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与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模式对比研究

【摘 要】本文运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考察早期典籍译介与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以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对外译介活动提供启示。

【关键词】传播学；5w模式；中国文学“走出去”

1、引言

新世纪背景下，文化全球化不断地打破文化疆界和学科疆界。翻译研究尝试与其它学科互动以寻求突破，利用各学科视角拓宽研究空间。作为应用性的新兴独立学科，传播学与翻译研究存在本质的相似，研究方法与视角也适用翻译研究。本文借助传播学的经典传播模式，对20世纪以前的典籍译介与20世纪以后现当代文学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进行新的思考。

2、翻译的传播本质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

学者吕俊和侯向群最早进行了元翻译学研究，探讨翻译的任务实际上是信息的传播，其本质就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和跨传播和交际，其基本理论就是传播学的基本原理”（1995：59）。美国社会学家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学“5w”模式，把传播的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的互动关系与活动过程，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该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内容。事实上，翻译研究本身预设了翻译主体、翻译内容、译介渠道、译介对象以及译介效果等问题的讨论，因而5w模式为翻译研究构建了传播学理论框架。

3、典籍与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模式对比研究

3.1“谁”——译者对比

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开始于17世纪古典文籍译介，译者主要为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等，几乎不见中国译者的身影。“真正由真正由中国人自己译出的，到晚清民初时期，比较闻名的，恐怕只有辜鸿铭、张庆桐和苏曼殊三人”（马祖毅，1997：699），谢天振也表示，“中国文学和文化能够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影响，并不是靠我们的翻译家，而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影响”（赵芸、袁莉，2010：21）。例如，元代著名杂剧《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经典化，寒山诗在美国掀起新诗运动的热潮。而在当时，合作翻译的模式也开始出现，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黄胜、王韬合作翻译四书五经，但核心力量仍是外国译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学译者模式的理性选择。开启中国现代文学英译的《天下月刊》认为译者有以下几类情况：“一是作家自译，二是中国译者的翻译，三是中西译者合作翻译”（彭发胜，2011：25）。在全球化的当今，仅依赖国内译者进行翻译，无疑有“闭门造车”之势，中西合作模式也有不少，例如，杨宪益、戴乃迭翻译了以左翼与解放区文学；邵洵美与项美丽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葛浩文和林丽君合作翻译了《荒人手记》、《玉米》等作品。同典籍译介情况相似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活动中的主力军是国外的汉学家，华裔外籍学者等热诚汉学研究的人士。

3.2 “说什么”——翻译选材对比

20世纪前中国文学译介首先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完成的，翻译对象以经籍为主，目的一方面是向教会介绍中国国情，另一方面是替在华传教寻找理论根据。“如果说18世纪是英人因为好奇等缘故而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话，19世纪则有一批学者开始了严谨而细致的探讨”（黄鸣奋，1995：128）。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对于中国精神文明高度结晶的典籍进行了翻译，18世纪欧洲还一度出现“中国热”。同时《赵氏孤儿》与《好俅传》英译与改造，也显现了这些翻译文学作品“供影射与批评英国现实之用”（同上）的目的，这无疑是当时翻译选材的又一个主要风向标。而为数不多的国内“中译外”人士，对待翻译选择几乎出于相同的目的，例如，辜鸿铭笃信经籍非西方能所及，于是翻译了《论语》、《中庸》。

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以《中国文学》最为系统，1981年又出现了效仿《企鹅丛书》的“熊猫丛书”，其选材的标准有二：“一是作品适合对外宣传；二是作品优秀，质量好”（耿强，2010：102）。实际上，“《中国文学》的选材取舍是基于对国外读者需求的了解基础上做出的。大多数外国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郭林祥，1997：29）。吴自选也指出，“一方面，《中国文学》的编辑和译者对每一个文学作品的选择都是审慎的，一方面选题反映中国真实情况和

