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骏是叛徒吗?

马良骏，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之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五军团团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红西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西路军失败后被俘，经党营救回到延安。他曾在抗大学习，在关押审查期间被秘密处死。一位当年在抗大工作的知情者说：“有人说马良骏是叛徒，有争议，还是被杀害了。”

一

马良骏被说成叛徒，公开出版的著作有：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在西路军的建制序列中，在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名字后面的括号中，有“后叛变”三字。红四方面军战史系列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该书第24页关于“马良骏”的条目，写着“1937年1月叛变”。《红西路军纪事》《碧血雄风》《血沃凉州》《西路军血铸丰碑》等著作，都一致引用《历史的回顾》，在马良骏名字后面的括号中有“后叛变”三字。2011年出版的《红西路军史》，在马良骏名字后面的括号中也有“后叛变”三字。我就此事询问作者，回答说：“根据元帅的回忆录”。

李先念是西路军三十军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1983年3月12日，他写信给邓小平，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近一些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批示。”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82页、291页、318页。）

李先念信中提到的竹郁是国防大学教授朱玉的笔名。朱玉教授在《“西路军”疑》，特别是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中，对有关西路军的是与非、对与错，论证翔实、见解精辟。作为学者，朱玉是发掘历史真相，为西路军恢复名誉的第一人。

朱玉是元帅《历史的回顾》撰稿人，是李先念传记编写组上卷主编，他说：“此书（《历史的回顾》）是由我执笔整理的。书中叙述西路军建制时，在回民支队司令马良骏名字后面的括号中，加了‘后叛变’三个字。此事与徐帅无关。这三个字是我送书稿征求陈明义同志（副司令，原西路军总部参谋）意见时，他让我加上的。现在看来，不加就好了，因为陈明义同志也是听说的，并无充分根据；写部队建制序列，亦无必要加这几个字。再版时可以去掉它。”

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公室副主任张光本说：“红四方面军战史系列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是1998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其中（该书第24页）关于‘马良骏’的条目，是我负责编写的。比如‘1937年1月叛变’的表述，在编写过程中，我曾多次走访编委会领导李先念、、李德生、秦基伟、洪学智、徐深吉、高厚良、尤太忠、陈锡联、陈再道、杜义德、曹广化、魏传统等同志，我还一次又一次地查阅了中央档案馆、档案馆保存的相关资料，没有一人、没有一字，关于马良骏的结论和资料。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依据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合订本第521页）的‘（后叛变）’写下了‘叛变’二字，‘叛变’前面的‘1937年1月’，则是凭推断写上的。现在看来，这样写是错误的，这件事我要负主要责任。”

纪实文学《西路军沉浮录》等，也写到马良骏是叛徒。在书中，作者说：“我至今未弄清马良骏籍贯何方，生于何时。但他本人是回民这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马良骏，字少龙，又名景融，西安市人，1910年生。他本人不是回民而是汉族，因马家军中姓马的多，被任命为回民支队司令。作者说：“有战争，就会有战俘，有失散者，有开小差者，也会有叛徒。西路军失败前后，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因经受不住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考验,有的主动投降了敌人,有的被俘后变节。士兵和下级干部不多，也不典型。这里，只根据甘肃省档案馆存放的敌伪人员的交代，写两个较为典型的高级‘人物’。”只根据“敌伪人员的交代”，指的是马阁麟1969年3月3日的交代；两个较为典型的高级“人物”，其中一个是马良骏。马阁麟又名马子高，1937年任马步青骑五师特务团团长，管理被俘红军，之后当过武威警察局局长。他交代的时间是1969年，正是“”时期。

