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米歇尔·马费索利后现代部落理论的研究

摘要：米歇尔・马费索利认为，多形态的社会本能已经出现在长期定义了现代性结构的同一性背后，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性基础的价值开始萎缩，新的价值逐步占据上风。理性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功能的逻辑让位于角色的逻辑，机械的逻辑让位于有机的逻辑，未来的逻辑让位于当下的逻辑。部落成为感情共同体的隐喻，它不仅构成了后现代性的社会基础，而且促成了对于时代精神的创建。

关键词：米歇尔・马费索利；部落；社会本能；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14）-0021-07

法国社会学家、后现论家、勒内・笛卡尔大学教授米歇尔・马费索利（Miehel Maffesoli，1944一）认为，目前的我们正在建立一种与世界、与他者的新关系，正在经历一种与自18世纪以来，在欧洲出现的现代性时代不同的文明。这也是一种回归，一种被欧洲人认为是已经超越了的，被现性主义以“进步（le progres）”的名义抑制了的“非理性（non-rationalite）”的回归。个人整体观念引发关注，整体论的思想被重新提及。虽然这一切表现的仍然有些无序，却也正好突出了现下的人们对于“活着（vivre）”的重视和对于“陌生（l’etranger）”的接纳。换言之，这些都是被马费索利称作是“后现代性（la postmodemite）”的表现。后现代性、现代性之后，在马费索利的哲学中，这个术语是对变化的描述，而非对时间的确认。因此，它指的不是现代性的那种以严格归类的方式对同性质事物的共存进行的认识活动，而是指对那些能够记忆根系（les racines），能够返回自然本质事物的共在（l’etre-ensemble）所展开的探究。简言之，就是被马费索利称作是“积极寻根（enraeinement dynamique）”的东西。由此，部落成为感情共同体的隐喻，除了能够获得共享的价值观外，人们还可以从中找回自身基本的价值观。

一、后现代部落的结构

（一）作为基础的部落共在

先从国家谈起。现代性曾尝试建立具有同一、不可分性质的国家，这就对各种不断涌现的其余共同体提出了责难。然而，共和国是由众多差异价值构筑的整体，大一统的道德标准对它并不适用。因此，应当接受不同群体、不同“部落”所具有的独特伦理。在马费索利看来，正是得益于这些独特伦理的共在，包括发生其中的矛盾、冲突、妥协、发展等，共和国才能得以维续。伦理不同于道德，它是对道德关系本身的描述。这也就意味着，在对共和国进行差异伦理的共在分析时，马费索利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整形（gestalt）”的概念，即整体能够产生出某种秩序与合理性，那不是外界力量的强加，而是源自内部力量的张合。为了确保整体运行的有效性，作为复杂性的整体有时会以矛盾的方式允许对立、对抗、分离元素间的联合与统一。社会学家们利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变化。

继而，是部落。本文中的“部落”是隐喻，马费索利是该隐喻的缔造人之一。“隐喻与概念不同，它不是封闭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描述。它有助于理解，却不提供解释。它帮助人们理解事物的意义，却不直接揭示事物的意义。”因此，部落隐喻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它大体上是指因相同感情集聚起来的人群和与此相关的各种关系。“对于出现在社会上的事物，隐喻可以针对一连串的时刻，提供连续的、具有启发性的，亦因此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观点。由于具有崭新的、直觉性的视角，从现象的经验出发，隐喻便成为具有深刻意义的修辞法，它不仅可以暴露现象内部的意义，也可以暴露那些已经存在的，或已经呈现的事物，并让这些事物的意义随之进发、显现。”在马费索利看来，政治在当前的欧洲社会已经显明它的不可靠性，社会的目光开始聚焦生态哲学、家庭事务和人们的共在。现代性时期，政治取代了宗教；如今，部落有可能会取代政治。人们可以通过部落分享那些被政治认为是已经超越了的感情，“应当如此（le devoir-etre）”的逻辑开始让位于“活在当下（on vit maintenant）”的规则，让位于那些被人们称作是“特定义务论（la deontologie speeifique）”的东西。于是，一个深刻的裂口出现在“权力的掌控者”和“经历生活的人”之间；或换言之，在“现代性的建立者”和“活在当下的人”之间出现了概念上的重大碎裂。这亦表现在被用于发表、宣扬、鼓励的主张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实际秉持的主张之间的分离。当分离达到一定程度时，仇恨、嫉妒、歧视、排外、欺凌、犯规和阻挠等就会出现。为了避免这样的严重后果，人们就需要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种重大代表性之间的差别。马费索利建议使用关键字的做法，即用最少可能出错的字来表述观察。这在他的众多著述，如《常识》（1985）、《表象的空洞》（1990）、《感性理智的赞歌》（1996）、《部落时代》（1988）、《游牧生活》（1997）等等中均有论述。