国人民真正生活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了外国读者的兴趣”（2010：55）。当前该刊着力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主要势力，诸如刘震云、余华、毕飞宇、莫言等作家作品成为译介重点。但“熊猫丛书”受外文局管理，外文局又是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在选材上必然体现着“国家宣传机构所主持的对外译介项目的浓厚政治色彩”（耿强，2010：103）。所以葛浩文说“译者要够参与选择要翻译的作品，而不仅仅由官方决定想把什么作品推给欧美读者”（李文静，2012：60）。此外，“一直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品的译介工作呈零散的态势。国内的翻译人员和国外的汉学家基本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题，有的则是碰到什么译什么，有很大的偶然性”（陈岚，2008：160）。葛浩文也说他选作品的条件通常为：一是自己喜欢；二是适合自己来译①。

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应让文学的选题成为瓶颈，从历史的经验中应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选译主要面向国外的汉学研究者和学术界，需要对其真正的需要有切实的把握；而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选译，即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完全脱节”（吴自选，2012：88）。乐黛玉提出“当下性”和“历史性”并重：“一方面在对话和交谈中，要在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文学里，实现‘此刻’的空间，使自己成为世界空间的同时代人；另一方面又要继承自己历史传统的谱系，在时间上构成历史的延续”（2010：143-144），这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选材是意义深远的。

3.3 “通过什么渠道”——译介渠道对比

早期的典籍译介与当前的现当代文学译介的传播渠道大致类似：出书或改编为其它艺术样式。在出书方面，前者占有的优势较大，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纷纷来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西方报纸和出版机构相继出现”（黄鸣奋，1995：126）。而由中国本土策动的译出活动，无法拥有畅通的海外发行渠道，也面临着不同国家的图书版式、开本、编排、装帧等问题。其次，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其它艺术样式屡见不鲜，《赵氏孤儿》最先由法国教士马若瑟节译为法语，之后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又将其改编为剧本《中国孤儿》，后译成英语传入英国，并以改编本的形式在法国、英国舞台上演出，引起了大众极好的反响。现当代文学中也有大量成功的例证，而且电影或电视等媒介传播渠道无疑更为直接。如“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被改编为影片《菊豆》后，随着该影片在日本的热映，这部小说也销量大增”②。另外，“莫言、苏童、余华之成为当红名家、甚至国际知名作家，显然与《红高粱》、《妻妾成群》和《活着》分别是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事实关系甚大”（王一川，2001：26）。 　3.4 “对谁”——接受对象对比

早期典籍的译介很大程度考虑了满足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国情的需要。译本最初的受众是统治者、文化精英及上层社会人士，以满足猎奇的心态。之后出现了改编式的译作，文字、主题和社会背景等进行了加工，使受众易于理解与接受。如以《赵氏孤儿》节译本为根据所改编的《中国孤儿》以戏剧表演的形式传播，“辐射”到了不识字群体。

学者耿强将中国文学的主要读者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业读者和研究者……第二类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对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第三类是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的人士，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2010：124）。三类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期待不同，中国现代当文学译介作品的读者构成主要有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相比后者，前者更多地会从文字审美角度阅读欣赏译作，所以读者多样化的需求是译介活动中必然考虑点。

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位处边缘不容争辩，对外译介实际上是由边缘文学向西方文学中心的交流活动。而文化交流有其自身规律：“交流总的趋势通常是高势能向低势能辐射，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廖七一，2012：5）。因此，“处于中心位置的接受方英美读者自然会以他们自己的眼光和视角秋衡量来自边缘和弱势一方的文学……而他们通过自己的视角和眼光所希望看到的中国文学形象也因此是丰富多彩，各不相同”（耿强，2010：95），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要解决的问题在于选材的多样化，以扩大读者的选择范围，使各取所需。