“”中，那些在革命斗争中被俘过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不被打成“叛徒”，西路军失败后被俘的将士更是难逃厄运。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三人一起离开青海西宁，逃离马步芳的魔爪，经营救回到延安。张琴秋死于“”，吴仲廉也死于“”，陶万荣是“”的幸存者，但也受到猛烈冲击被下放农村，直到粉碎“”才得到彻底。就是没有被俘的欧阳毅，也被一阵腥风血雨推进了“叛徒”的深渊，关押、批斗、审查，受尽屈辱。马良骏是一个被处死的人，“”中遭“敌伪人员的交代”再次诬陷，顺理成章，不被说成叛徒才是怪事。

马良骏被俘后曾关在武威、兰州狱中，与其关在一起的一些红军干部，如方强、谢良、陈宜贵、王定烈、胡云龙、耿万福等，在晚年写的回忆录或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涉及马良骏“变节”的问题。陈宜贵、谢良仍称马良骏为“同志”。上世纪80年代，康克清、谢良给查问马良骏下落的曹冠群复信，也对马以“同志”相称。

下面引用曾和马良骏一起战斗或知道马良骏的首长及战友的谈话或回忆，以此让我们对马良骏有较多了解。

西路军九军保卫局局长陈宜贵：“康龙寺一仗，三十军也被打散了。……各部突围出来的人都集结在凌冰河畔，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总部保卫局长曾传六同志来到我们这里，把我们100多名干部组成了一个游击大队。总政治部胡同志任工委书记，回民支队司令马良骏同志任大队长，我任政治委员。给我们的任务是：相机回延安，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党中央。”（《从祁连山到延安》载《星火燎原未刊稿》第五集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西路军红五军十五师政委谢良：在兰州“住院期间，八路军办事处的朱良才同志（原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到医院里来看我，他对我说：‘八路军办事处向马步芳、马步青要团以上干部，你是第一批，后来又要了第二批，如黄鹄显、马良骏等人。’后来黄鹄显、马良骏来到兰州，还来医院看我，以后他们就从兰州回延安去了。”（《独脚将军传奇》谢良著华夏出版社1987年6月北京第1版。）

中共中央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在日记中两次提到马良骏：一、“1937年9月22日，晴。从青海来6人：魏素清、徐洪才（四局管理长）、刘瑞龙（政宣部长）、惠子明（政油印科长）、李孔民（五军管科员）、魏传统。由凉州（今武威）来：马良骏（回民司令）、石建武（战斗员）、李安保（政地科员）、徐明山（骑兵团长）、曾广澜（妇先团指导员）、蔡萍迹（小女）（注：蔡萍迹，是蔡申熙、曾广澜的女儿。）、祁骏山（战斗员）。”二、“1937年9月26日，晴。刘瑞龙、马良骏、吴建初等15人，今日回陕。”（摘录自《谢觉哉日记》。）

开国上将张宗逊：1934年4月，激战18天的广昌保卫战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红十四师的团以下干部多有伤亡，团长马良骏负伤，我的警卫员小李也阵亡了。”1935年10月，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红军大学的学员都是团、营两级军政干部，组成上级政治科和上级指挥科两个队。上级政治科科长彭绍辉，教导员李井泉；上级指挥科科长周子昆（后为陈伯钧、曹里怀、马良骏），教导员李培南（后为李园芳、黄志勇）。”“1936年4月，红大转移到炉霍时，各科又招收了第二期学员。……我记得在红大担任过教学工作的同志，军事教员有周子昆、陈伯钧、彭绍辉、郭天民、曹里怀、马良骏、李奇柱、赖光勋、符显禄、王波等；政治教员有张际春、毛庭芳、黄志勇、李培南、陈志芳、罗世文、潘自力、朱光等；还有洪水（越南人）担任文化教员。”（摘录自《张宗逊回忆录》第121页、145页、146页。）

红军1934年12月整编时，红八军团番号撤销，营以下人员编入红五军团，营以上干部另行分配。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致电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的领导人，一是点名在红八军团第六十二团任团长的马良骏，调红五军团任团长；二是将红八军团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团，编为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九团，不久任命马良骏为第三十九团团长。（摘录自《军事文选·电文》。）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1985年4月26日复信给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曹冠群：“你好，4月23日来信收到。看信后我回忆了一下，知道有一个马良骏同志。此人是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一员，长征中还见过此人，记得他是位回族同志。只是具体情况和他以后的经历就不清楚了。为了慎重起见，是否再与空军曹里怀同志联系一下为好。”（康克清1985年4月26日给曹冠群的信。）

