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中产之税

民生是2008年“两会”的重中之重。

2008年的民生问题有两个经济背景：其一，物价继续走高；其二，去年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创出历史新高。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财产性收入”，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雄厚的财政收入使政府分担群众的生活压力成为可能。虽然政府已不断提高可支配财政中的民生开支，低收入家庭依然期待更多补贴，工薪阶层依然渴望继续减税，而中小企业主也不断呼吁降低税率。

“两会”的代表委员已将期待“分红”、激辩“降税”的声音带到了会场。

政府如何花钱，是一门学问，一种艺术，也是对施政理念的一项考验。（汪伟）

花钱的困境

前些日子，小齐收到了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寄给他的个人所得税税单。一个薄薄的信封，拆开一看，他忍不住嘀咕了一声： “这么多？”

3年来，这是小齐头一回收到税单。上海税务机关开始给纳税人寄税单，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信封里头就一张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下面用粗粗的隶书打着一行字：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

个税征收是通过代扣代缴的方式进行的。除了得到这一纸通知，除了那个颇为可观的数字，纳税全程的细节，小齐一无所知。

“这就完了？”交出去的钱，仿佛也是泼出去的水，税单上的数字再大，似乎也和纳税人没有关系了。然而，税单上的数字还是让小齐念念不忘。回家忍不住跟齐太太抱怨，说，现如今物价上涨，百物昂贵，什么时候能有退税就好啦。

小齐们的税痛

收到税单后，像小齐这样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的大有人在。他们是工薪阶层中的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常常被称作“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这个词很新，很正式，刚刚出现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里。中共总书记在报告中说，要建设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

“税痛”和“心痛”一样，对小齐这样的中等收入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当物价持续上涨的时候，这种痛苦变得剧烈了。但是，常常把“税痛”挂在嘴边的经济学家，随着行业收入普遍上升，“税痛”反而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实际经验中消失了。这正如研究物价的经济学家往往对物价上涨没有切肤之痛一样。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来说，物价上涨和个税税单带来的，毋宁是一种抽象的和学术层面的“痛苦”：物价、税收、财政收支、宏观调控、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复杂的问题纠结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困难重重的局面。

他的谈话是围绕着这几个关键词汇展开的。而作为目前经济形势下的阶段性的结论，韦森说了四个字：

“应当减税”。

退税与减税

2007年全年CPI增幅达到4.8%，2008年头两个月的CPI升幅又连续创下10多年来的新高，通胀对国民福利的损害，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1月24日，有人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提案，提案说，国家应该考虑向每个国民发放1000元钱，作为通货膨胀时期的补贴，也让国民分享中国财政高速增长的成果。此人名叫邢普，是上海市政协第十和第十一届委员，也是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经理，一位学习经济学的“海归”。他的提案很短，只有1559个字，摆事实，讲道理，证明向每个国民发一个1000元的大红包并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相反，可以作为一项多目标的经济政策，进行严肃的研究。

在接通邢普的电话之前，不少人听说要找他，都说这人异想天开。这是一般人对邢普的提案的评价。很多人听说了他那个“人均发放1000元”的观点，觉得不可思议；说得难听一点的，就指斥他“炒作”，或者“哗众取宠”。然而，读过提案全文的人少之又少。其实，如果将提案中的两段话拎出来发表，也许邢普会得到更多的是掌声，而不是奚落。他说，

在新加坡，广大人民直接从政府获得金钱，分享国家财富增长的成果。香港也有通过退税让人民直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事例。而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多运用退税直接刺激经济。

另一段文字则说：、

通货膨胀最大的害处之一，在于改变分配，使底层百姓受到伤害。但给每个国民发放1000元的计划，将舒缓这种道义压力。而且可以形成制度，根据CPI值，定期发放补助。

实际上，在邢普的提案前后，通胀压力已经使得普通人和专业人士关于补贴、减税和退税的提议越来越多。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一江认为，个人所得税实行退税合情合理合法，技术简便可行，好处也很明显：至少，可以避免“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中等收入者”因为通胀而人数缩水。