（二）充满生机的社会本能

后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在于部落共在，它的生机论在马费索利看来，指的是“社会本能（lasocialite）”。这位强调“世境（metanoia）”的观察者认为，当前的欧洲社会一方面是由统治社会，即有权提出意见，提出要求，指挥人们行动的事物构成；另一方面，也是由包括了繁多内在情绪，表面呈无序状态，经常被看作是“野性生活（la vie sauvage）”的事物构成。这第二个方面，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感情、集体激情、向公众呈现的身体、观想世界的愉悦、游牧生活的苏醒等等都表现出一种后现代性的部落主义（le tribalisme）。为了理解这些现象，直觉的方法应当在分析有关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势力（la puissance soeietale）时，也就是被马费索利称作是“秘密集中（les centralites souterraines）”的社会本能时获其重要性。“直觉能够超越媒介，直达事物的核心。”显然，是秘密集中在推动、形成和发展着部落，那么又是什么促成了秘密集中的“发生”？马费索利认为，在机械的，具有可预见性的理性和来自严格实用主义具有工具性质的理性进行了统治之后，色情的动力（le principe de l’eros），即本性、本能、生理的动力和更为强烈的返古主义（l’archalsme），即魅（enchantement），神秘力量的存在，生机的源泉回归了。回归带来丰盈、充沛、足够量的活力，这使我们容易地就能在狂热的音乐节、广告的创造力、性标准和性规范的缺失、回归自然的活动、绿色环保的运动、人类身体素质下降的趋势中，即在所有能够被看作是“人的动物性（l’animal dans l’humain）”的表现中发现一种生机论（vitalisme），是这样的生机论引起了社会本能的反应。而对于社会本能的集体维度，即社会本能的另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马费索利认为只需观察时尚的重要性，即人类模仿本能的普遍适用和重新聚集的需求度，即集体性的歇斯底里，如音乐、体育、宗教的聚会等就够了。诸如此类的集体性能够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政治运动潮、商业消费热等等。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他的部落主义实际上是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时间概念，即“绵延（la duree）”有着相似的特点：变化、流动和不可预测。

（三）构筑审美的邻近

除了有时能够占统治地位，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严格制度的形式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能够保证生活的永久却不具有规定形式的秘密集中。社会本能是这样的集中，审美也是。马费索利认为，西方社会正在从现代性，即具有机械结构的社会性（le social）向后现代性，即具有复杂和有机结构的社会本能过渡。在这后一种代表性中，个人（les personnes）在不同的部落里分饰了不同的角色。应当将后现代性中的个人与现代性中的个体（les individus）加以区分：个人是角色，个体是功能。这种“分饰”就是马费索利在共同经历、共同体验意义上所提到的“美学范例（le paradigme esthetique）”。他曾用一句话解释过部落主义：“从属或分享某种品味的感觉”。这也就意味着，他的部落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共享的价值观，是一种‘重新捆绑（Religare）’意义上的新形式宗教”。是集体的感受性超越了群体，实现了邻近（la proximite）。邻近，通过对或为真实，或为象征的同一块区域的分享，共同体及伦理涌现。与一般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不应该把感情或感受性当作是纯粹的主观性，而是应该把它们当作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混合，因为我们“已经不能把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想象与经营，意识与操作等以严格的方式对立。”也就是说，在该后现代性中，构成审美的要素不再是个人的经验或内在的经验，而是向他者的“敞开（l’ouverture）”：一方面是予以他者，另一方面是他者的予以。由此，强调用“本质是神入的、邻近的，诞生于一定群体的伦理”来反对抽象的，悬浮在“人们的观察和生活之上”的道德。

