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6 02:14:41
“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做公益项目开始的，突然之间变成卖东西的了，我们自己就有很多怀疑，这还算不算公益，你赚了钱怎么用，别人会怎么说。包括我们最开始去募捐的时候，很多大学生社团就直接提出质疑，我们是捐给你们的，我们是要送给大家的，不是让你们卖的。”
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刚过，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库房就跟年底的快递企业一样迎来了爆仓。三辆汽车全部出动，在北京城的企事业单位收集募捐来的二手商品。库房每天保持有五个人，从早上8点忙到下午5点，抓紧分类、定价，每天为12家同心互惠门店配货一次，再以极低的价格卖给顾客，主要是打工者。同心互惠刚进入第7年，年营业额已经有100万元左右，2012年还略有盈余。它的创始人孙恒此刻担心的并不是库房爆仓，而是如何组织到更多的货源，“现在我们为什么不敢急速地去扩展，就是因为货源保证不了，如果说一般的商店是愁卖不出去，我们正好相反，就是愁货源，我们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如果货源充足，马上开100家都没问题。”
皮村是北京东五环外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常住人口1400多人，同时聚集着2万多外来打工者。8年前，孙恒发起的打工青年艺术团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的10万元版税，租下了皮村里一座废弃的工厂，简单装修之后，把它变成一座打工子弟学校。之后，围绕着皮村，他们又建起了图书馆、剧院、电影院、打工艺术博物馆、二手货超市，这就是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孙恒是总干事。那个二手货超市就是今天的同心互惠公益商店。
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在工商局注册的正式名称是同心互惠科贸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间店开业前，孙恒已经很清楚要做成社会企业的模式，当年还有机会到英国考察了著名的乐施商店，这家创办于1947年的慈善商店已有700间门店遍布英国及其他国家。“它真的可以成为一项社会事业来做，而不仅仅就是做一个公益的、慈善的商店。我去了伦敦最大的那一家，非常漂亮，就在最繁华的街道上，就像王府井大街一样，而且它是面向所有社会公众的，很多王室的人，还有很多明星、专家学者、大学生，经常会去光顾，大家以光顾这种商店为时尚，它是一种减少社会资源浪费，提倡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的行为。不像在中国，我们搞二手店很多人还是抱着同情的心态。”
和先行者的差距自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赶上了，但在皮村繁华的中街开出的第一间同心互惠公益商店还是出乎意料的顺利，“第一个月就有了盈余。后来为什么就撤了？因为房租。房东看见我们生意好，第一个月300块钱，第二个月是450，过了几个月涨到600，后来涨到900，后来一下涨到1500，涨到1500我们就承担不了了，搬了出来。”
同心互惠公益商店现在的12家门店都围绕在皮村及周边的社区，面积一般二三十平方米，最大不超过50平方米。第一间店的时候，同心互惠的货源主要来自于大学生社团，相比面向个人募捐，节约了很大的成本。
“最开始我有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 2002年成立的，会到工地、工厂、社区给大家义务演出，我们跟北京将近50所高校的大学生社团关系也很好，他们就给我们捐很多东西，所以开始我们就拿这些东西到工地上，演出完了送给大家。大学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工地上也很热闹。但是这种方式就是不持续，而且它的资源是不对称的，比如说大学生的衣物主要是女式的为主，工地上都是男人，用不着，有时候甚至闹出很多笑话。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四双鞋被八个工人抢跑了，大家疯抢。这个事给我们很大启发，就是突然间发现一方面城市里面其实有大量闲置的资源，每家每户现在生活都好，那么闲置的衣服、玩具、书籍，都会有，扔了就扔了，闲着也没用。另一方面就是工人群体，尤其是我们进城打工的这些工友，物价上涨很快，工资不上涨，买新东西很贵。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社会需求，找一个办法把这些资源进行连接，这样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把东西捐赠来，然后工友也要承担一点费用。为什么我们要低价义卖？因为工友要付出，这个过程是有尊严的，而不是别人白白施舍的。而且我们是希望能持续做，不是做一次好人好事就完了。”
