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传授《诗》《书》考

史称孔子高徒子夏居西河教授，“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他在西河授徒的过程中，注意加强教材建设，继孔子之后研究古代文献，使《诗》《书》《礼》《乐》《易》《春秋》得到进一步整理与传授，初创诠释儒家经典文献的“章句”之学。经过子夏及其弟子、后学一代代薪火相传，形成一批解“经”之作，诸如《春秋公羊传》《谷梁传》《韩诗》《子夏易传》《毛诗》等新的经典，在西汉先后立于学官。故子夏被汉儒奉为“经学鼻祖”。本文拟就子夏传授《诗》《书》作一考述，并就古今学界对子夏传经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加以考辨。

传《诗》与《毛诗序》作者考辨

《诗经》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子夏传《诗》，是其所传诸经之中，学界争议最少的话题；子夏读《书》、传《书》也有文献记录。故说子夏是《诗》《书》传人，不会有何异议。但是，对于其中一些具体问题，也还是意见不一、众说纷纭的，需要加以深入考辨。

孔子很重视弟子学《诗》。《论语・阳货》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子路》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门对《诗》的重视。

1.孔门弟子中首屈一指的《诗》学造诣

子夏学《诗》，也具有春秋时代注重实用、联想、引申、“断章取义”等特点，但不仅仅如此。如《论语・八佾》记子夏问《诗》，由“绘事后素”联想到仁、礼关系，得到孔子“起余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也已矣”之好评。这说明子夏求学期间，对《诗》的造诣颇深，不仅重视其实用性，也十分重视探讨其原理，积极开展理论思维。例如《礼记・孔子闲居》就详细记载了子夏向孔子请教《诗经》中“凯弟君子，民之父母”的含义，并展开了深入探讨。

又如 《韩诗外传》卷五第一章载有子夏询问：“《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也作了详尽的解答。子夏不由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像子夏这样刨根问底、层层深入地提问，孔子则不厌其烦地给予详细的讲解，师徒二人真可谓是“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典范了。正因为子夏学《诗》下过如此深入的工夫，其《诗》学造诣在孔门弟子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在孔子晚年被列入“四科十哲”之“文学”高徒，与其《诗》学造诣深厚当有直接的关系。

子夏在西河授《诗》于弟子，教学水平之高、影响之大可谓首屈一指。汉代先后立于学官的“齐、鲁、韩、毛”四家《诗》，“韩”“毛”二家已有文献记载是渊源于子夏。班固《汉书・艺文志》：“（《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新唐书・艺文志》曰：“《韩诗》二十二卷，卜商序，韩婴注。”据此，《韩诗序》也当为子夏所作。我以为这些记载比较可信。至于齐、鲁两家《诗》，自然也为孔门弟子所传，但是否与子夏有关，则不得而知。仅从同样也是孔门高徒的曾参，却让儿子曾申去向子夏学《诗》，就颇能说明在孔子之后，子夏已成为传授《经》的最好老师。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古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这是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记《毛诗》的传授系统。

曾申在向子夏学《诗》之前，自然会得到曾氏家学，对《诗》应当有很好的基础；向子夏学《诗》显然属于深造的性质，因此成为继子夏之后《诗》的重要传人。同为子夏弟子的李克，竟然也向曾申学《诗》，足以说明曾申尽得子夏真传，向他学《诗》已同学于子夏无异，而没有什么说不通或者难以理解的。

2.《毛诗序》的第一作者

汉代立于学官的“齐、鲁、韩、毛”四家《诗》中，早在汉武帝年间立于学官的齐、鲁、韩三家今文《诗》，在东汉以后、南宋之前已陆续亡佚；唯有《毛诗》属于古文，在西汉末平帝年间立于学官，成为宋代以后《诗经》流传下来的唯一传本。据两宋间叶梦得著《石林诗话》所论，与源于子夏有直接的关系；《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又有补充论述。

在《毛诗》三百一十一篇（包括亡佚的笙曲六篇在内）诗前，各有一段解说性文字，统称之为《毛诗序》。其中，首篇《关雎》的序文，又被称为《诗大序》，因为此篇“大序”除了首、末两段，中间大部分文字是总论《诗经》大旨的；其余各篇诗前的序文，因为只序一诗并且大都颇为短小，故被称作“小序”。这些大、小“诗序”的作者究竟是谁，是汉代以来《诗》学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

这里，我拟在梳理前人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此谓“子夏所传”，虽然没有明说子夏作《毛诗序》，却是可以包括而并不能排除这层意思的。

