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想”,还是“已经”?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句话表达了司马迁为写《史记》而甘受屈辱的心志。

人教版第六册的教学参考书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杀戮，哪里会有悔恨呢！”《古文观止》对这句话的解释总体一致，就是将第一个分句解释成了“我确实已经写了这本书”。

两种解释都有它的道理。从字面上说，“以”在古文中有多个义项，但此处唯有“通‘已’”这个义项适合句子的需要。《古文观止》的翻译情况符合“字字落实”的标准。然而这种翻译在表意上却与教学参考书的翻译有很大的差别。教学参考书的翻译告诉读者，此时《史记》还没有完成；《古文观止》的翻译告诉读者，《史记》已经完成。

那么文章本身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信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句话：“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按照前面一句话的内容，令人感觉到司马迁总体上应该已经完成了《史记》，所以《古文观止》会这么翻译。教材上的翻译应该是受到“草创未就”一句的影响而形成的。不过，“草创未就”也可以看成是司马迁的谦谨之辞，因为一个治学严谨、品性谦让的人即使完成了自己的文字工作，可能也会觉得需要进一步完善，书已写完，但是仍有可能会出现经不起推敲之处，在他人面前仍然只是“草创”而已。由于对这段文字揣摩的角度有所不同，所以此时《史记》是否已经完成就只能成为一种推测。

有趣的是，“藏之名山”这句话的意思又有多种推测，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么两种：

其一，司马迁受宫刑之前已有家室，并有子女，他遇难时叮嘱女儿司马英一定要将《史记》初稿和相关资料带走保存好，让其流传百世。司马迁的女婿杨敞的老家就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司马英将《史记》初稿等带往杨府后，为了万无一失，又与其丈夫杨敞商量，决定将《史记》送往老家华阴珍藏。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藏之名山”一事的真实意义。①

按照这种解说来看，被女儿带走，还可以“传之其人”的《史记》已经没有修改的机会了，因此写《报任安书》时的司马迁已经完成了《史记》。

其二，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逢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②

按照这种推测，既然书在“府”中，就可以随时继续往下写，那么写《报任安书》时的司马迁倒确实可能尚未完成《史记》了。

这些解说都只是自圆其说的推测，在历史考证尚未得以确认时，对一个文言语句的翻译也是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的，比方说将“仆诚以著此书”译为“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时，“以”字的用法和意义就显得非常含糊了，但我们认为就整个句子的翻译而言，它还是通顺合理的；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中国文字的运用规律，还没有把握说我们已经积累了汉字的所有的具有时代与地方特征的用法和意义，对于几千年的中国文字发展史的探索将是一条难以走尽的路。目前，我们要做的行之有效的事是使自己和接受引导的学生都能够在文本言辞的瞻前顾后的理解与赏析中，以及根据自己的积累或者资料的搜索，用探究到的其他知识来辅助自己形成一种合情合理的说法――即使说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以期提高对文字的敏感度。

至此，司马迁是“想”还是“已经”完成《史记》，已经不重要了，这些解释只不过是我们借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一根针而已，衣服缝好了，这根针自然卸去它的责任了。

参考文献：

① 吴东平著《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之《女儿司马英：将〈史记〉“藏之名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易平著《〈太史公书〉“藏之名山”新解》，《光明日报》2004年2月17日

（浙江省湖州中学弁山校区；313000）