二

1938年3月5日，在延安的一份亲笔批示，是将西路军归来的马良骏、黄鹄显等十余名干部“监禁审查”，不是给任何人的问题定性。而且，“监禁审查”和“定为叛徒”，二者显然有根本区别。据马良骏的儿子（西安工程大学退休教授）提供的有关材料说，其父被定为叛徒的主要根据有三条：“接受敌人优待”、“为敌写西路军战斗经过”和“劝降红军干部”。翻阅延安时期一些揭发马良骏的材料，多为孤证，且缺乏内容，缺乏细节，难以让人信服。

“接受敌人优待”（据说，马被安排单住、穿西服、伙食也好）。这完全可能：因为，一则马良骏有“回民”身份，原又是西北军冯玉祥部军官，马步青也曾是冯玉祥部军官，马敌肯定想争取他、软化他；二则当时有国共合作的背景，“二马”也调整了政策，为标榜“不计前嫌”、“共同抗日”，不仅对马良骏，而且对其他干部也显得宽松些。西路军九军军长孙玉清就受到马步芳部的优待。孙军长1937年5月初在肃州被俘，送到马步芳一师二九八旅旅部。旅参谋长韩得庆得知孙是军长，一面带进房内请茶让烟，一面派人报告旅长马步康。马步康赶来，满面堆笑，握住孙的手连连说：“辛苦，辛苦！赏光，赏光！”马步康吩咐韩得庆陪着去洗澡，洗完澡又将带来的一套新服装让孙军长穿上。韩得庆带孙军长回旅部，和马步康同室居住吃喝在一起。孙军长被送到青海西宁，有人“陪同”闲聊，有人“陪同”逛街，有人“陪同”去医院看望被俘的妻子。马步芳还亲自“陪同”孙军长到南门外看望在那里强迫劳动的被俘红军。孙军长一直到英勇就义，都被安排单住、穿西服、伙食也好。事实上，在马步青部的武威，受优待的也不仅是马良骏一人。据马步青骑五师参谋处长吴辑庠“交代”，“受优待的红俘高干有谢良、陈宜贵、黄鹄显、徐明山、马良骏、罗得源等人”。耿锡祥被俘关在凉州监狱二三十天，他回忆说：“有人看到秦基伟，听说那边有一点儿优待”。被俘到武威的一些红军干部，被安排参观炮兵团，参观机枪射击表演，参观检阅部队，参观后马步青还请吃饭。马步青还去医院看望右脚负伤的谢良，派专人送谢良去兰州医院治伤等。兰州东郊黄河南岸拱星墩，集中关押了一批西路军被俘红军。军官队130多人，士兵队1200多人。士兵队不是修路就是修飞机场，而一天只有九两面，里面还包括柴油盐酱醋的钱，每天两顿稀汤，饿得两眼直冒金花。军官队在隔壁院里，粮食比士兵队要多。也就是说，军官队得到适当优待。如果没有国共合作的背景，我们党也不可能营救那么多西路军将士出狱归来。撇开“斗争策略”、“应付敌人”的因素不作考虑，即使证据充分，马良骏入狱初期在生活上接受过敌人优待，也决不能说成“变节”行为。

“为敌写西路军战斗经过”。此事仅有黄鹄显证明，他因为没有阻止马良骏书写，加上其他表现，在延安审查后受了组织处分，当然一直不服，曾给写信。此事有黄的信件为证，但就性质来说，并构不成出卖军事机密的罪行。因为敌我双方的战斗是公开进行的，其经过双方均无密可言。更何况，西路军回民支队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在回民地区进行统战和群众工作，人数不多，仅参加过一些配合主力的小战斗。

