制。现在戴笠死了，军统局又面临改组归并，李士珍的机会来了。

李士珍利用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呈请”校长的便利，私下要求进入到调整了特务情报系统的决策班子，参与幕僚机关对调整军统局等特务情报系统的讨论；另一面公开放言，要求彻底解散军统局，并提出将来军统局调整归并后，军统所有复员转业之特工一律不得安排进入即将组建的警察总署和警察系统。同时他也为自己能担任警察总署署长，积极开展幕后活动。

三

抗战胜利后，军队大批中下级军官包括情报系统人员面临复员转业，而收复的各大中城市急需大量警察去维护社会秩序。为谋这些被整编裁撤下来的人员出路，高层拟定把他们培训后安排到警察系统，认为这样既能加强战后警察系统的力量，又能解决这一批人员的就业问题。

李士珍一贯对军统利用、掌控警察系统，以及军统特工的工作方式存有偏见。戴笠死后，李士珍借军统局即将调整归并之机，对军统落井下石。李士珍不讲策略的言行，立即引起了侍从室和军统高层的关注。军统局上下和与军统关系密切的侍从室高级幕僚们，十分气愤。为此，侍从室幕僚在召集研究军统等情报系统今后的工作，以及如何调整、裁撤、归并的决策讨论中，不再听取李士珍的意见，不再邀请李士珍参加，并自始至终把他排斥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