（四）演绎社会势力的习俗

如果审美是一般意义上的领会（le ressentir），那么伦理、习俗（la coutume）等显示的就是当代群体的生活特征。习俗，不知始于何时的历史遗存，人们照着它的样子做，却不去解释为什么，是它建立了共在。除“秘密集中”外，还将习俗等看作是一些“社会势力（la puissance sociale）”。我们能在单纯的，只是为了在一起，没有其他特殊目的的社交网络中发现这种势力。习俗经常“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城市人充满规矩、规划的生活之中。作为集体感受性，它使严格意义上的“忘我（une ex-tase）”，即“存在于自身之外（etre en dehors de soi-meme）”有了实现的可能。即那些与我们终日相伴，如纵酒作乐的宴请、无足轻重的闲聚等事情都能使我们“走出自己（sortir de soi）”并体验到部落主义的情绪氛围。由此，个体和/或集体“经历着世界，并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比如，大众传媒的高度发展已经引发建立在普遍性、事物增值、讲求优先态度上的资产阶级文化当前的分崩离析。

二、后现代部落的组织

（一）个体的群体化趋势

马费索利强调，应当关注政治形式的变化涉及个体主义的饱和这样的事实，因为这将成为另外一种关注社会的方式。比如，年轻人的追赶热潮，部落成员的群情鼎沸，对于流行时尚的遵守，被统一和标准化的文化，大众衣着的中性化趋势等都能让我们意识到个体概念在后现代结构不易区分的人群之中的弱化。换言之，“当存在某种个体同一（l’identite）时，我们就能发现国家（社会）同一。”后现代结构中的个人包含在有机的整体之中，依赖于他者，接受社会现实的发生。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结构中，只有当个人与群体发生关联，个人才会有价值。至于它们之间的关联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并不重要。有机整体的概念通常也与或是大众的，或是私人的，或是家庭的地点、回忆、集体的记忆有关，正是诸如此类的事物创造了日常生活能够得以沉淀的城市、街区、处所、场地，即那些可以让我们居留、行走、观察、思考和眺望的地方。因此，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反馈实际上是以自然团体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非公共秩序或其他理性因素。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我们如何命名这样的集中，如“同源群体”、“家族群体”、“副群体”或“等同群体”等，那都是在提醒早已存在了的部落主义。

（二）融为一体功能的实现

个体的群体化趋势是一方面，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是另一方面。首先，社会性在现代性的结构中是受束缚的，它必须服从多方权力的要求；而在后现代，一种确定的势力，即“不断重新开始，具有连带性（lasolidarite）或交互性（la reciprocite）的活动”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共同体的融合功能能够去个体化，并创造出一种不涉及他者在场、隐约可察的联合，即被马费索利称作是“触知关系（un rapporttactile）”的联合。事实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事件”，现实中都有可能促成人们的集结或群体的出现，更别提那些被刻意宣扬、督促和鼓励的政治游行、体育联赛、商品折扣季、摇滚音乐节、数字交友网、慈善拍卖会了。正是如此类型的事物确立了被我们称作是“社会本能”的新的时代精神。

其次，现代性结构可以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和个体在政党、协会等稳定团体中所发挥的作用来描述社会性特征，而后现代性结构对于社会本能特征的描述主要在于个人（persona）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包括他在职业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包括他在部落中所扮演的角色。个人会根据自身文化的、性的、宗教的、友情的品味在每一天，在每一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中选择自己的“演出服”。在调性的变化下，表演确保了融为一体功能的实现。

再次，社会生活是与群体关联的。马费索利认为，如果要对这种关联性进行确认，只需观察那些家庭的、宗教的或友情的初级群体就够了。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在群体中得以开化和制造出卓越的政治、经济、艺术产品。必须将这样的群体与具有纯粹形式的群体，即与那些没有确定目的的共在进行对比观察。那么网络逻辑的发展，即为了确定的目的加入群体是否会被集体感觉的存在，即没有确定目的的共在所取代！这也就意味着，引力与斥力的过程将通过选择来实现。于是，我们能够注意到一个被称作是“选择性社会本能（une socialite elective）”的制定。由此，被解构的社会并没有被归结到任何一个理性的机械性质中，它通过每个个人在其所属群体中的遭遇、形势、状况、变化、经历等组织起来并维续存在。换言之，构成社会的不同“圈子”让彼此配合，相互的关联使得它们具有了价值、意义。