政府收上来的税款又退还给纳税人，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发生过，让很多人担心退税的连锁效应。王一江说，不用杞人忧天，“美国退税的项目无穷多，政府仍然运作良好，没有破产”。

财政专家把减免税收当作政府在通胀时期的责任。由于政府掌握了发行货币的权力，一旦货币因为发行过多而贬值，引起通货膨胀，“等于是变相提高了税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通胀时期理应减税――尤其是减免个人所得税。

2007年12月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调整的主要原因，还是炙热的物价因素。

“上调个税起征点，就是减税。”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刘剑文教授说。

2005年，个税起征点从执行了25年的800元调整为1600元，媒体上激起了马拉松式的辩论。这次辩论使得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功能和弊端都为人所知，几乎成了一堂纳税人权利的启蒙课。这次起征点意外地从1600元上调到2000元，要求减税的呼声仍然没有因此而停止。

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柳传志和宗庆后说，应该把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以抵消通胀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通胀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但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也开始嫌个税税负太重，提出了减税的要求。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力和“女首富”张茵这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提交提案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过高，高收入人群税负过重，建议修改税制，降低税负，以吸引人才。

个人所得税被称作是“劫富济贫”的税种，采取累进税制，也就是说，收入越高，边际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在现行税制下，最高边际税率可以达到45%。

与两位人大代表提高起征点的呼声博得掌声不同，“为富人减税”的提案引起了争议。3月8日的大会发言中，即有政协委员提出，应该强化累进，提高边际税率，向富人征更多的税，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双方针锋相对，分歧严重。

“有争议不奇怪”，蒋洪说，“争议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不仅现在有，过去就有。”

作为财政和税法方面的专家，蒋洪与刘剑文认为，当务之急不是降低税率，而是建立与CPI联动的税收机制，让起征点根据物价变化，实时做出调整。

退税还是限价

中央政府的确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了控制物价，甚至还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比如说限价。但是，到底哪种手段应该成为政府面对通胀时的优选项，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

从春节前开始实施的临时限价措施并没有解除，一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仍然处在中央政府的管制或者密切关注之下。随着限价政策实施时间越拖越长，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开始让人感到担忧。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限价可能导致未来的物价上涨更多。因为限价政策会导致供应不足，只要需求不变，当供应越来越少，物价上涨的压力就越来越大；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消失，充其量只是往后推迟罢了。以石油为例，由于发改委限制汽油涨价，等于鼓励石油消费，长期看来必然会压制供应，将导致供求关系进一步失衡，最后推动油价上涨。

和退税相比，限价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政策。蒋洪认为，下调税率会使得所有纳税人受益，但限价却使特定行业的投资者和企业不得不蒙受损失。

对王一江和陈志武要求退税和降低税率的坚定立场，有些国内学者并不赞同。刘剑文教授认为，由于已经降低了利息税，并且上调了个税起征点，中国没有必要继续减税。

2005年全国人大就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刘剑文曾是公众陈述人之一。他当时提出以1600元作为个税起征点，认为这个数字已经足以满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基本生活所需，还有一定的余钱可以留作机动所需。

刘剑文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并不高，纳税人之所以普遍感到“税痛”，主要是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所致。

刘剑文认为，现阶段中央政府有必要继续掌握强大的财政。他也因此反对邢普的方案：“每人发放1000元，意味着国家要拿出1万多个亿。这笔钱能干多少事啊！”

韦森的看法与刘剑文相反。他担心强大的财政不仅对解决通胀没有帮助，反而会使通胀的局面更加复杂。他援引一份材料说，2007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与其他收入相加，总量达到9万亿元，再加上政府发行债券10万亿，一共19万亿，大都用于政府投资和开支――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助长了通胀。

花钱的困境

财政收入激增和物价高企同时发生，一笔钱，要么由政府用于投资或其他开支，要么退还给纳税人。但不管怎么花，都可能助长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选择？

