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教父江志强:抠门传统并且成功

江志强穿着西装，背着双肩包，从北京双井UME影院门口的巨幅海报前走过。

走路时，他埋着头，但很快就有人拦住了他。江志强抬起头，与眼前这几位看上去更具娱乐圈金主气质的中年人寒暄。其中一位体形微胖的光头男人正在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热络地将身边的老总介绍给江志强：

“江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下……”

江老板，这个称呼听上去属于旧式大亨，而并不适合60岁的江志强。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认出这位香港安乐电影公司的老板来：江志强的身高看上去不到一米七，头发有些乱，穿着西装，不系领带，腰带上还别着个装手机的皮套。

许多年来，他出现在外人面前时都是这副装束，简单朴素，辨识度并不高。

但电影圈的人从不会把他认错，那些电影投资方、明星经纪人、营销宣传公司，都会满怀希望地走近这位来自香港的江老板。尤其是在电影《寒战》、《北京遇上西雅图》成功之后，江志强身为制片人的声誉达到新的高峰。上一次他如此受追捧，是因为成功推出《卧虎藏龙》、《英雄》等影片。那时候，他被看作“大片教父”。而现在，他的头衔是“新人推手”。

有借有还

江志强最近推出的一部新导演作品，是12月份上档的影片《风暴》。在这部影片中，他和香港电影人刘德华一起担任监制。

在刘德华眼里，“江老板是好人。”但他又说：“要江老板一块钱就好像要他爸爸妈妈一样，再要他掏10块钱就好像把他儿子也拿走了。”

每位跟江志强合作过的电影人，都会提起他在预算方面的严格控制。如果江志强认定一部电影30天能够拍完，绝不会给剧组35天时间，而让他同意开拍某部电影，则又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的事情：《寒战》导演陆剑青、梁乐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风暴》导演袁锦麟将剧本前后改了10多稿，《第一次》导演韩延经常在深夜被江志强召见，一起吃夜宵并探讨拍戏细节。

在漫长的沟通里，取得江志强信任的关键是人品，才华反倒摆在第二位。“人品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要像谈恋爱一样，有个过程。在谈的过程中，你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都要凭感觉的。”江志强的普通话里带着港味。

在KTV、酒吧这种娱乐圈人士密集的场合，很难看到江志强的身影，他大半时间都用在研究怎么找到像刘德华这样的人，怎么跟别人有借有还――形容刘德华时，他经常称“刘老板是个有借有还的人”。

2012年底，刘德华在江志强投资的电影《寒战》里出演一个客串角色，戏分虽然不长，却为电影宣传增色不少。2013年底，江志强“还”了刘德华一部《风暴》，不仅让刘德华当主演，还邀请他一起当监制，共同投资。

从1990年代开始，刘德华就在投资电影，不过回报却并不理想。江志强则不同，他有过太多辉煌的业绩：《英雄》成本3000万美元，收获的是比成本多5倍的票房，《卧虎藏龙》是首部北美票房超过1亿美元的亚洲外语片；《寒战》是2012年度香港华语片票房冠军；《北京遇上西雅图》是首部票房过5亿人民币的国产爱情片……跟着江志强做投资，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

当剧本打磨完毕，电影进入开拍阶段，“吵架”却成为江志强和刘德华的常态。江志强的风格是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花得小心翼翼，刘德华仍是演员的思路，想着为了效果好，多少钱都舍得砸。说服江志强采用3D格式来制作这部警匪片已经让刘德华费尽心机，等到他提出想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搭出香港中环街景，江志强明显犹豫了，因为需要追加1500万港元的投入。

“后来我真的说服了我们老板把1500万港元拿出来，但里面有750万港元是我的片酬。”刘德华大笑说。他以电影品质为由说服了江志强，江志强也以这部创下香港警匪片成本纪录的电影必将票房大卖为理由，说服刘德华投入片酬。他们尽管争吵，却彼此信任，结成利益共同体，满怀期待地等待即将出来的票房结果。

更多时候，当江志强敲定电影预算之后，很少有人能更改他的决定。在《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结尾，男女主角吴秀波和汤唯重逢于纽约帝国大厦，所用的全景镜头是向别人购买的航拍素材，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出实拍与老旧素材之间的衔接瑕疵。“如果多给点预算的话，我想效果会更好些。”导演薛晓路说。

在每部电影开拍前，江志强都会将成本核算清楚：什么类型的影片大概会得到多少票房，需要拍多少天，适合多大的成本规模……所以，他可以为警匪片《风暴》炸掉整个“中环”，却吝啬为爱情片《北京遇上西雅图》加个航拍帝国大厦的镜头。

即便如此，与江志强合作过的人，都称他是个好人。无论是演员汤唯、桂纶镁，还是导演薛晓路、韩延，江志强都不与对方签那种约束性很强的合约，他的商业逻辑建立在一借一还的基础上：演员奉献时间和信任，他给演员提供精心打磨过的剧本；导演在现场辛苦拍摄，他给导演充分的创作自由。

“我与演员关系非常好，但从来不跟他们一起吃饭、喝酒，我很照顾他们，会找好东西给他们。”说这话时，江志强不无得意。在江志强制片的电影里，请明星一向是最容易的一环，哪怕导演是新人，也无损那些挑剔的明星对江志强眼光的信心。