接着，应当将通过社会组织所表现出的有关社会各方面的推动力与小群体（les micrns groupes）的创造性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当代小群体之间的网络状构造是大众创造力的最完美表达。”因此，在马费索利看来，那些被我们称作是“危机”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现代性经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其终结的原因在于网络，网络粘合了群体与大众，它没有现代性结构的那种只注重形式与表象的组织模式的僵硬，它更多的是给人以精神层面的氛围，它喜欢通过相应的生活方式来进行表达。几乎可以认为，它就是一种作为母体适用于大量经验、状况、行动、无目的行为的集体无意识。

最后，大众和部落的仪式能够被人们在认为是越来越重要的体育盛会中显明地感知到，这也表现在在大型商店、连锁超市、商业中心所发生的消费狂热中。与其说这些地方销售的是产品，不如说它们传播的是类型，是留有印迹的象征主义。此外，我们同样能够在大城市的街道上通过观察那些漫无目的的行走、观望，或者是在暑期人头攒动的海滩通过观察那些即兴的表演发现它们，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也都是融为一体功能的实现。

（三）异质的张力和伦理的粘合

现代性曾经实践过这样的悖论：取消差异的行为导致区分现象的出现。实际上，“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将一切归人行列，使之系统化；或者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使之同一化。”所有的政治秩序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然而，按照与现代性时代不同的其他时代、地域的反映，我们能够发现一定群体的形成实际上得益于群体成员间彼此的区别。或换言之，对于一些不同于现代性的要求来说，惟有异质在彼此间形成的张力才能保证群体的团结，不同的生活方式才能得以共在。

对于马费索利而言，现在已是个体归属共同体要比个体更为重要的时刻，比只是记述重大事件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建立共同体基础的日常生活史。人们并非只是处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还包括他们与他者共享的城市、土地、自然环境等，伦理充当了共享这种当下空间的不同群体间的粘合剂。如果参考乔治・西美尔关于“桥”、“门”的隐喻，即连结者又是分离者，对于空间、土地、资源等的强调就使代表关联关系的个人成为敞开与保留的混合体，亦是这样的强调使得网络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此外，从归属感出发，通过特殊伦理，一些特别的小群体或部落亦会在交流网络的领域内不断涌现。当我们观察机械舞会、性聚会、体育暴力事件、黑色金属或硬岩摇滚的演出，在极端情况下被激发显现的宗教幻觉时，“能够确认的是，并不存在一种道德占据着思维的支配地位，起作用的是伦理。”

三、后现代部落的发展

（一）从部落到数字部落

作为空间对象的城市是土地的承继，人们以多少有些短暂的方式在那里沉淀、植根、观察、沉思。为了获得安全的庇护和拥有稳定的感情，部落成为人们的选择，而技术能够增强人们对于部落的归属感。目前，通过物理构成，包括应用软件、机器设备、传输协议、数据信息、电力系统、终端用户，即人等；和内部组织构成，包括空间关系、人机关系、人际关系、权力关系等；新的交流母体已经出现，新的群体风格已经显现。群体唤起村族或部落的古老结构，由此“游牧生活和互联网让人们有了更好地聚合。”游牧生活，“一种无忧无虑的气氛，它不促进对明日的关心，而是相反地促进生活在当下的欲望，这涉及在时代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马费索利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应当了解数字部落的时间性，因为它的存在与消失都比一般的部落具有更高的或然性。

（二）“活在当下”

马费索利认为，十九世纪的合理性参照的是广义的历史，而当前的合理性参照的是邻近的程度。后现代性的合理性围绕着连结了个人并予以个人自由的枢轴，如兴趣、行动、场所、空间、情感、精神领袖等组织起来。它既是向心的，又是离心的；因此，部落本身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各种从属亦非绝对的判断。“因相同的情感，我们与他者相遇、相聚，形成部落；又因情感的转移，我们从一个部落走向另一个部落。”于是，理解后现代性的社会生活就如同理解演员们的演出：一场表演过后，会有聚散，会有新的表演。亦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活在当下”所表达的典型时代特征。