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显露无遗：如果两种选择处于非合作状态，那很难避免损害的发生。而每个选择都对应着一种价值倾向。如果选择不可避免，最终的政策意味着给这些价值排序。

韦森的第一选择是补贴低收入家庭。绳从细处断，通胀一旦发生，低收入家庭抵御通胀的能力最弱，福利受损最厉害，因此补贴给他们的钱所能发挥的边际效益也最高。

第二选择是退税。征收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一个措施，但这个措施也有误区。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其二是地区间收入差异，个税征收的主要对象是中等收入者，属于工薪阶层，在韦森看来，社会贫富分化不是由这一部分人的收入过高造成的，导致个税的手段与目标不完全匹配。通胀增加了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针对生活成本上升而向他们退税，有助于维持这个阶层的信心和生活方式，稳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

给全民派红包，在邢普本人看来，也只是“大胆的假设”。除了改善民生的愿望之外，邢普还有更复杂的设想，比如，以此举改变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抵制热钱流入――实质上是通过人民币贬值抵制热钱。这无异于以通胀抵制通胀，自相矛盾，属于自残战术，没有虑及国民财富长远可能遭受的损失，实不可取。

作为金融专家，陈志武担心退税和“派红包”都会对通胀局势产生火上浇油的效应。他认为症结在于政府目前收税太多，财政过于庞大――这庞大的财政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迅速，但长远看来，却未必健康。他因此力主减税，提倡釜底抽薪。

韦森赞成减税。在通胀时期，多数经济学人把目光集中在个税上，但韦森却呼吁要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

“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税负过重，中小企业尤其是从事制造加工的中小企业，已经面临艰难局面。”韦森说，珠三角制造企业出现了外流，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出口引擎在减速。

在发达国家，经济萧条的标志是经济负增长，但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中国经济来说，要保证国民财富增长，必须让GDP维持在高位运行。韦森估计，如果中国GDP增长低于7%，就会出现大量失业，农民收入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情况会变得危险。

中国的中小企业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且培育了一个中小企业主阶层。王一江认为，中小企业主和高技能劳动者将是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主要成分，因此，降低个税与降低企业税率，才真正有可能实现中共“十七大”的设想，把中国建成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汪伟、衣薇）

港府“派糖”启示录

在香港，财政司司长被亲切地称为“财爷”，“财爷”如果宣布减税，还富于民，自然是“派糖”的亲民之举。每一年开春时节香港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可谓是香港人今后一年个人经济走向趋势的晴雨表。预算案公布前后，人人翘首，都希望能从港府财政收入中“分些糖食”。

月薪达6位数字的许先生，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过去每年都要缴交包括物业税和薪俸税在内超过10万元的税项。在财政预算案出台之前，他最希望的就是减免薪俸税，从而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两个孩子的教育支出上。“香港最多的就是中产人士，他们每天的工作强度最大，而每年的税负也最重。缴税多，福利少。想想自己‘搏命’工作赚来的钱，很大一部分就这样流走，真是很心痛。”

政府的糖不是过年的红包，并非年年指望得上。这要看上年财政收入，也与政府财政理念有关。预算案不出台，大家心里都很忐忑：是如2003年政府财政赤字当头，只能交更多的差饷和税赋帮助政府共度难关，还是一如既往地享受各种减税退税的政策优惠，优惠幅度又有多少，这些都与港人的生活素质息息相关。

今年香港政府录得破纪录的1156亿港元的财政综合盈余，表现远远高于预期；再加之2007年底急升的通胀已经开始呈现平稳缓升的趋势，今后4年香港的平均通胀率更是估计会维持在3.5％的低水平，这就使得香港民众要求政府“派糖”的呼声愈发高涨。

中产阶层喜出望外

对于类似许先生这样中产人士的诉求，一向视中产阶层为社会支柱的香港政府自然不敢轻易懈怠，前不久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其任内首份财政预算案中所提出多项税务宽免举措，大规模减税利好，赢得香港大众满堂喝彩。而香港的中产阶层，正是今年财政预算案的大赢家。