3.5“取得什么效果”——译介效果对比

两次译介活动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几乎可以

被看作是接受语境的主动选择，为译入；后者是中国本土策动的译出活动，所以译入国的接受是一种被动的状态。显然，主动的选择对本国意识形态、读者需求、文化背景方面都有别国无比匹及的优势。由马若瑟节译引入法国的《赵氏孤儿》，几经改编和再译，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由托马斯·珀西由葡萄牙文转译成英文的《好逑传》，在英国出版，“立即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刊物纷纷转载珀西的英译本，同时也相继出版了法文、荷兰文、德文转译本”（马祖毅，1997：226）。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效果则显得不太如意。从“熊猫丛书”的情况来看，个别译本受到英美读者的欢迎，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在“80年代累计印刷达3万册左右，应该是比较好的记录了。英美两国的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收藏有此书”（耿强，2010：96），葛浩文翻译的《萧红小说选》成为英美读者了解中国女性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坎坷命运的记录，并“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选入‘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同上：99）。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逐渐获得学术界的重视，“但中国文学还远没有吸引住英美的多数读者，更遑论对西方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同上：138）。但是“如果译出国门的作品没有人愿意读，不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那么，即便是走出了国门，也走不进市场，更无法走进西方读者的眼中和心中”（李文静，2012：60），对外译介的状况堪虑。

4、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译者方面，鼓励译入语翻译家进行翻译，中西合作翻译是有效的方式。首先，外国译者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进行合作翻译能提高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译文读者易于阅读，乐于接受，“合作还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灵敏度，避免如今在媒体、书展上并不鲜见的误解”（赵芸、袁莉，2010：26）。也有学者提出理想化模式：“中方和外方从选题策划、撰写书稿、翻译编辑，到版式设计、印刷出版、发行销售，进行全方位的全程合作，双方在各个环节发挥各自的优势”（同上：27）。在合译的同时，也可进行翻译人才的培养，逐渐提高译出水平。选材方面，考虑到文化势差，现阶段译出的作品要照顾到海外读者，选材做到多样化以满足不同需求的读者。对海外市场和读者需做细致的分析研究，关注不同群体的反应与接受。翻译家袁志英认为：“我们在价值观、审美观上和别的国家，和西方国家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推出的‘送出’的东西人家不一定买账，我们可做介绍，然而进口什么应由进口国的学者译者决定”（同上：24）。拓宽传播渠道，体现现代性，出版社进行国际间的合作，译入语出版社在图书版式、开本、编排、装帧等方面根据不同国家的读者的阅读习惯作相应的调整。“还要关注新技术对于文学传播所起的特别作用，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形成各种媒介的互动。” ③，如改编电影的巨大作用。但传播与译介过程有其阶段性。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要想在短短地30年不到的时间里让更多的西方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这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实现，需要中外学者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耿强，2010：139）。

注释：

①舒晋瑜.十问葛浩文[n/ol].中华读书报.

③高方，许钧.中国文学如何真正走出去？[n/ol].文汇报.

http：//.cn/wybj/201101/t20110114_2934182.htm.

【参考文献】

[1]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陈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研究概述[j].湖南社会科学，2008（3）： 158-161.

[3]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4]郭林祥.外宣工作中的新考验[j].对外传播，1997（7）：28-29.

[5]黄鸣奋.近四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流传[j].学术交流，1995（3）： 125-128.

[6]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1）：57-60.

[7]廖七一.文化典籍的外译与接受语境[j].东方翻译，2012（4）：4-8.

[8]吕俊，侯向群.元翻译学的思考与翻译的多元性研究[j].外国语，1995（5）： 56-61.

[9]马祖毅.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10]彭发胜.《天下月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j].中国翻译，2011（2）：23-28.

[11]乐黛云.通向世界的桥梁——祝《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创刊[j].中国比较文学，2010（2）：143-145.

[12]王一川.“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 2001（6）： 22-27

[13]吴自选. 翻译与翻译之外：从《中国文学》杂志谈中国文学“走出去”. 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7）： 86-90

[14]吴自选.《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英译（访谈录） [j].东方翻译，2010（4）： 52-55.

[15]赵芸，袁莉.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j].上海采风，2010（3）：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