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活动家赛珍珠的对话意识与实践活动

摘要：赛珍珠1938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参与和组织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包括发表演讲、成立东西方交流协会、协助《亚洲》杂志编务、创建赛珍珠基金会等，充分体现出她的跨文化对话意识。赛珍珠的社会活动中包含着强烈的对话意识，对其社会活动及其特征的研究是全面把握赛珍珠一生中美文化交流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赛珍珠；《亚洲》杂志；东西方交流协会；赛珍珠基金会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5―0001-04

近年来，在关注中外赛珍珠研究现状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并多次在学术场合提出关于对赛珍珠进行整体研究的思路，以期从宏观上把握赛珍珠这位中美文化交流之友一生所钟爱并实践着的跨文化交流事业及其成就。赛珍珠当然首先是个小说家，《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对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更加实际的写照，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新的、更亲密的、更有感染力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赛珍珠动笔之前，中国被想象成神秘国度和万恶之薮。中国人“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佝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了窃盗、、暗杀、毒谋等等看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举动，于是历年来，中国人就铸成了一种不良的影响，深深印入西方人的脑海里，随时会引起厌恶和仇恨”。赛珍珠通过小说创作，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不过，我通过研究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阅读、研究和翻译及其成果，并将她置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中加以考察，特别是通过编选《赛珍珠论中国小说》，切实地认识到她的中国小说研究的深度和识见，因此，我认为除开小说家的身份，她又是一位中国小说学者，而且因为她在研读时心里有个西方小说的参考系，所以，她的中国小说研究又是比较性质的。我曾专门为文，探讨赛珍珠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学者所具有的对话性特征。

而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她应邀参加和组织的社会活动骤增，因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社会活动家。赛珍珠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身份和成就其实并不是非常自信，她在一个小说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低下的国度里长大成人，接受教育，写小说并不是多么光荣的、值得骄傲的事情，在她小时候瞒着家人和家教博览中国小说的年代，中国文人正害怕人家知道自己在看小说，更怕人知道自己堕落到写小说的地步。所以，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照样还是以为自己不过是个讲故事的人而已。

然而，关于中国，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关于中国人，赛珍珠相当自信地认为她是了解的。虽然她说过她阐释中国也只是、只能是阐释她所了解的中国，但是，我们从她一系列的演讲里分明可以看出，她心里认为自己是个中国通。我们知道，赛珍珠在一篇《自传随笔》里说她讨厌所有把中国人写成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而她最大的愿望是尽其所能地把中国人如实地写进她的书里。现在，她要利用自己诺奖得主的身份，参与和组织跨文化的社会活动，与她前面的西方作家进行对话，让世人了解她所了解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和中国文化。

赛珍珠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对话意识和实践活动当然并非始于获奖之日。事实上，在此之前，她就因为长期在中国生活，后来又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对中美相互之间抱有的文化偏见和敌视态度非常清楚，甚至是感同身受。所以，她有一种强烈的对话意识，一旦有机会，她就禁不住地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她作为社会活动家所参与和组织的跨文化活动中，包括了许多产生过历史影响的大事件，如1941年创办旨在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东西方交流协会；如1949年创办“欢迎之家”这个美国第一家跨国界、跨种族的收容机构，专门收容美国士兵在海外和亚洲妇女的非婚生弃儿；和她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等一道参与呼吁废除美国排华方案的活动；等等。为篇幅所限，本文仅选择其中若干事例加以阐释，但从中已不难发现社会活动家赛珍珠的对话意识。

一、出版《我所知道的中国》

作为一个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赛珍珠首先是利用自己的身份，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呼吁加强跨文化交流，希望更多的美国人产生对中国的兴趣，发表演讲是赛珍珠找到的途径之一。这些演讲词后来结集出版为选集《我所知道的中国》。但实际上，早在1932年，赛珍珠就在一个正式场合发表了以《海外传教有必要吗？》为题的长篇演讲，态度鲜明地否定了海外传教活动。“我见过教会里很有名望的正统传教士――这种措辞太糟糕――他们对本可拯救的灵魂毫不怜悯；对外族的文明一概鄙夷不屑；相互之间刻薄尖酸；在感情细腻、文质彬彬的民族面前显得粗俗愚钝。凡此种种，无不让我的心羞愧得流血。”赛珍珠猛烈抨击美国传教士的冷漠、狭隘和种族歧视，认为他们是一帮“心胸狭隘、缺乏同情心、傲慢无礼、愚昧无知”的人。

传教活动无异于摧毁异域文化。赛珍珠的这场演讲表明她接受了这一具有宽容精神的人类学观念。她从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观察中清楚地看到传教活动中的宗教专横态度、把基督教强加在另一种文化身上必然会给该文化带来害处。就基督教在中国而言，赛珍珠似乎在提出质疑，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凭什么要接受你的基督教呢？她要求传教董事会和传教士做出回答。

赛珍珠还在演讲中说到，她不喜欢批评人类，也不相信什么原罪，中国人也不相信原罪，相反，他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其实，赛珍珠反对的客观上倒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美国传教士表现出的宗教上的傲慢无礼。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却自说自话地将他们的标准作为衡量中国文化的唯一标准。赛珍珠所标举的是文化宽容、文化交往中的谦卑精神，她希望听众明白，中国人由衷表达的是对文化宽容和种族平等的赞许和期盼。

