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债权转让纠纷的可诉性

时间:2022-05-05 11:28:47

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债权转让纠纷的可诉性

[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债权转让;纠纷的可诉性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经国务院决定设立的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形成的资产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有着特定历史背景,1995年《银行法》出台之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几乎全部为国有经济,公民、法人信用度都很高,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并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此时国有商业银行是采取的是专业银行的运作模式,信贷业务政策性色彩浓厚。随着我国经济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一时间关闭、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多,加之部分银行盲目放贷,且银行对信贷质量缺乏有力地监督与管理,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急剧增加。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增大了国家金融管理风险,成为经济运行中一个重大隐患,使之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和改革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依法处置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9年我国政府决定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管理和处置从商业银行收购的不良贷款,东方公司负责收购、管理、处置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信达公司负责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华融公司负责中国工商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长城公司负责中国农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后,依据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令有计划、分阶段地从国有商业银行收购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其收购方式表现为两种,一是政策性收购,一是商业性收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其所收购的债权通过债权(单笔或多笔债权打包)转让、租赁、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债权转股权(阶段性持股)、对外合作和诉讼维权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其中以诉讼方式实现债权为主要手段,涉讼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原告向债务人提讼;二是继承原国有商业银行已诉但未审结案件中的权利义务;三是因不良资产转让合同纠纷原国有商业银行;四是被债务企业或利害关系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发生诉讼案件给人民法院的审理提出了诸多法律适用上的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等现行法律,结合实际中的问题,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笔者借此文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不良资产转让合同纠纷能否原商业银行的问题作些探讨。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经国务院决定设立的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形成的资产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是具有完全独法人资格的金融企业,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转让纠纷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转让的金融资产虚假引起的,但笔者认为双方债权转让纠纷的可诉性是值得讨论的,就此要从政策性收购和商业性收购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政策性收购

1999年底至2000年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指令性计划,按照国有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一次性对口从四家国有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收购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这次收购被业界称为“政策性收购”。不良资产剥离和收购过程基本按国家规定完成,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形式上表现为合同、协议,但实质上并非合同法上的基于平等、自愿原则签订的合同,只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对资产转让结果的书面确认。该收购实质上是根据国家规定,将国有资产在两个国家指令的管理者之间实施划转的行为。因此政策性收购中因不良金融资产引起的转让合同纠纷不具有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可诉性。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17日就此问题答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划转的性质,就该转让协议发生纠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商业性收购

2004年起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后几批债权转让,不同于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等值、对口定向的剥离,而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将不良资产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公开招标,通过市场化的招投标方式,现场开标确定并宣布中标资产管理公司。此被业界称为“商业性收购”。这几批收购从形式上似乎已符合《合同法》规定,如转让双方因虚假不良资产引起纠纷是否可诉,对此笔者认为也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政策性的民事主体。根据《条例》规定资产管理公司是为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而设立的,其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亿元)由财政部核拨。总裁、副总裁由国务院任命。

其次,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具有特殊性,宜由国家确定,不应由转让双方自行协商。《条例》第三章规定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按照国务院确定的范围和额度;超出确定的范围或者额度收购的,须经国务院专项审批。

再次,资产管理公司的收购资金系划转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部分再贷款。

商业银行不良债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策背景,非一般民事意义上的债权,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承载着国家宏观经济目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收购虽然是以招投标的方式进行,但仍非一般民事行为,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与《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有很大不同――债权转让范围、额度要由国家确定;招标底价要由国家确定;收购资金基本都是由人民银行再贷款提供,并且由人民银行直接向剥离行付款。转让协议中标的、价格、付款都非双方协商所能达成。因此,所谓的商业性收购仍然是将国有资产从不同管理者之间划转的行为。形式上看商业收购方式是运用了民事交易的规则,与政策性资产剥离有区别,但实质上还是无法体现出民事活动“自愿、公平和等价有偿”的原则,双方的债权转让发生纠纷时也不能诉至法院,宜由有关主管部门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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