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道法”观及其现代价值

摘要：《管子》是法家的代表作之一。贯穿《管子》思想的主流是其“道法”思想。“道”是“法”得以成立的最高依据，是“法”所以享有普遍性、公正性、恒常性的根本原因；道是最高范畴，其内部分为德礼与权法两支，两者互为补充，构成和谐之道。《管子》的“道法”观对正确认识法的精神以及科学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有所裨益的。

关键词：管子；道；法；义；礼

中图分类号：B2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6―0039―04

《管子》是先秦重要子书之一。张岱年先生说：“多年来，许多哲学著作讲述先秦法家思想，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为代表人物，事实上是片面的观点。商、申、韩非可称为三晋法家。在三晋法家之外，还有推崇管仲的齐法家。实际上，古代常以‘管、商’并称。――《管子》是法家的大宗，这是历史事实。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主要不同之点，是立论比较全面，既强调法治，也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避免了尚、韩忽视文教的缺点。”《管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作之一，其法律、刑德思想，以及礼与法、德与法等思想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这是毋庸赘述的。但是，贯穿《管子》思想的主流是其道法思想，即“因道立法”的思想。在《管子》中，不仅重视刑德等实际问题，而且推重道德依据等形上的基本问题，表现出地处海滨，因“乐水”而“崇智”的齐学特色。

一、“执道生法”：《管子》的思想、社会背景及问题取向

老子时期，“道法”论主要表现为“法自然”的思想。道是宇宙间的总法则，万物遵循的总规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当然也不能超越道的规则，应该在道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和建制。道家设想人间的秩序，应仿照自然之道的秩序进行构建。人间立法要以道作指导，是谓“执道生法”。老子的“侯王得一为天下贞”，“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思想，已包括了法由道生的含义，即要求统治者按道之“一”的标准立法。

“道生法”命题在战国中后期逐渐明确。中期的稷下黄老道家提出“执道者生法”的主张；后期的黄老新道家提出“道生法”的主张。道生法就是用道作为立法的依据和指导，道所支持的，法亦不问；道所反对的，法予严禁。君主按照这一原则制定法律制度，所立之法便是合符道的法，才是合理的“良法”。

《管子》既被公认为是齐国稷下学派的集体之作，又托名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因此，我们就以管仲为主要思想代表人物，以其所处的齐国历史际遇、齐国的地域文化情境为背景，来陈述春秋时代齐国管仲主政期间的思想背景及问题取向。

周成王时，周公东征之后封姜太公于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监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因齐地僻处海隅，不宜发展农业而可作为渔监之利，这是太公发展渔监、工商业以因势利导的原因。太公佐文王、武王时长于“兵权与奇计”，可见他不墨守规矩与礼制，而是善于“通权与达变”。齐国在太公主政下虽成为大国，可是太公之后300多年至桓公即位时，齐国由于权力斗争不休，也长久中衰过。齐桓公曾谓：“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国语・齐语》)鲍叔推荐管仲辅佐桓公。管仲认为，当政的首要问题是安定社会，再求富民教民之发展。要安定社会，应了解人民生活的欲求，针对人民对政府的欲求而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人民的问题以重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刑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性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为政之要在清楚了解民心之所向。人民期待享有能够富贵、安定、生养、佚乐的生活价值，则政府应顺应民意而努力满足这“四欲”，成就安定和谐、民生乐利的善政。反之，民意如流水，若政府逆反民心之“四欲”，以致陷人民于忧劳、贫贱、危坠、灭绝之“四恶”，则纵使采用刑罚和杀戮的手段也不足以服民心，必众叛亲离，危害政权。管仲认为，顺应民心、安定社会生活之具体目标在建立一个客观化的制度，使士、农、工、商“四民”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皆得以安居乐业。《史记・管晏列传》评管仲任宰相之政绩，说：“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货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孔子也高度评价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因此，管仲之施政，大体上仍沿袭姜太公的因顺民情、秉要而治、事少而功多的理念。在对外策略上，倡“尊王攘夷”，扶持周天子的地位，确保中原衣冠之国不亡于夷狄。他辅助桓公的霸业是需要礼法之治的，这是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关键所在，因此，采行了礼法之治。