“劝降红军干部”。哪个红军干部是马良骏劝降的，或是抵制了马的劝降，看不到具体证明。笔者因为写作《西路军·河西浴血》《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天山风云》，翻阅了那些饮恨河西走廊的红军老战士用血泪写成的回忆录，翻阅了党史军史工作者深入细致的调查材料。看到西路军被俘干部，如方强、谢良、陈宜贵、王定烈、胡云龙、耿万福等写的回忆文章，均未提及马良骏“劝降”。王定烈、胡云龙、耿万福的回忆文章写明，“劝降”的是战场上携枪投敌的郭锡山（原西路军第5军15师师长，后被马家军处决），而不是马良骏。说马良骏“劝降红军干部”，唯一的根据是“”中马家军军官在关押中的交代。此人交代还有其他红军干部“劝降”，被诬陷的老红军、共和国将军在“”中都被打成“叛徒”，“”结束后又都得到彻底。这些原马家军军官为了保命，“”中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事很多，“”后又都不承认了。马步青骑五师参谋处长吴辑庠，1982年4月15日写信给陈宜贵将军，就否认了“”中对陈的伪证材料，他说：“我愧悔至极幸蒙见恕。我写的证词都是我前所未闻的，都是外调的人告诉我的。”（见甘肃省档案馆《西路军资料》。）

还有，在狱中曾动员刘姓被俘人员去南京一事。这位同志在延安被关押审讯期间有揭发，后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又有类似说法，还说他当场将马良骏打了一顿，以证明自己的坚定。虽然此事载入他的个人档案，有据可查，但纯属孤证，并无任何旁证材料证明。试想，马良骏既然受命动员被俘人员去南京，就不会只找他一个人，但别人却无揭发材料。且被俘人员没有人身自由，是否押送南京受审，完全由马家军决定，根本不存在本人是否愿意的问题。一批干部从张掖监狱转送西宁监狱，从武威监狱转送兰州监狱，都不是本人自愿，而是马敌强行押送去的。再者，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等被送到南京，原因错综复杂，并非马敌愿意，并且再无一个西路军被俘人员送往南京。所以动员去南京一说，难以成立，不足为信。即便动员去南京，能和变节扯到一起吗？

还有，、两位元帅当年曾负责收留西路军归来人员，有一封致中央领导的信函，其中提到营救归来的方强说，被俘同志在马家军监狱酝酿成立党支部时，马良骏“作祟”。作的什么“祟”，造成什么后果，均无下文，没有内容，没有细节，事实上监狱党支部并没有遭到破坏。方强晚年写的回忆文章《红军战士话当年》中，描述领导党支部与敌斗争的经过，也未再提马“作祟”一事。再加上没有任何旁证材料，“作祟”这两个字的罪状便不能成立。当然，这可能是批准“监禁审查”马良骏的原因之一。

上面这些所谓“变节”证据，一无充足的旁证为凭，二无死者的口供印证，基本上不能证明马良骏是叛徒。朱玉教授说：“马良骏一案的要害问题在于证据不足，多为孤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孤证都是事实，把它们罗列起来，其性质并构不成叛变革命、敌我矛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出卖革命同志，出卖党的机密，破坏监狱党支部活动和公开发表声明。他被处决是属于错杀，应予。”“已有的调查材料证明，这种处决，没有公开进行审判，没有证据确凿的罪证，没有本人口供和申辩材料，没有中央领导人或相关机关的批示，也没有任何组织的正式结论。即便是战争年代，这样草率处决一个高级干部，也是法理所不容的。”