（三）古老神话的实现

“邻近活动汇聚出多中心的星云团。”也就是说，社会群体围绕自身价值创造自己的领土和思想体系，继而遵守自己的规定。这种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模型促使一致性，即让大多数部落都会遵从的规则出现。孤立与宽容，排斥与接纳，是它们构成了被瑞典人类学家乌尔夫・翰纳兹（UlfHannerz）称作是“全球马赛克（la mosaique globale）”的东西。对于马费索利来说，由于确定的母体内部结集（cristallisation）了大量的引力中心，因此会有越来越多不断的“来去（va-et-vient）”发生在众人与部落之间，是那些被称作是“经历”、“经验”、“敏感”的邻近和感情充当了事物之间的粘合剂。于是，网络的网络就可以用对建筑的解释来说明：建筑通过构成自身的成分具有价值，通过成分间的“重新捆绑”（reliance）具有不同的风格。不管怎样，部落的存在固然多少显得有些短暂，但由于它们创造出了能够维续足够长时间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如理想、信念、意志、情绪等，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创造看作是共同体古老神话在现实的实现。而这种创造本身，意味的正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结语

马费索利的部落理论实际上建立在他的后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之上。然而，他的后现代性如前所述指的是现代性之后，是变化的描述而非对时间的确认。这也就意味着，这样的后现代性并未完全超越现代性，而是一种虚假（迪斯尼式）的后现代性。换言之，这样的后现代性希望通过摧毁现代性用以控制和压抑人们的种种理性与普遍力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释放人们的创造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对众多社会现象的观察与分析，马费索利认为目前的西方社会已经开始进人后现代性的时代。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学家都会认同这样的后现代性概念，也非所有的社会学家都会认为当前的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性时代。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就认为，由于现代性是以知识的独立与社会、政治的关联为前提，而目前的社会却是由人、混合体、复杂的社会技术网络所构成，因此现代性时代已经完结，并不存在马费索利所言的那种后现代性时代。

其次，马费索利的后现代性的关键是要考察相应的美学范式，如相互间的邻近，如重新捆绑意义上的联合等等。而这样的美学范式和统治方式均与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社会本身的传统、政治特色相关联。也就是说，不能确定其他社会，尤其是其他现代工业社会的背景、条件等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考察的前提要求，也无法确定这样的后现代性所强调的感情、部落、游牧、结集、社会之连（le lien social）等是否能在其他的社会获得理解与认同。简言之，马费索利的后现代性的广维度具有一定的限定性。

再次，马费索利的部落理论主要源自他对西方社会，尤其是对当代欧洲社会的社会变化进行的研究。他认为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的现代性过分重视了人的目标和理想却忽视了人本身，而目前正不断发生在欧洲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危机”也从现实层面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意味着，马费索利的部落理论对我国学者的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或指导意义――我们的社会也在不断涌现各种各样非正式的感情共同体；我们的社会发展在现阶段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追逐时尚、消费热、集体激情；我们的社科研究重点也在转向生态哲学、家庭事务和民生状况等等；我们仍应重视该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即这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否真正适用于我们，适用于我们的社会。

最后，作为一名观察者――马费索利认为社会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观察，而非改变；他并不注重认识方法的科学性，即重复的可能；而更在意领会，对那些不能被精准估量的感情的领会。当然，这不是在否定理性，而是马费索利在强调非理性在现时应用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他看来，理性与非理性对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人们对于这两者的要求和期望并不相同。对于部落理论来讲，非理性因素，如感情、审美、冲动、激情、游牧思想和对自由的渴望等等充盈其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方法、新的理念、新的思考去迎接诸如此类生机勃勃的观察对象。由此，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只被局限在自身封闭的系统之内，而是应该向一切拥有大胆思想的事物敞开；让人们能够去了解我们与这些事物之间的互动和我们与这些事物之间建立信念系统的过程，从而完成被米歇尔・马费索利称作是“创造（creation）”的东西，即那个由狄奥尼索斯（Dionysus）所代表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