东汉郑玄曰：“《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这说明子夏是《诗序》的第一作者。又据《郑志・答张逸问〈小雅・常棣〉》佚文：“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这无疑是说：《常棣》之《小序》是子夏作。又据吴检斋《经典释文叙录疏证》云：

《小雅》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按指小序）而亡其辞。郑注云：“此六篇《乡饮酒》《燕礼》用焉。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题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故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汉儒以见在者为据，故多言三百五篇。

也就是说，这六篇“小序”之所以没有随着诗篇亡佚，是因为原来各篇《诗序》并没有分开随诗编排，本是另有专册“众篇之义（诗序）合编”，因而才同众篇《诗序》一同保存下来。直到战国末期，荀子的学生毛亨（大毛公）“为《诂训传》”，才把各篇诗序分开，置于其所序诗篇之前。这说明就整体而言，各篇《诗序》产生于先秦，原本是独立编排自成体系的《诗》学专著，其作者是毛亨之前的子夏后学，也很可能就是子夏本人，而根本不可能是毛亨同时或之后的秦汉时代的经师。

此后，学者多赞同郑玄之说。如前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云云，即与郑玄观点相同。 梁萧统编纂《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收录《诗大序》，即题作者为“卜子夏”。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曰：“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孔颖达《毛诗正义》之“疏”多次引述郑玄的观点并表示赞同。

纵观2000多年来《诗经》学史，郑玄说在古代一直得到多数学者赞同。虽然也不断有人提出不同说法，如“卫宏作序说”、“子夏所创，毛公、卫宏润益说”、“圣人（孔子）作此以教学者说”、“毛公作序说”、“村野妄人所作说”等，但不占主导地位。

但是，在20世纪初疑古之风盛行，几乎完全否定了郑玄“子夏作《诗序》”说。此后，在高校流行的有关各科教材中，教育史避而不谈，文学史不讲，文学批评史如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复旦大学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等，都把《诗大序》当做汉代的作品加以论述，以为毛公或汉代经师所作。直到20世纪末，郭店楚简的发现特别是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公之于世，学界经过反思，郑玄“子夏作《诗序》”说的观点，以及赞同郑说者对于“卫宏作序”等说法的驳议，才又重新得到重视。

子夏与《尚书》传授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作为“文学”高徒的子夏，自然长于《诗》《书》，对《尚书》颇下了一番钻研的工夫。据《尚书大传・略说》记载：

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虽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编蓬，为户于中，弹琴咏先王之道，则可发愤慷慨矣。”

这一段子夏与孔子的对话，据我考证，发生在鲁哀公十一年秋，地点是在卫都帝丘。其中所述“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编蓬，为户于中”云云，说的是子夏在返乡服亲丧期间研习《尚书》的情景。《孔丛子・论书》也有记载。可见子夏于《书》颇得孔子亲传；其熟谙《尚书》内容，是可以肯定的。

在《论语・颜渊》篇，子夏为向同学阐发孔子言论，顺手所举“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汤有天下，选于众，举尹伊”的历史人物故事，应当就是《尚书》佚文。后来他在西河教授，授魏文侯及其他弟子“经艺”，自然包括《尚书》。可惜具体传授情况及其成果等，大都湮没无闻了。如今，据说是在西汉初年伏胜所撰的《尚书大传》佚文十一中，仍保存有子夏传《书》的一些情况记载，例如：

子夏曰：“昔者，三王悫然欲错弄遂罚，平心而应之，和，然后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应虑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后行之，此之谓慎罚。”（《尚书大传・周传》）

子夏叶拱而进。（《尚书大传・略说》）

魏文侯问子夏，子夏乃迁延而退。（《尚书大传・略说》）

如果说前一条还难以明确看出来是在传授《尚书》的话，后两条显然是记录子夏在西河向魏文侯传授经艺时讲授《尚书》的情景；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于《尚书大传》中。

另外，在《孔丛子・居卫》篇，还有如下一段记述：

子思曰：“吾闻诸子夏，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瓒柜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以诸侯为伯，犹周召之君为伯也。”

从子思转述子夏所讲的话来看，应当属于《尚书》中有关殷周历史的内容。从此可以窥测，子夏对于《尚书》的传授，不仅内容颇为丰富，影响也不限于其门下弟子；对于其他七十弟子，也或多或少有一定影响，确实无愧为孔门“文学”高徒。

作者单位：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