三

马良骏一案，也与党内斗争的大气候关联。当时，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如火如荼，从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叛变投敌后的一段时间里，形成两次清算高潮。由于党内斗争“左”的传统的影响，打击面过宽过重，株连不少同志。如洪学智、许世友、刘世模、詹道奎、朱崇德等军师级干部，均被判刑监禁（后来说了话才释放）；四方面军干部普遍被说成是“土匪”、“军阀”、“被收买的”，整的灰溜溜的，遭受歧视、排斥、打击，更不要说被关押起来的“审查对象”了。1961年6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在延安反的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总是检讨不彻底，一次不彻底两次，两次不彻底三次、四次、五次，总是没有彻底之日，搞的这些人受不了。……总之，对四方面军歧视。”（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据原公安部劳改局局长陈复生（原名陈湖生）的回忆录（《三次被的人——一个老红军的回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披露，1938年康生把持的中央社会部在延安以“黑箱作业”手段，大搞“肃托”（秘查、秘捕、秘审、秘杀），也把黑手伸向西路军归来人员。陈是亲身参加秘密审讯“托派”的保卫工作干部，目睹过“康生他们秘密杀害西路军回来的红军干部的情景”，印象深刻。秘捕、秘杀所谓“有问题”的同志，完全是康生他们说了算，杀后列入“失踪”行列了事，极少有人知情和追问。马良骏是1938年3月被“监禁审查”的，正赶上4月出逃后的“清算”和秘密“肃托”高潮。有这种大的背景和氛围，他在“有争议”的情况下被秘密处决是不奇怪的。

陈复生的回忆录还披露：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同上）

马良骏经党组织营救，1937年9月由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乘汽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等待党组织安排工作期间，在家住了两个多月，与离别8年的妻子李云波团聚。其间，他动员、介绍其堂弟去延安参加了“抗大”学习，入了党，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洛川兵站，任副站长。1937年底，他接到组织通知返延安进抗大学习，便立即收拾行装，告别妻子和年迈的父亲乘汽车到延安。如果真是叛徒，又有那么多“知情者”已回延安，他会自投罗网吗？几十年间，他的妻子因其“失踪”或“叛变”的传闻，备受煎熬，从23岁就守寡，养孤成人，等待丈夫归来。“”中被作为“叛徒”家属游街、批斗致死，年仅52岁。其妻在受迫害患病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动情地对儿子说：“孩子，我是亲眼看着你爸爸精神抖擞地去了延安。他入抗大学习，怎么就突然无影无踪了呢？”儿子长期不能入党，在单位抬不起头来。这位红军将领全家付出的代价，算是够大的了。

马良骏的遗腹子马广彦，生于1938年8月，正是马良骏住西安家中时留下的血脉。父亲的这种死法，让马广彦的心灵为之颤动甚至流血。从2006年起，他经过两年多对父亲被俘后有关档案、资料的调查，发现父亲没有叛变革命的变节行为，以“叛徒”罪名被处决属于错杀。他写材料给原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请求对父亲的问题进行查实并按级上报，给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但最终石沉大海。

马良骏有儿子，让人感到惊喜和震撼。值得惊喜的是马良骏有亲属后代，有人替他鸣冤；令人震撼的是，一位参加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以及西路军悲壮西征的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没有牺牲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竟成为党内斗争下落不明的错案谜案。

朱玉教授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李先念同志曾向邓小平同志反映，西路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不是没有错误，但在新疆被作为敌对分子秘密处决是不应该的。小平同志说，那个年代杀几个人算不了什么，错了就。因此，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主任秦基伟同志派人调查研究后，经报军委批准，使李、黄一案终于昭雪。”

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在祁连山中被自己人以叛徒罪冤杀，其申诉材料辗转送到李先念案头。李先念看后说：“我看可以按革命烈士对待。”1986年，中国人民总政治部为李彩云昭雪。

党的一贯的总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革命同志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作为敌我矛盾定性和处理，不论是什么时期或什么人批准搞的，查清后就必须纠正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了“反”和“”中的大量冤假错案，而且对原来各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中，大批背负、改组派、第三党罪名，惨遭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也陆续昭雪，从而深得党心、军心、民心，促进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马良骏的儿孙“悲落叶于劲秋”，能否“喜柔条于芳春”？

（作者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责任编辑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