二、《管子》“道法”观的基本内涵

《管子》虽然强调法治，但与商鞅、韩非等法家尚法而轻道不同，并非一味地专靠严刑峻法来治国，它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法治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所以在其法治思想中，有着丰富的“道法”观。

关于《管子》“道法”观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法出乎道：法的涵义及其超越依据

作为维持群体日常生活的常“法”有什么基本涵义?“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此处之“法”具刑罚意义。然而，“法”在《管子》中亦兼指正向价值的意义，“所谓仁义礼乐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一”具有规范的准则意义。春秋时代系以“刑”罚为法之主要内涵，至战国时代，“法”概念的内涵丰富了不少。“法”出于原始的“瀵”字之涵义。从水、从鹿、从去。水的象征意义可引申为水准、公平、公道义。《管子》中的《水地》篇中说：“水者，地之血气，――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明法解》明确地界定为“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

“程序”、“仪表”不但具明确的规范性，也当具正常性、普遍性、持久性才能是人们共同的认知和据以为日常生活的客观依据。那么，能作为这些法属性的超越依据为何?质言之，管子思想中有无“法”所由生成且为之永恒基础的形上根源?《管子》书中“道”字共496处。就文本的意义脉络观之，《管子》书中“道”一词的概念涵义颇为丰富，主要涵义有六项：作为万物本原的大道、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天地之道)、人道(圣人之道、君道、臣道)、道路、导引，等等。口’至于《管

子》四篇道论之特点，陈鼓应先生认为，具有突破性发展处有两方面。他说：“一是援法人道，二是以心受道。后者为道与主体之关系，前者为道落实于政治社会之运作。从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出老学齐学化的特色。”齐文化的传统精神是因循自然与务求事功。《管子》书“法”与“礼”兼重，皆源出且统摄于天道。“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法、礼、道也。”

因此，管子持礼法一元论的立场，礼法皆是治国安民的人为机制，上因乎天道天理，下顺乎人的情求。“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简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论义之义也。故理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著者也。法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心术上》提出了近乎“道生法”的论述，“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末一道，杀戮禁诛谓之法。”。于是，“道”、“德”、“礼”、“事”构成了层层涵摄的相因关系，道是第一因，也是层层涵摄之整体界的终极原理。因此，“道”是“法”据以成立的最高依据，是“法”所以享有普遍性、公正性、恒常性的根本原因。

2　道与义、礼、权、法的内在关联

道抽象无形，存在于虚处，必须靠一定的形式才能体现。道虽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道的表现形式却有多种。“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与德无间，故言之者无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在道与礼、义、法、权之间，还需“德”为中介。没有“德”这一中介，道便无从体现，德是道的体现。万物赖以生长发育，心智赖之得以认识道的精髓。故而，“德”就是“得”，也就是所要得到的东西实现了。道虚而无形，在事物中体现为德，因此，道与德没有什么距离，谈论他们时往往不加以区别。如一定要说它们有什么分别，那么可以说，德是用以体现道的。

事物经过“德”这一中介，得了道，“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致，是德也。”因为有德，不必发动，人们也知所努力；不用言语，人们也能理解；无所为，事情也能办成；“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君主不用日理万机，政令一，就能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这都是德的作用。由道经德引发为两支，一类是义、理等道德规范；另一类是政、令等法律规范。所以道的运动模式应表述为：

道――德――理――义――礼――权――法

《心术上》对理、义、礼、法等规范都作了解释。理为本然的规则、本分；义出于理，是理的外化，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对君臣父子等社会关系的正确处理；理从义产生，是根据人的感情，按照义的道理规定的制度仪式。礼具体规定了处理尊卑、贵贱、亲疏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能依照义、礼的要求各处其宜，使整个社会处于安定、和谐的状态当然便是有“德”，体“道”而行了。在《管子》中，道―德―理―义―礼是一致的，是一个从虚到实的外化运动。与老子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表现为一个历史退化的过程是不同的。