反其道而行之

江志强做电影这个行当，算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江祖贻在香港德高望重，是著名电影发行人兼电影院老板。1960年代，江祖贻创立安乐电影公司，在世界各地购片，拿到香港放映。20年后，当江志强执掌安乐，他重复着跟父亲一样枯燥刻苦的发行工作。

不可否认，父亲对江志强影响至深，在江志强的描述里，江祖贻勤奋、敬业，而且宽容，不强迫江志强继承他的事业。在江志强十几岁的时候，江祖贻带着他一起到国外去看片，以开阔眼界。“如果他（父亲）开酒楼的话，我相信我现在一定是很好的厨师。”江志强说。

尽管是江祖贻带着他走上电影之路，但让江志强第一次意识到事业成就感的，是日本动画制作人宫崎骏。1986年，江志强拿到宫崎骏代表作《天空之城》在香港的发行权，这部动画片在当年大获成功。对入行不久、经历过几次电影发行失败的江志强来说，这证明了他的购片眼光。自此之后，看剧本、挑片就成为他的工作重心。

在40岁出头的时候，江志强每天只睡不到4个小时，他穿梭于世界各地，参加各大电影节。在电影交易市场，他白天开会，晚上花9个小时看完3个剧本，第二天再根据对剧本的评估购片。

对于选片标准，江志强说，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规律，他更多是根据经验来评判一部电影到底值不值得做。

江志强最欣赏的电影监制是陈国富，因为他又能制作电影，又是个非常杰出的影评人，能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等各个角度去解读电影。江志强不能，因为他从小就在外国长大。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总之无关文化解读。

江志强只能采用最普世的标准来评判电影―好不好看。“对观众我有经验，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江志强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是港片盛世，香港这个面积不过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形成了庞大的电影工业，电影总产值一度位居世界第二。那段时间，香港地区的观众接受着最密集的电影轰炸，各种类型的电影令人眼花缭乱。而最终能在市场上留下来的，必须是好看的电影―或者是剧情好看，或者是视觉效果创新。

直到现在，江志强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尽量抽出时间坐在电影院里，观察大多数观众对影片的反映。在这个经常过度营销、追求概念的电影时代，好不好看依然是他唯一的标准。当别人拿着9页的剧本、依靠天花乱坠的言词来找投资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你能不能写成90页的剧本再来找我？”

遵循着自己的标准，江志强的很多决定都与同行相悖，他有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骨气和勇气。“没有人做的事情，我就喜欢去做。没人去拍功夫片，我就花了很多钱去拍《卧虎藏龙》；没人相信中国市场会好，我就跟张艺谋拍了《英雄》……然后所有人都在拍大片，大家都在着迷。”江志强说，当冯小刚、陈凯歌也开始拍大片的时候，他却转而拍中小成本电影。

在高歌猛进的大片时代，他大声唱反调，预言中国最卖座的电影将是小成本影片；而在小成本影片盛行的当下，江志强却又在宣称，将来一定是大片赚钱。

没有人在生意场上永远成功，更何况是口味难测的电影市场。江志强也有过投资失败、招牌黯淡的时候。媒体专注于他眼前的成功，他自己却不忌讳提起过去，其投资的《苏乞儿》、《狼灾记》等电影，宣传时信心十足，下档时却灰头土脸。

无论面对成功还是失败，江志强抛出的都是固定句式：“XX片还没有到头。”宣传《苏乞儿》时，他说武侠片没有到头，票房失败后他又开始筹备一部黄飞鸿题材的电影；宣传《寒战》时，他说警匪片没有到头，结果在《寒战》创下票房纪录后，他又以更高的投入拍了《风暴》。

他否认自己这么做是在为华语电影探索类型，“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就是自己喜欢，”就像他在北京东直门MOMA开设百老汇电影中心一样。这家艺术影院是京城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放映黑白默片、法国片以及在商业院线难得一见的电影，看上去很美好，却也一直在赔钱。“MOMA是我的个人愿望，在财力可以支撑的范围，我会继续做下去。”江志强说。

这两三年来，话不多、不算外向的他经常被拉入各种突如其来的会面。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爆炸式增长让投资电影猛然成为热门生意，而江志强则被当作稳赚不赔的案例，想在他身后跟投的人越来越多。就算不跟他一起投资，也想要找他发行电影，毕竟他曾经缔造了华语电影在海外的最高票房，人人都以为，他与海外院线有着深厚的关系。

对此，江志强的回答是：“没有关系，只有生意。你有多少东西是对方想要的，你要多少钱卖，他要多少钱买；越多人抢越贵，没人抢你就便宜卖给他……这都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全世界通行的法则。”

尽管不情愿，但江志强不得不跟越来越多的人打交道，这与他想要的生活相去甚远。他很向往一位日本制片人老友的生活状态，每天朝九晚六，从不在晚上应酬。“要是睡得好的话，早上特别聪明，看剧本也更清醒点。”

但对江志强来说，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有些遥不可及。“他（老友）活在东京，日本那个地方比较简单；而我活在香港、北京，比较麻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