《我所知道的中国》收录了她先前所发表的文章和演讲词。她在该集的“前言”中阐明了她写作这些作品的宗旨。赛珍珠1934年回美国后，再也没来过中国，但是，她一直怀有对中国的美好记忆，她始终关注和爱戴中国，中国在她的心里是哺育她成长的国家，但美国是她的祖国，她写出这些作品，因为她清楚，她的美国同胞对中国非常缺乏了解，对中国和中国人甚至充满敌意，她希望这些文章能帮助仍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人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在《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中，赛珍珠就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以及多少世纪以来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的人民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这篇演讲稿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她在谈论中国现代民主的时候，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宽容精神。她说：“等到中国现代民主得到发展的时候，它将是以自己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等同于美国式的民主，不过，在它自己的形式中，这一民主将提供给所有民族都渴望得到的生活、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必不可少的机会。”

《我所知道的中国》中，有一些文章和演讲词特别值得关注，如《中国与西方》和《东方与西方――我们真的不同吗？》，因为它们集中讨论的是在对异质文化做出估价的时候，反对偏见和无知、提倡互相理解和宽容的必要性。赛珍珠在《中美关系》中呼吁人们――普通百姓和政策制定者――走出那种令人感到可怕和震惊的无知状态，增进对彼此的了解，这种了解很可能会使彼此互相理解，反过来也能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和互助。其他一些篇什，如《向西方阐释中国》，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对于我们理解异质文化，或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等，仍然具有难以替代的指导意义。

二、协助《亚洲》杂志编务

《亚洲》杂志（Asia）于1917年由美国外交官、曾在华任领事的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1880-1918）创办，宗旨在于真实地向美国公众介绍亚洲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形，从而激发起他们对亚洲人民以及亚洲文化的兴趣。到了1941年赛珍珠创建东西方交流协会的时候，《亚洲》杂志已成为美国介绍亚洲人生活的第一杂志。但是，司戴德夫人看到读者数量并未大幅度增加因而决定停刊。这时，赛珍珠和她一直是该刊编辑的丈夫决定把杂志接过来，办下去。赛珍珠他们一办就是五年，一直办到1946年。

《亚洲》杂志在远东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写出的轰动世界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便是首先在《亚洲》杂志上连载，然后才出版的单行本；而《西行漫记》之前斯诺的作品《自传》也先在《亚洲》杂志上刊载。在赛珍珠夫妇办刊的五年间，虽然赛珍珠作为杂志总裁的位置是摆设性的，但由她拟定的办刊宗旨却产生了实际效应。“我信奉畅所欲言的原则……旁观者雾里看花似的文章太多，知情者春蚕破茧似的文章太少，亚洲人民过去尤其没有机会为自己说话”，所以，她希望让亚洲人自己撰稿，介绍自己的民族，宣传自己的文化。在为《亚洲》杂志撰稿的作者中，有尼赫鲁、鲁迅、、泰戈尔、宋庆龄，还有1938年8月出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胡适。

胡适对赛珍珠的《大地》并不赞赏，他曾在日记里说到“本书实不甚佳。她写中国农民生活，甚多不可靠之处”，并指出细节上的出入。但是，1938年诺奖名单公布之后，胡适还是向赛珍珠表示了祝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赛珍珠利用自己亚洲问题专家的身份，发表言论，支持中美联盟的提议，而她主持的东西方交流协会让能为自己讲话的亚洲人来向美国大众举办亚洲知识讲座，解释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从而展示自己的真实面目。该协会的教育节目就刊登在《亚洲》杂志上。可以说，《亚洲》杂志的接办正是赛珍珠为实现其一生倡导的跨文化理想――尊重文化差异、学会相互了解――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三、成立东西方交流协会

1941年，赛珍珠创立东西方交流协会。她在协助《亚洲》杂志编务期间，意识到一本杂志教育不了美国民众，想要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些能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讲话的亚洲人，让他们直接面对美国人，举办讲座，讲解亚洲知识。“普天下人是一家。如果普通美国人能够把自己看成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能引发自己对其他种族的好奇心，进而产生兴趣，直至产生理解。”于是，赛珍珠找到来美访问的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如艺术家王莹，来实施她这个交流计划。

东西方交流协会组织的这些访问者在美国四处游历，或单人独骑，或成双成对，或结为团体，或演或唱，表演节目，一切都是为了文化上的交流。这些中国人以简洁、友好和生动的方式，向美国人讲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思想诉求，演讲时还借助于中国民族服装、图片、乐器或戏曲。这些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名气不一定多大，表演不一定有多精彩，赛珍珠只是希望让普通的美国人看一看和他们一样的亚洲人。通过这样的活动，赛珍珠发现自己原来以为美国人对亚洲人毫不关心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出访者的活动既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帮助出访者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社会和文化。这有点像当下孔子学院的做法，不过，现在是中国政府行为，而当年基本上是民间行为，是赛珍珠促成中国人在美国宣传中国文化的。赛珍珠认为协会的该项活动是个“教育实验”，促进了亚洲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这其实也是社会活动家赛珍珠就美国的中国观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一种直接对话。

小说家与读者进行对话的媒介通常是叙述文本，但对赛珍珠这样一个“大于作家”的小说家而言，她利用的媒介就远远不止小说文本了，还包括像《亚洲》这样的杂志以及东西方交流协会这类跨文化民间组织，当然，还有1964年成立的赛珍珠基金会，即现在的赛珍珠国际（Pearl S.Buck International），她把她晚年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都投进去，极大地改善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儿童的生活。此外，赛珍珠还从事了大量其他社会活动，如关注残障儿童，反对核武器研制，反对虐囚，向世界推举中国教育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凡此种种，都是赛珍珠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所具有的对话意识并付诸行动的具体体现；它们与她的跨文化写作和中国小说研究一样，宗旨均在于让欧美人克服因为地域限制和缺乏交流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所怀有的傲慢与偏见，改变帝国制造者的霸权主义思维模式，在相互了解和取长补短的基础上，走向一个多元共存、共同发展的未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