根据预算案的提议，香港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将由原来的16％降至15％，免税额由过去的10万港元增加至10.8万港元，税阶亦将由3.5万港元扩宽至4万港元，而企业所得税则由原来的17.5％降至16.5％。本来，香港已是全球税率最低的地方之一，如今又将薪俸税标准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加上个人免税额的提高，使全香港大约有9.7万名纳税人从此无需缴纳这一税收，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香港的中产人士。至于调低标准税、利得税，增加基本免税额，调高税阶等措施，也令中产阶层获益匪浅。

此外，预算案还专门就香港中产人士提出了一系列一次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次性拨款43亿港元向全港住户提供每户1800元的电费补贴；一次性宽减2007-2008年度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一次性宽减2007-2008年度75％的利得税，上限为2.5万港元；宽免2008-2009年度的商业登记费；一次性宽减2007-2008年度75％的物业税，上限为2.5万港元；宽免2008-2009年度全年差饷，以每户每季5000港元为上限。

弱势人群的希望

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我从未见过一个我不喜欢的减税方案。”

要达到“人人有得益”目标的财政预算案，必须照顾香港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为此港府专门预留415亿港元作为经营开支的增加，以帮助低收入人士。具体措施包括：支持和照顾有需要的低收入老人，多发一个月综援，免交一个月公屋租金，一次性发放3000港元的大红包；同时为每个月薪不超过1万港元、并拥有强积金户口的雇员和自雇人士的强积金户口一次性注入6000港元。此外，港府还将投入10亿港元帮助经济困难的病人，10亿港元帮助青少年创造就业职位，为居住偏远的人士提供一年的交通津贴，增拨1亿港元帮助残疾人士等。

弱势社群如何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如何通过财政盈余，协助草根阶层向上提升，这远比一次性“派糖”解燃眉之渴，更应该受到香港政府的重视。

“派糖”启示录

连续14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的香港，为强化自己自由经济市场的地位，吸引外资、促进本地经济贸易发展，必然就会制定出一套与之匹配的征税体系与减税政策。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都以简单的税制和低税率见称，即不设增值税和营业税，主要税收来源是直接税中的企业利得税、个人薪俸税等少数几个税种。香港340万劳动人口中，只有约120万人须缴纳薪俸税，而占整体收入很大比重的600多亿元利得税，只由几百家公司来承担。税率低、易操作的税收政策，再加之自1993/1994财政年度起，香港政府差不多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税项宽减措施，这些都成为香港吸引国际人才、招徕外部投资的一块金字招牌。

然而另一方面，这一税收政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由于香港的低税率政策使得税收只占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为了弥补税收不足，香港政府将卖地收益、物业投资利息等非税项收入视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反映出以地产带动经济的港式发展模式。而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卖地收益大减，香港这种高地价、低税率的发展模式就会导致政府的经营账户和综合账户出现财政赤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港府财政赤字，就是由于当时非税项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高达80％。而今年1156亿港元的财政盈余，也正得益于去年全港楼市向好，港府卖地收入大幅回升。

香港这10年来急剧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从基尼系数来看，香港已经由1981年的0.451增加至2001年的0.525。2006年的政府统计报告虽然没有公布香港的基尼系数，但有理由相信会比2001年的水平更高。另一方面，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已经由1996年的17500港元下降为2006年的17250港元，香港的贫者增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的税制却无法发挥较大的所得分配作用：由于薪俸税、利得税这些直接税种均采用标准税率，对高收入人士和大企业来说只是一种比例税，宽减税务将使得香港中产阶层成为最大的收益者。而低收入者较高收入者，本身就得交出更多的收入份额去支付像商品及服务税这类一般消费税项，减税措施又往往无法涵盖低阶层市民，港府只能通过派发“大利是”、强积金拨款、宽免公屋租金等一次性措施补助低收入人士。虽然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支援了香港的弱势群体，但如何回应他们更大范围的“派糖”诉求，促进他们增加持久发展的竞争力，才是香港政府在今后需要仔细考量的议题，也同样值得内地借鉴。（严飞）

（摘自《新民周刊》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