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6 05:28:55
2010年，筷子兄弟爆红之后，各种投贸商、制片人都在找肖央。
制片人和导演
儒意影业执行董事、制片人柯利明当年在网上看了微电影《老男孩》之后，找到了肖央。肖央觉得柯利明跟其他制片人有些不一样。“他跟我说，你不用着急，愿意做，就做，但好多东西是需要积累的，好酒是需要酿的。这跟我的想法一样。”
“我一直想找新导演合作，我发现他们的音乐、故事、思维方式和表演方式都很特别。”柯利明说。
作为制片人的柯利明和作为导演的肖央产生过许多争论，严重的时候，甚至几个星期都不说话。“我们改了很多不同的方向，想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后来选了现在这个故事。既有《老男孩》原来的东西，又有类似美剧讲故事的结构，还有男性电影必备的一些动作。可能弄一稿就几个月，然后大家又感觉不对，不够有分量，不够电影，所以就一直往后延。从表现手段上讲，我更多地希望能用很商业的方式来表现很文艺的东西。也有一些细节会有分歧，包括制片成本、宣发手段等等。比如，我们真的去美国拍吗，还是在国内完成？”
制片人跟导演之间似乎都是这样永远会产生不同意见，而中国的电影人应该学习怎样的制片人制度也是一个讨论已久的话题。
“中国没有真正的制片人，我也不是。”柯利明说，“好莱坞的制片人都是很有经验的，是每一个部分都很懂。剧本很懂，拍摄手段很懂，人物很懂，整体合在一起也很懂。我们还没达到那个水平。我觉得，没有谁规定制片人非要怎么样，也没有谁规定导演非要怎么样，关键是看彼此匹配的程度。肖央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很有才华的导演，我在里面更主要的作用是帮助他在大方向上，商业性上去把握，包括组织运作，还要帮他做营销、统筹、成本的控制。广告怎样精准投放，以及投放的量，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如何给电影做广告，柯利明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在北京通州居住的人，如果早上坐地铁去国贸上班，怎么让这个人3次遇到《老男孩》？“我们在微信上制造话题，一个坐地铁的人，可能会从朋友圈先看到，这是第一次。然后呢，我们会到地铁投放广告，这是第二次。当这个人出了地铁，走进办公楼，还要看到广告，这是第三次。我们要做到这三覆盖。”
电影上映前，从电影的贴片广告，新闻、网站到电器连锁店的电视，都会有《老男孩》出现。这是交叉覆盖。与这些形形的手段相比，《老男孩之猛龙过江》最成功的营销是那首看上去跟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神曲”《小苹果》了。
你是谁的小苹果？
《老男孩猛龙过江》还没上映，电影的宣传曲《小苹果》就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成为广场新宠，大妈们和小年轻们都开始学跳苹果舞步。从这首MV的画面看上去，仿佛是好几个滑稽故事的拼盘。充满喜感。
“如果《小苹果》的MV和音乐是一个完整作品的话，其实它是用最快乐的语气去描述最悲伤的事儿。”肖央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显然，很多跟着《小苹果》乐呵的人没感觉出来。“这是多么悲伤的事情”――整容失败、亚当和夏娃吃了苹果之后人类从此万劫不复、诅咒下的王子和公主不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战争摧毁了青梅竹马的家庭。“按理来说，悲伤该用悲伤的语气来讲，但我们用特快乐的语气去讲，最后，所有经历苦难的人在一起跳舞。我就反着去拍这个歌。”
《小苹果》里的内容跟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一首宣传曲。”歌中强烈的迪斯科复古电音，让人想到80年代的街头，这是词曲作者王太利向“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这类的旧年曲式致敬。肖央哼起这段曲子的时候，让人恍然觉得时光倒流。
此外，还有很多人会对《小苹果》这样的歌说：俗。
肖央觉得，俗和雅的区分，是人有意识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趣，做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有思想无趣还不如有趣没思想，孩子最有趣，也最没思想，多纯真。当然我希望有趣和有思想能够结合起来，又有趣又有思想，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老男孩猛龙过江》还在延续着这种肖央想表达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该怎么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不如意的人生？“今天的社会都是尽量把生活描绘得美好一点。但那些被描述的美好是生活本身么？你看那些伟大的作品，描述的是生活的苦难，很诚实，为什么诚实好？因为它让你知道这就是生活的本质，你知道生活的本质之后，再进入生活，就不会太失望。你以为外面是夏天，穿个夏装就出去了，结果外面下着大雪，那不是自己找死吗？”