“现在我们跟很多企事业单位合作，比如像微软、LG、西门子这些大公司，我们会在它们的大楼――一栋大楼好几千人――放一个募捐箱，很漂亮的，他们上班的时候把东西放进去，募捐箱满的话就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会有车去接，这是一种途径。还有一种途径，是我们通过网站，通过电话，通过媒体宣传面向社会公众，他们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有一个专职的人员就是接电话和排日程。”
募集的物品通过库房再统一分配到各间门店，“我们的定价权也是在库房。一是要参考市场，比如说大学生军训完了的迷彩服很受欢迎，它在外面商店大概要卖五六十块，那么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是十分之一，5块到6块。然后夏季的衣服基本上不会超过10块钱，就是我们要定的一个上限，不能太高。冬季的羽绒服最高也不会超过大概25元。”
“现在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怎样能够让募捐的物资多元化。”2006年刚开第一家店时孙恒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搞一个回收站？因为回收就可以收到更多元化的东西。我们就找了一个高档社区，建了一个回收点，结果把所有人折腾进去，因为没有经验，什么都收。人家都是专业的，比如收家电的专收家电，收废纸的专收废纸，分得很细。我们是什么都收，纸盒子也收，易拉罐也收，酒瓶子也收，又没有经验，比如我们有个同事收了纸盒子去卖，还赔钱，为什么？因为人家去卖都要加水。收的饮料瓶一天要踩1000脚，结果把累得半死，搞了大半年还赔钱，那个是一个失败的经历。”
最终还是回到募捐这条道路，不过这也面临着另一种成本压力，正在库房分类的工人告诉记者，单就衣服而言，有四成左右是无法再次上架销售的，要么成色太旧，要么款式实在不适合。所以两年前同心互惠又成立了女工合作社，邀请村里的妇女加入，将这些无法销售的衣服拆成布料，做成墩布、口袋、电脑包，甚至手工艺品售卖，不过这部分现在能消化的衣服其实非常有限。
从做公益到做“企业”，孙恒承认这中间还是有一个艰难的思想转变过程，“一种是我们自身的思想观念束缚，就是自己束缚自己，另外一种是你被别人束缚，因为别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自己怎么束缚？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做公益项目开始的，突然之间变成卖东西的了，我们自己就有很多怀疑，这还算不算公益，你赚了钱怎么用，别人会怎么说。包括我们最开始去募捐的时候，很多大学生社团就直接提出质疑，我们是捐给你们的，我们是要送给大家的，不是让你们卖的。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更加坚信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对的，如果用纯粹的公益的方式，反倒是一种束缚。依靠基金会的赞助，人家有了项目，我们才能做，如果项目停了之后，我们就不能做了，它是不持续的，而且项目不可能永远资助你。所以就像一个人一样，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要自力更生，学会挣钱，自己养活自己，你有了力量，然后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不过，中国并没有关于社会企业的政策法规，同心互惠是通过高校、企业等合作伙伴代表、志愿者代表、职工代表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组成的“同心互惠发展委员会”来监督运作。“募捐来的东西会在一周之内上网，我们要求所有销售都要有登记，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去盘点，然后定价权不在商店，店员不可能随意调价，定价是在库房。配送，统一核算，保证这个环节不出问题。每个月会有一个资金核算，因为现在工作量特别大，我们做不到每个月，只能做到年度报告。这个报告就会告诉你，每年我们所有的收入，然后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电、房租成本是多少，运输、宣传成本是多少，盈余了多少。盈余的钱我们用来做什么。”
在孙恒看来，同心互惠并不仅仅为打工者提供了便宜的商品，也是公众教育的一次机会，“我们动员大家募捐，无论是学生，还是企业，这更是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包括工友们刚开始来买，也会怀疑这衣服是不是从死人堆里弄来的，他也会有这种心理，然后我们就会带着工友去看整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同心互惠一方面是根据工友的需求在运作，另一方面也要承担社会公众的教育功能。”
孙恒也想过，“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这个商店也能像乐施商店那样，不仅是面向工友，而且面向整个社会公众？我们的店将来是不是也可以开到王府井？开到地铁旁边？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开全国的连锁店？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它确实是一种社会需求，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能够满足这样的社会需求，它就有很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