对于“权”这一范畴，《管子》中未加以解释，但是从全书来看，作者运用“权”字时，一般作权衡解，即权衡得失，得即“得道”，失即“失道”。至于法，是用来统一不齐的社会行为而不得不实行的规定、准则，因而需要用杀戮禁诛等强制手段，使事无巨细都纳入“道”所要求的同一轨迹。从法的强制特征可以看出，法偏重于对失“道”行为的矫正、补救，通过对失“道”行为的惩罚，使之归于“道”。行为之所以失“道”，原因在于无“德”，即没有得到“道”，因而要靠法这一强制手段来实现“道”。与德、礼之间的亲密关系即“有德”(得道)―“循礼”不同，法与德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无德”(失道)―“法法”。法与德在此分离了，并逐步演变成为“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法(刑)德成为对立面。道在社会生活中的运行模式也变为：

德――德――理――义――礼――权――法

道仍然是最高范畴，其内部分为德礼与权法两支，两者互为补充，构成和谐之道。这与《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正相应合。但是，由于齐国崇智尚法的传统，这种和谐往往被打破，“道、德”一支败落，“道、法”支发达，形成“事督乎法”的局面。但是，由于道是一种“虚而无形”、无法实证的东西，因而也就无法据之以验证生活。虽则《管子》强调“凡有司执制者之制，非道也”，以示道的崇高、公正、无私、无穷、永恒，道与法作为自然法与和人为法的区别，法必须法道，自然法高于人为法。“宪律制度必法道”一语中，“必”本当作“必须”讲，但由于“道”无法实证，“必”在现实中却被解成了“必然”的“必”，结果是“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对“法”的制约、监督与批判意义在此跌落，法被抬高到与道平起平坐的地位。

三、《管子》“道法”观的现实价值

《管子》“道法”观尽管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然而，若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我们正确认识法的精神以及正确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还是有所裨益的。

《管子》的“道法”观的第一方面内涵启示我们，法的精神所体现的是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法律的存在是人性本身的要求。尽管自然法的最基本要求是可以通过自然理性而为所有人认识的，但理性有时候也会由于或恶习而受到败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由于人的道德缺陷，由于人的堕落败坏了人的本性，致使其理性衰弱，有时候不能自觉地服从自然法的命令，不能按自然法的根本要求去行动。法律就正是要弥补人的这种缺陷，它对那些不自觉追求美德的人起警醒作用，由此而推进他们美德的完善。法律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强制实现的，即通过惩罚的威胁及威胁所导致的恐惧力量来实现的。这种强制的方法本身会导致美德，因为一个人在开始时出于恐惧而做的事情会慢慢地变为一种习惯；而当一个人习惯地不做恶事而做美德所要求的事情时，他就成为有德之人了。这正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或目标。所以，法律的制定是为人们享受和平的、有德行的生活所必需的。法律的强制性是对自然法的维护，正因如此，它作为自然法的补充是必要的。

法律的指导性力量本身不是法律之所以具有效力的充分条件，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已。人定法要成为有效力的法律，还必需满足真正法律的另一个条件：它是公正的法律。因此，法律之所以具有约束力，乃是因为它们具有正义性。这意味着，人定法必定有一个形而上的“道”的基础：符合“道”的法律，就一定是名符其实的法律；相反，就必定不具有法律的性质。因此，真正的法律(良法)都是公正的，它们不会与“道”发生冲突，不会违背道德的基本原则(自然法)。

《管子》“道法”观的第二方面内涵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科学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管子・五辅》论“礼有八经”说：“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此所谓“礼之经”，乃后世“纲常名教”的战国版，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管子・五辅》又论“法有五务”：“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事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胡家聪先生认为，“法有五务”与“礼有八经”并无矛盾，“只是从‘法、礼’的不同角度维护封建等级制”。张岱年先生认为，齐法家的法度、礼教统一的观点贯穿于各篇法治论文中，前后一贯。如果一种社会仅以法律作为控制和调节的惟一手段，就会丧失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本身也会失去活力和情趣，这正是西方社会在后现代社会显露出来的重要缺陷之一。这一缺陷的弥补，有赖于道德等社会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道德建设和法律建设的同步是法治社会以及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法治离不开道德的支持与配合，道德需要法治的保障。两者之间只有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和调控手段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才能创造出一个既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有机社会。

《管子》的“道法”观以形而上的“道”为其立论的基础，以追求德治与法治的和谐之道和返朴归真的精神，实现因道而立形名法度返治国为旨归。从哲理的高度解决了“王法”中的法权归属问题。这对于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伦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