肖央是一个有表达愿望的人，所以，作为导演，他自己写剧本。他在采访中没有表现出搞笑的一面，而是说了许多对社会的思考。“当代的中国，五花八门，纷繁复杂，今天展现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世界应该有的面貌吗？或者说，这个社会给你的价值观是完全值得信任的吗？主流价值观以外，就没有更好的价值观了吗？一个朴素的人和今天的主流价值观之间有特别大一个空白。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安稳的落脚地。但是，都没有，都是在追求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追求不到就产生各种焦虑，各种对自我不能接纳，各种对社会不满。”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同样觉得被社会推着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当时房价就巨贵了，好像你不赚钱就会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我曾经就这么认为，作为广告导演，好好工作，赚钱，不眠不休，为了买房子。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填不满你的人生，而且它蒙蔽了你的双眼，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失去了很多真正珍贵的东西。你看我们小时候上学同学聊什么？毕业几年同学聚会聊什么？在哪儿买房了，买什么车呀，全都是这种。要不就显摆，要不就掩饰，混得不好的就不来了，没别的了。”肖央接着说，“中国人在国外招人讨厌，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招人讨厌？有点臭钱就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真的不知道生活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就知道物质，挥霍之后又不断地追求，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状态。”
这些思考，被他带到了电影里。
幻想喜剧
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种生气勃勃野蛮生长的气息，一副不怕死活的样子。
《老男孩猛龙过江》是到美国去取景，《变形金刚4》是到中国来取景，都是过江过海，但双方其实是不对等的。“我觉得中国电影产业跟美国电影产业的区别，可能和中国汽车产业跟美国汽车产业区别差不多。我们想建立像好莱坞那样的电影工业体系的话，远远不够。”
肖央当年写微电影《老男孩》的剧本时，有一个版本的故事是：一个入狱的黑社会大哥，放出来后特别想走正道，喜欢唱歌，然后去参加选秀节目，还怕被小弟认出来。“挺逗的，但不好写，因为不给写黑社会。”
《猛龙过江》得偿所愿，因为是在纽约拍的，黑社会随便写。在这部电影里，除了黑帮片，还能看到青春片、歌舞片、动作片等等影子。
柯利明的儒意影业投拍的一些电影《致青春》、《小时代》、《老男孩》，有一个共同特点：在电影出品之前，已经有大量的粉丝群做基础。他同时做电影和图书，希望二者互为影响。“我不是拍脑门去选一个题材，或者拍脑门去用一个新导演。一定是我跟那个新导演接触和了解，知道他的创作状态，和他的东西结合会有化学反应。我是相信数据的人。你看，《老男孩》在网上有那么多的点击量。辛夷坞的书在网络上很多是免费的，读者为什么还会花几块钱买纸质书回来看？心理学里面有个典型的赌马效应，就是我曾经关注过这匹马，有一天我没有钱，但我一看这个马正在跑，我会关注跑到什么地方了。如果读者有精力和金钱，他一定会去电影院看。读者到观众的转化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我会有一个预期。”
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所有的距离都缩短了，世界已经是平的了。“在互联网时代，怎么做电影？”我问柯利明。
“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的电影最大的优势，就是民主。微电影是一票一票点出来的。大电影，不好你直接可以写不好，我有意见，然后，马上我们就能看到。互联网给了我们很多直接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能够直接学习。”
对于中国电影，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起码是个好时代，我不敢说是个最好的时代。我也没有见过。小时候我想拥有一辆拖拉机，觉得那很牛啊，那是我的梦想，但现在，竟然还拥有了汽车。我们的口味是天天在变的，天天让我吃方便面的话，过两天我也会去吃烤肉。我喜欢美的东西和好的东西，电影能带给我这些东西。”柯利明说。
肖央认为自己上大学的愿望是做一个中国当代年轻人的文化品牌，“老男孩”就是有缺点又有梦想的普通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有什么啊？什么都没有，需要认真去做一些事情，找到一些尊严。
选自《现代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